大厦之将倾与挽大厦之将倾

古代读书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是所谓的“三不朽”：立德、立功和立言。

仔细琢磨，古来今往那么多文人骚客，能达到“三不朽”的也就两个半人：孔丘王守仁算俩个，曾国藩算半个。

这个半个是怎么算的，很简单，曾文正公虽已立功、立德，但在立言上虽有几大本的家书、家训，但毕竟没能像前两位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故只能算半个。

曾国藩是大器晚成的典型（其实也不算太晚），民间传有他的一则轶事，据说有小偷去曾国藩家行偷盗之事，正巧曾国藩正在熬夜苦读，小偷只能在一侧等着他背完，然而过去了许久，曾国藩还未将文章背下，小偷难以忍耐，现身将文章背了一遍，扬长而去。且无论真假，然可一窥其早年之资质。

然则，道光十八年，时年二十七的曾国藩以殿试第四十二名被此同进士出身后，其人生就如同开挂一般，十年七迁，这在以资历就官职的帝制时代不可不谓是一件令人惊异之事。

且粗略列之：

道光二十年，散馆考试，名列二等十九名，授翰林院检讨。

道光二十三年七月，钦命曾国藩为四川乡试正考官。八月，授翰林院侍讲。十二月，充文渊阁校理。

道光二十四年，转侍读。

道光二十五年三月，任会试同考官。

......

余下的不再一一详列，大致到他回乡守孝之时，已官至吏部左侍郎。众所周知，六部是吏户礼兵刑工，清朝还有一个管理西藏事务以及部分外交事宜的理藩院，位同六部，居工部之下。而这个顺序其实就是官职升迁的顺序，在以资历任官职的帝制时代，兵部侍郎的地位可能比工部尚书高。

所以，即使没有太平天国，曾国藩依旧能在这个体制之中风生水起、飞黄腾达，只是或许不能达到太平天国时期他所取得的声威罢了。

曾国藩从军其实是一个极其意外的事件，若没有八旗和绿营兵太平天国之前纷纷溃败，咸丰帝也不会想到在地方组织团练。而曾国藩能取得那么高的权势和声威也是一件极其意外的事件，若不是天京爆发事变，东王杨秀清横死，翼王石达开出走，天王自此越发堕落，太平天国势力开始转向衰落；但正巧此时洪仁玕从香港回到天京，被封为干王执掌朝政，再加上英王陈玉成和忠王李秀成两位极具个人魅力和作战能力的新王崛起，而后攻破封困天京数年之久的江南、江北大营；再加上英法美俄为了扩大鸦片战争中所获得的的权益，提出修约要求，进而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大败。

综合这些条件，曾国藩的湘军成为了当时中国境内唯一还未失败的军队，尤其在咸丰帝死后，慈禧联合恭亲王发动政变诛灭辅政八大臣之后，将内忧视为病危之痛，而把外患视为瘙痒之痛的思想占据了朝廷的主流，从而在曾国藩尚未来得及忧心其靠山肃顺被扳倒时，一座更大的靠山已经树立了起来。

同治元年一月三十一日，曾国藩奉旨任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其权力在长江流域被进一步巩固。

其实，曾国藩在长江流域的权力中心地位自咸丰年间就已形成。咸丰九年，曾国藩对英王的大本营安庆进行了长期的围困，英王数次救援均告失败，其势力被逼到皖北。咸丰十年，英王陈玉成被杀，太平天国两大臂膀去其一。次年九月五日，湘军攻破安庆，天京西面门户大开。十二月，曾国藩加太子太保衔，奉命督办苏、皖、浙、赣四省军务，其巡抚、提镇以下悉归其节制（另外，咸丰十年六月，曾国藩已实授两江总督，以钦差大臣身份督江南军务）。由此，同治元年，恭亲王和慈禧的那道诏令不过是对其在长江流域的地位进行肯定，以安其心吧了。

我们可以看看当时的情势，长江上游的四川虽有石达开祸乱，但未能对整体局面发生大的影响；中游的湖南湖北，湖南是湘军的根据地，牢牢掌握在曾国藩手中，湖北自太平天国最后一次西征失败后便以为为清军掌控，安徽已经成为曾国藩东征的大本营；而下游的江苏以及往南的浙江，名义上已经授给了李鸿章、左宗棠等曾国藩的嫡系，天京西面屏障已无，忠王李秀成努力在浙江经营，上海的洋人对太平天国不能说有敌意，但至少是不友好的。同治元年，曾国荃率军进驻南京城外的雨花台，李鸿章率领淮军抵达上海，左宗棠由江西入浙江，天京危如累卵。

后面的结果大家都很清楚了，就不再细述了。

最后，其实我想说的是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曾国藩的正面和反面，或者说是内在人格和外在人格。曾国藩本是一文人，但因为时事而被迫成了带军的将领。作为文人的那一面要求他内敛修身明进退，所以他在被授予高位时内心惶恐，时常担心名不副实，在攻灭太平天国后，不断写信让其弟功成身退，究其根本，曾国藩其实理想的是做一名钻研学问的文人。而作为将军的那一面又迫使他冷静坚忍残酷，面对幼弟死去虽心如刀割但仍旧保持冷静，攻破安庆、天京时对屠城、杀俘之事面不改色，时人称之“曾剃头”。据说湘军攻破天京之后，男子皆被抓去为他们搬运掠夺的钱财，老人几乎都被杀害，女子四十岁以下的多被兵士掠夺做妾或者强暴。

第二个问题，即我们可以发现中华民族的标准其实并不是血缘，而是文化。清兵入关之时，多少文人不再出仕，视满人如仇敌。然而清末之时，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等又为了维护清朝的统治而往来奔波，甚至悍不畏死。这是一个很奇怪很矛盾的现象，但我们也要看到其实这种融合或者是认同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没有条件的。

当我们将元朝和清朝对比，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现象，虽然都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但清时汉人对满人的认同感远比元时的汉人对蒙古族的认同感要高。原因是很明显的，因为蒙古族始终未能与中华文化相融合，而满人的汉化程度是比较高的。也就是说，所谓的“夷夏之辨”，其根本是所谓的“夷”能否融入“夏”的文化之中，只要“夷”接收了“夏”文化，“夷”就成了“夏”。但我们也要看到这种过程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即是是汉化程度较高的清朝，满人和汉人的区别也是一直存在的，并没有达到互通有无的程度，而是在又经过了数十年甚至近百年的历史进程，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个民族隔阂才开始消除。

最后一个问题，即太平天国是清朝汉人势力崛起的转折点。纵观少数民族政权，大多数都是采取民族分治制度，比如辽代的南北面官制度。清朝政府机构中也是存在民族差别的，就拿地方督抚来说，康熙时，汉人任督抚者“十无二三”，乾隆时巡抚满汉各半，总督大多仍为满人，但是太平天国后，汉人任督抚数则大大增加。除此，最为重要的一点即是，在这场长达十四年的战争中，即使清朝危而复安，但原属中央的很大一部分权力都落入了地方督抚之手，尤其是包括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等人在内的曾国藩集团。

以人事权举个例子，据统计，曾国藩任两江总督之后，提携表荐的，计有总督三人（两江、闽浙、两广），权及东南七省；九人先后任七省通抚（粤、陕、苏、赣、皖、浙、鄂），几乎占全国十五通抚的二分之一。

再说，曾国藩带军时多次违抗朝廷政令，无论是在咸丰年间还是同治年间，虽然这与当时的特殊局势有关，但依然隐约反映出此战过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将大为削弱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