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30日，北京的新冠病毒级别从一级降到二级，昨晚是疫情后第一次外出聚餐，聚餐结束后，我与快车司机的一段对话，以及这段话给我带来反思，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聚餐结束后快11点了，我叫了一辆快车，车很快就到了，司机师傅人很好，打电话告诉我说这地方停车容易被电子抓拍，并告诉我他现在的停车地点, 但因为晚上，我对那个地方不熟悉，几番折腾之后，最后还是司机挑头回来才接上我。
上车之后，我跟司机师傅表示感谢，谢谢他等了我这么久，师傅跟我说现在开快车很不容易，电子监拍非常厉害，停车超过三分钟就会被拍，一旦被拍到，他今天就等于白干。我也是个女司机，我很清楚师傅说的是事实。
整个行程通过师傅的述说，让我看到了一个快车司机的生活全貌。
师傅河南信阳人，39岁，初中未毕业，退伍军人，两个孩子的父亲，妻子在老家务农，照顾孩子和老人生活。
我问他为什么回来北京？他说参军后在三里屯的使馆区给单位开车，退役后就留在北京工作，曾经做的工作是贩菜、送外卖、现在是开快车。
他说疫情给他的家庭生活带来了非常大的冲击，前三个月他几乎都没有什么收入，但是他每天都会出来碰碰运气，最差的一天，只赚到了30元钱。我禁不住问他，最严居家令都出来了，外面肯定没什么人，明知道赚不到钱，还出来跑什么呢？何况中国人喜欢储蓄，即使一段时间不工作，也不至于像美国人民似的吧？他无奈的解释到，我是全家人收入的来源，而且我不仅没有储蓄，还有贷款要还。
当初贩菜的时候买了个小面，现在快车的牌照就是当初小面的牌照，为了开快车赚钱，贷款买了现在的车。车的总价8万多，贷款就贷了5万多，每个月有2000多元贷款要还。
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出门，晚上12点收车回去休息。一天工作12个小时，从没有一个休息日，租住了一个平房，每个月700元房租，父母要照顾，两个孩子，大的17岁，小的15岁，都在老家读书，但成绩一般，不过只要孩子考上大学，他一定努力培养，我注意到提起儿子的时候，师傅的言语间有些许的温暖。
老家虽然有地，但收入微薄，开快车的收入几乎是全家唯一来源来源，但即使每天工作12个小时，除掉各种费用，也就剩下200～300左右的收入，一个罚单就会让他今天的收入为零甚至负数，毕竟去不同的地点接送乘客被摄像头拍到的几率还是挺高的。
他每个月除掉贷款，在北京租房费用和必需的生活费用，剩下的都寄回老家，这么多年基本上没有什么存款，更不要提什么保险之类的。
他说自己不敢休息，甚至不敢生病，他担心自己倒下了一家就完了，但不工作贷款怎么还，家里的生活怎么维持？
在他的讲述中，我脑中逐渐浮现出了《小别离》中黄磊一个人落寞地坐在商场门前的场景。
那种无力感随着他的描述让我的心逐渐下沉，深不见底。
快车司机的人生让我想起了一个很有名的纪录片《人生七年》
这个纪录片想回答一个问题，“你出生的阶层，能不能决定你的未来？”
1964年迈克尔 艾普特为英国BBC电台拍摄这部纪录片，采访英国不同阶层十四个七岁的小孩，此后每隔7年重做采访，记录他们的状况，在跨越半个世纪8次采访以后，记录片拍摄完成。
结果14个人中，绝大多数都在自己的阶层中生活，精英阶层的孩子们从牛津、剑桥毕业后成为著名律师，中产阶级的孩子成为了教师、公务员，维持中产阶级的生活，而贫穷阶层的孩子没有上大学，成了搬运工和砌砖工。
我不想做太多的评价，大家可以自己去看，未来的中国，阶层固化是趋势，但真的寒门就不能出贵子了吗？
纪录片中有两个孩子出现例外，一个来自中产家庭，因考试失常，去了一所较差的大学，一年后退学开始打短工，等他28岁去采访她的时候，他已经成为第一个吃低保的流浪汉。另外一个例子是一个来自乡村的贫苦家庭，14岁的时候开始一个很羞涩的孩子，21岁的时候他考入牛津大学，变得十分健谈，对自己的未来信心满满，后来成为大学教授，进入精英阶层。
两个反例之间差别，有很多因素，但最关键的是，教育
教育是改变社会阶层最有效的方式，而且他是可以传承推动下一代持续提升的唯一方式。
回头来看看我们中国的教育体系，我们有九年的义务教育，我们高考制度，它公平的给予所有学生机会，无论你来自哪个阶层。
看到这里我的心情稍微好一些。希望孩子们为了自己的将来坚持不懈的去努力奋斗。
最后给大家分享的照片，是今天朋友圈内一直疯传的，台上是生活，台下是未来，
谢谢观看，我们下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