柜台需要你

柜台需要你 “贝佳!柜台需要你!”

 “啊?什么?”

我坐在休息室的角落,手掌上的书刚落在桌面上,像往常一样不得不逼迫自己光速进入另一种生活状态,就像在无数电影里穿越到另一个世界的过程中被强行拉回时间原点,这样的拉扯让我瞬间惊惧,只好和休息室里的另一个人面面相觑,互相发送着谁也不知道含义的信号。

 声音消失了,但我确实听得很清楚,我把头尽量低下,幻想文字发出了声音,以为这样就能一步步爬回穿越隧道里,执着地做着无意义的努力。

“操……”一面瞪着我,一面快速解下纠缠在一起的行李带,金属扣滑击塑料壳发出“哐哐”的凌厉声音,一把拿下她平时绝不会不借此求助于男性的二十寸塑料行李箱,随即拖着行李箱迅速转身扬长而去,就像她无数次形容给我她分手时的潇洒模样。知识的大门是很容易在压迫中关上的,我把书合上,笔袋在手心微微出汗,等它们又重新回到储物柜后,我看到了这个人,他正把一单行李拖进来,这时又似乎不需要我了。

“你刚才说什么?” “呃,柜台有点忙,需要你出去帮忙。” “哦。” 我面无表情的时候像一个忧郁的精神病人,很多人这样对我说过,也许只有在这种时候,他才能意识到我们并不亲密。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他对我说这句话了,自从我来到这家酒店实习以来,同时负担学业的繁重让我不得不利用换班间隙的短暂闲暇来投入学习,他并不是第一个这样要求我的人,却是唯一一个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我不能再偷懒,必须出去工作的人。

似乎是为了逃避某种个人的责任,印象最深的一次那时候正在准备一场学业里十分重要甚至可以说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考试,于是硬着头皮想方设法钻其他人心照不宣的时间角沿,在第也许二十次被叫出去之后,他对我说:“贝佳贝佳,柜台需要你。”

已经毕业多年但仍纯净得像一个少年的声音激起了我内心积攒的凌虐欲,想要毁掉这份不谙世事的奇怪天真,“可是我不需要柜台啊。”我平静地注视他如同孩童般兴奋的面孔一点一点暗淡下来,变成一种不自知的无措的苦笑,我的目的达到了。 摧毁像他这样的人实在太容易了,我想。

他叫童谣,他的个性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洋溢着天真烂漫不谙世事的味道,这份天真在成人世界里是很危险的,一切都只在越不越界间,成人的界线模糊而复杂,情感,利益,动机,一切都是考核标准,稍有不慎,任何程度的天真都会显得很愚蠢,然后你的个性,外貌,从头到脚的每一寸皮肤,甚至你的微笑,都会被贴上“情商低”的标签。

童谣是天真的,他的皮肤雪白,即便在大堂外站一个下午也不会散发出那种馊掉的男人味道,他的声音极像女生,尖细而温柔,每次见面他都把自己当做一只猫,发出“喵喵”的猫叫声。

身材瘦削,脸像是从脖子洞里长出来,被挤成等宽的长方形,却有一米八以上的海拔,这让他行走在任何地方都像一具复活的木乃伊。

他并不常笑,五官常是耷拉着的,这种时候更像一只狗,这种时候也更多,休息室里几乎是看不见他的,即便连续站了五个小时,让领班不得不在意的时候,他也能不知不觉又站在另一个岗位,像是本来就属于那里似得做着那些工作,似乎也没有什么人打算去纠正,仿佛做这些多余的事本来就是他应该也愿意的一样。

而不忙的时候,他会用及其熟练的手法点击opera里我永远记不清顺序的一个个页面的钮键,用很快乐的语调和我介绍这些高低起伏的红色柱状图代表酒店入住率又上升了多少,就像小孩子炫耀自己喝的水杯,就像他是那个一进酒店就全员戒备,耳机里不断重复播放“大公子来啦”的人。

这样的人是容易天真的,在所有需要俯视的皮肤黝黑身体馊掉的永远无法停止黄笑话或性暗示的男人里,这样的人,是容易显得愚蠢的。

 小孩子是爱吃零食的,只有吃着他的零食的时候我不会产生负疚感,会很快乐地索求:“明天也要带哦。”然而看他露出不情愿的嘴角说好。

我和他大概是这里最容易把不开心写在脸上的人,刚来一个月的时候,几乎每隔一天我就要听到领班那在我眼里被扭曲得及其谄媚的笑容,忽然之间出现在我的身旁或正前方,“贝佳,来,笑一个。”

笑你妈卖批。

这是我唯一使用的网络用语。

每当我又捧着书坐到几乎专属于我的小角落,我能敏感地察觉到那些飘忽来去的投射在我身上的同情或怜悯的目光,就像有人曾经问我:“你们怎么这么可怜啊,你们的师兄师姐之前都不用这么辛苦,还要学习。”而我回答:“每天学习的时候是我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光。”我故意把话说得稍微文绉绉一点,然后问话的人露出那种惊诧的似乎是不可思议的表情。

 大概是使我不快乐的祸源太过于明目张胆地显而易见在所有人的眼前,于是这份不快乐竟无意中被大多数人感同身受了,“学习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最最痛苦的事了”,因此每当我又捧着书坐到几乎专属于我的小角落,那些手机游戏哔哔叭叭的戏谑,谁和谁又什么时候分手或离婚,那些嘈杂或热恋,都更加紧张而热烈,似乎拼命想要把我和我的不快乐掩盖,以维持他们永恒不变的快乐。

 童谣的不快乐似乎是让人手足无措的,他们无法像对我一样对他,他的不快乐是完美的,没有丝毫破绽,你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被腐蚀,或者逃离,他的不快乐是强大的。 他有一次对我说:“这个恶心的工作,不想干了。”我回复他说:“那就辞职啊,我想走还走不了,不实习搞不好毕不了业,我很羡慕你,想走就走。”

似乎是没有想到我会说这样的话,就像那些站在楼顶上自己报警说要跳楼的人,底下的我竟然在大喊:“跳啊,跳啊。”他不住地叹气,脸上又重新露出那种忧愁的表情,走向了另一个柜台。

 童谣是天真的,在成人世界里,天真并非那些可以毫不保留展示幸福的人,而是那些对自我痛苦毫无感知甚至肆无忌惮显露出来的人。

在这个时代,任何情绪的显露都是一种失礼,没有把自己包装好再出门是一种社交错误。

 小孩子都有发脾气的时候,常常是让人觉得没有缘故的,他们打你也许是因为喜爱你,他们亲你也许是为了掩饰自己,也许两个星期前,开会时,领班告诉我们有两个的士公司由于不打表被客人投诉太多而被酒店载入黑名单了,我没有注意到童谣是不是也在那里,但在晚上的时候,他坐在休息室里,正在打电话。

“我告诉你们,你们的车已经被禁止了……哼,我不管,不管你们说这些什么,反正从今天开始,我代表我们集团……正式告诉你们,你们公司正式被我们放进黑名单……你听清楚了吗,没错,是已经出了文件的,我代表我们集团最后一次警告你们,以后你们来一次罚一次,我们走法律程序……没错,你们已经被正式拉近黑名单,我不管你说什么……”

童谣的声音很温柔,我说过的,因此这样的对话实在有些像故意装凶的小孩子,不仅没有威慑力还会引起大人逗弄的心思,从他单方面的话语我很难判断电话的另一头是不是已经起了这样的心思,而更让我觉得神奇的是,比起每天都要听到的那些嘈杂的声音,他的声音此刻竟让我觉得更加难以忍受,甚至无法翻动书页。

 “你在和那家公司说话吗?”我问他,“嗯,看他们还敢不敢在这里接客,跟我斗?小样儿”,坐在椅子上他无法把头再往上扬于是只好把头往后仰去,原本就薄而纤细的五官随着头的后仰一点点趋向重叠,渐渐融化成一张全新的脸。

也许是看我没有回答的意思,他主动说道:“你没有听我说吗,我跟他们说了代表我们集团发出最后一次警告,他们要是敢再来,哼,等着收律师信吧!”我依旧没有回应的打算。

他的脸上露出小孩子独有的尴尬神情,一路上摇头晃脑地走了出去,嘴里不住嘟囔:“跟我斗?哼……”

 那段时间童谣的不开心变得很张扬,一个男生在知道那是童谣的零食后不屑地把已经拿在手上的薯片扔进垃圾桶,部门里最漂亮的女生告诉我她很讨厌童谣因为觉得他太丧了,一次我和部门里最擅长社交的女生站在一起,她和我抱怨新来的实习生没有我聪明,“小强呢说得好,宁愿有脾气能做事也还好,这种不能做事的要来干嘛,最讨厌那种有脾气还不做事的,呵。”

她对人的划分激起了我的好奇,我问她谁是有脾气能做事的,她回答我:“他啊。”她把下巴猛地往前一抬,下颌骨像是惯性一样晃动了两下,似乎对他只能使用这样漫不经心的身体语言,那个高高的木乃伊正站在离我们十米左右前,“他啊,负能量太重,每天都,看到他,就觉得人生都不好了,这种人一看就是小时候父母都不在身边,留守儿童啊是不是,”她看了我一眼,随即继续说道:“没有爱,从小就没有爱,所以呢,长大遇到很多烦恼,就不知道怎么去化解……”

“是这样吗?”我问她,“是啊!”她又瞪大她那双有时让我觉得过于灵活的双眼,似乎不认同她的话是一种愚蠢的行为,“就是这样啊!”

 童谣辞职了。

这个消息并没有在领班那里保存很久,很快就变成大家眼神默契里的其中之一,如同一个不是秘密的秘密,大家没有正大光明的谈起,不过是因为不在意。

我知道这件事还要感谢领班无意中的一次漏口:“哎呀,童谣辞职了,我们部门很快要来新人了,开不开心,刺不刺激!”这句话并不是对我说的,但我第一次在与他们的交往中主动插了嘴:“什么?童谣辞职了?”

两个正在愉快谈话的人都回头看了我一眼,他们原本是背对着我而彼此面对面的,但他们的五官并没有全部转过来,从我的角度只能看到一半的眼球,他们又再次把头转过去,继续谈论刚才的话题,似乎没有刻意躲避就是对我的回应。

 在柜台终于只有一个人的时候,我又问她:“童谣真的辞职了吗?”“是啊,申请书都交给强哥了。”她没有看我,饶有趣味地盯着屏幕上一个爬动的黑点,似乎没有注意到我的脸和身体正对着她的侧面,她把食指弯曲,指甲壳划过的地方留下了一条长长的黑线,她把手指放在自己嘴边,用力吹了吹,似乎终于无可忍受地厌烦,扭头看向我:“还有什么事吗。” “没有。”模仿她的语气,我笃定地说道。

我宁愿我从来没有听到,下个月我的实习就要结束,结束后,童谣要离开或是留下,跟我将没有丝毫关系,即便有关系,也不再有关系。然而如今,我却无法说服自己他的辞职是一个即便与我有关也可以心安理得的决定。

他曾经和我说过,他是有机会到国外去留学的,我想留学真是一件好事,比考研轻松,比工作自由,如果出国留学,他将过得比我和这里这些人都要好,“但是我不会英语啊,出国不得带个翻译吗。”

他没有再说下去,似乎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默契地心照不宣了,请翻译是一个留学家庭不能再负担的事情,“当然自己学啊,怎么会请翻译!”我忍不住露出十分惊讶的表情,完全没有意识到这句话有多么失态,“嗯,呃,嗯嗯,呵……”他像一个小孩子似得从喉咙里发出模糊不清的呢喃声,似乎是撒娇地推脱,但他并没有离开,只是把眼睛从我身上挪开,看向大门的方向,极轻极轻地叹了一口气:“唉”。

我找到他,在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时候,这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你辞职了?”对他我总是很没有耐心,似乎是已经把他当成了一个小孩子,“呃,嗯。”他有些惊诧,抬头很快地看了我一眼,但又很快把头低下,但似乎只是惊讶于我会直接问他,而不是惊讶于我竟然知道这件事情。

由于他比我高实在太多,因此低下的头让他沮丧的表情在我的眼里一览无余,“你想好以后去哪了吗?”我问他,“没有。”似乎这是一个尴尬的问题,但由于回答对象是他,我竟敏感地觉察到一些逃避的意味,“你没有决定好以后去哪的话我觉得你最好还是不要现在辞职,”他简短的回答让我有些急躁,“决定好自己要去哪再辞职,不然就算辞职以后你也会觉得很迷茫的。”似乎是听进去了,又似乎没有,小孩子听课很容易给人这种感觉,从他们迷茫的脸上你看不到一点知识的希望,“嗯……”他终究还是回复了我。

尽管我已经疯狂到没有礼貌的地步,我没有再说下去,觉得这样算已经挽回了自己的口误,有些话是不该对还不属于他的人说的,但人总要想方设法寻找到能够继续安心生存下去的方式。

 然而没有过很久,我又听到了一些新的消息,“童谣不走啦?”那个最会社交的女孩子向站在我身旁正在调班表的副主管问道,这次我很聪明地没有插话,而是像其他人一样假装不在意地听着,“嗯,对啊。”

他们两人都没有看对方,继续着甚至是翻动纸片这样琐碎的小事,似乎不过是在讨论一个早就泄露答案的结果,明天是雨是晴,新闻联播每天几点播放,女孩子把翻好的纸片往桌上低低地一甩,纸片又分散开来,两只手又聚拢来,重复之前的动作,“你留他干嘛?”副主管终于打破了那种修改班表时独有的专注的神态,“喂,我没留他啊!强哥留嗒。”

他着意修饰的那种夸张而又无可奈何的复杂表情似乎在努力表达更多的潜台词:我也不想留他啊。似乎这是一些没有价值的玩笑话,两人都没再说话,空气一时和谐地沉静下来,“童谣其实并不想走的,他只是寻找存在感而已!”有那么一刻我觉得这样的氛围好极了,有些话现在不说下个月就没有机会说了,然而说完后一种期待的快乐并没有来临,而那种被要求弥补的心情却更加狂乱地卷土重来。

“我当然知道啦!哎咿咿。”他们两人同时偏过头来看我,露出几乎一样的笑容,我竟在这笑容和话语中被奇异地抚慰了,庆幸自己并不是那个喊说童谣没穿衣服的不懂事小孩。

在进休息室以前,我看到了班表的最后一页——童谣 假期申请表。

你可能感兴趣的:(柜台需要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