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先秦神话和诗歌
1、上古神话
所谓神话，是上古时代的人们，对其所接触的自然现象、社会现象所幻想出来的艺术意味的解释和描叙的集体口头创作。上古神话以故事的形式表现了远古人民对自然、社会现象的认识和愿望。
上古神话的主要内容有：
1）解释自然现象的：女娲补天、女娲造人（始祖神话）、盘古开天（创世神话）。
2）反映人类同自然斗争的：大禹治水（洪水神话）、后羿射日、精卫填海（反映抗争精神）。
3）反映社会斗争的：黄帝战蚩尤（战争神话）
记载上古神话的主要作品：《淮南子》、《山海经》等。
2、诗歌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就整体而言，是周王朝由盛而衰五百年间中国社会生活面貌的形象反映，其中有先祖创业的颂歌，祭祀神鬼的乐章；也有贵族之间的宴饮交往，劳逸不均的怨愤；更有反映劳动、打猎、以及大量恋爱、婚姻、社会习俗方面的动人篇章。最早的记录为西周初年，最迟产生的作品为春秋时期，一共305篇，早先取其概数称为“诗三百”，约成书于春秋中期（公元前600年前），是黄河流域中原文化的结晶，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是各诸侯国的乐调；“雅”是宗周地区的正乐；“颂”是宗庙祭祀之乐。其中国风160篇，雅105篇，风40篇。到了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家，把“诗三百”捧为《诗经》，并且摆在“五经”（诗、书、礼、易、春）之首。《诗经》的艺术技法被总结成“赋，比，兴”，与“风，雅，颂”合称“六义”。
《楚辞》是汉人刘向将楚国屈原、宋玉以及汉代的东方朔、淮南小山和他自己的诗歌编为一个集子。它是继《诗经》之后的又一部诗歌总集，有诗歌17篇，其中屈原的作品占绝大多数。
屈原，名平，字原，战国时期楚国人，出身贵族。他“博闻强记，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政治上主张修明法度，联齐抗秦，遭保守派反对，先后两次被放逐（前—汉北；后—江南洞庭）。公元前278年夏历5月5日投汨罗江而死。
屈原是我国第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他的诗抒发了忧国忧民的情怀得伸展抱负的愤懑。名篇包括《离骚》《天问》《九章》《九歌》等。《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是一首不朽的浪漫主义杰作，也是我国古代第一首抒情诗（第一首叙事诗是汉代的《孔雀东南飞》）。诗中的名句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它奠定了我国古典诗歌的浪漫主义基础。
我国诗歌史上有“风骚”并称。“风”指《诗经》国风，“骚” 指《离骚》，二者又代表了文学。
二、先秦文学
1、历史散文
1）《尚书》：上古之书，记言古史，上自唐虞，下到商周。作者不详。
2）《春秋》：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内容从鲁隐公到鲁哀公共240多年的历史，孔子编订。
3）《左传》：我国第一部记事详备的编年体史书，是为春秋做传的，记事比《春秋》多13年，作者是鲁国的史官左丘明。
4）《国语》：我国最早的国别体史书，内容从周穆王到周贞定王500多年的历史相传作者为左丘明。
5）《国策》：又名《战国策》，是战国时期的史料汇编，国别体史书，共12策33篇。西汉刘向编订。
2、诸子散文
1）《论语》：儒家经典。孔子弟子编纂。反映孔子思想（礼治），20篇。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人，儒家创始人。
2）《孟子》：儒家经典。孟子着，反映孟子思想（仁政），7篇。孟子，名轲，字子舆，鲁国人，儒家重要人物。
3）《荀子》：儒家著作。荀子着，反映荀子思想（唯物主义），32篇。荀子，名况，后人尊称“荀卿”，赵人，儒家最后的代表人物。
4）《墨子》：墨家重要著作。墨子及弟子着，反映墨子思想（兼爱），53篇。墨子，名翟，鲁国人，墨家创始人。
5）《老子》：即《道德经》，道家经典。老子着，反映老思想（无为）81章。老子，名耳，字伯阳，道家创始人 。
6）《庄子》：即《南华经》，道家经典，反映庄子思想（清净无为），33篇。庄子，名周，宋国人，道家学派重要人物。
7）《韩非子》法家重要著作。韩非着，反映韩非思想（法治），55篇。。韩非，先秦法家集大成者。
8）《孙子》：即《孙子兵法》，孙子着。我国第一部军事理论著作，13篇。孙子，名武，字长卿，齐国人，我国古代军事家。
9）《吕览》：即《吕氏春秋》，杂家代表著作。吕不韦集门人编写，160篇。吕不韦，韩国商人，曾为秦的相国。
三、汉朝（西汉：公元前202～8年，东汉：公元25～220年）文学
1、汉赋
“赋”是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的一种文体，属于韵文。形成期（汉初-汉武帝）多为书写悲愤之情的“骚体赋”，有贾谊《吊屈原赋》， 枚乘《七发》等。全盛期（汉武帝-顺帝）多为歌功颂德的长篇“大赋”，有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赋》， 班固的《两都赋》和杨雄的《甘泉赋》等。转变期（汉顺帝-汉末）多为篇幅较小的抒情“小赋”，有张衡《二京赋》，蔡邕《述行赋》等。“汉赋四大家”是：扬雄、司马相如、班固、张衡。
2、散文
司马迁，字子长，西汉著名史学家和文学家。二十岁开始漫游，三十二岁继父职为太始令，四十二岁开始写〈史记〉，因李陵（李广之孙）降匈奴一事得罪汉武帝受宫刑并下狱。出狱后发愤著书，历经十多年，完成《史记》。
《史记》，又叫《太始公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共130篇，52万余字，分为本纪（12）、世家（30）、列传（70）、书（8）、表（10）五部分，记载从传说的黄帝到汉武帝长达三千年的历史。《史记》既是史学巨著，又是文学巨著，鲁迅赞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班固，字孟坚，东汉史学家、文学家，其父班彪曾撰〈史记后传〉。班固曾被污入狱，其弟班超替其班固力辩，出狱后任兰台史令，奉诏写史，历经二十余年，完成《汉书》。
《汉书》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西汉）。全书共100篇，分为帝记（12）、列传（70）、表（8）、志（10）四部分记载了从汉武帝到王莽共229年历史。
3、乐府诗
汉武时期，在朝廷里面设立了一个机构叫“乐府”，“乐”就是音乐，“府”就是官府，就是管理音乐的机构。当时统治阶级为了了解老百姓的心声，派人到全国各地去采诗，采集老百姓的民歌，可以“观风俗，知厚薄”。
4、文人诗：
《古诗十九首》：汉代的文人诗歌主要是东汉时期，留下的文人诗歌一共19首，从南北朝开始人们把这19首诗歌放在一起，给它加上一个名字，叫《古诗十九首》。《古诗十九首》内容较丰富，但主旋律是“及时行乐”的思想。东汉后期，天下动乱，人们朝不保夕，人的命运变化倏忽之间，因此很多文人抒发“朝不保夕，及时行乐”的思想。譬如：“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与“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中国的诗歌在形式方面由短到长，由散到整齐，《古诗十九首》在形式上为中国五言诗的定型打下了基础，经过曹植和后来东晋诗人陶渊明，五言诗歌成为了固定的形式。
建安文学：东汉是从公元25年到220年，它的最后一个皇帝叫汉献帝，汉献帝最后一个重要年号叫“建安”，建安是从公元196年到220年，首尾25年，历史上把它作为东汉末年。而文学史上，却把它作为一个崭新时代的开始。在这25年中产生了一大批杰出的诗人（三曹和建安七子）。建安文学大概相当于公元196年到240年左右，大约50年的时间，在中国诗歌史上，这是第一个文人创作的高潮。
曹操（公元152年～220年）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他的诗歌一共有20多首，包括《蒿里行》、《短歌行》、《观沧海》（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首以山水为描述对象的诗）。
曹丕只活了40岁，《燕歌行》一共15句，每句都是7个字，在中国诗歌史上，这是第一首完整的七言诗。《典论》（“典”就是事物的法则和规律）一共11篇，失传较多，只剩一篇和序言，这一篇叫《典论·论文》，在中国文学理论史上是第一篇论文。
曹植（公元192年-公元232年），在“三曹”中，最有才华的是曹植，即曹子建。写有90多首诗歌，其中60多首都是五言诗，他在促进五言诗成熟方面贡献较大。除了诗歌外，还有一首《洛神赋》非常有名。
建安七子分别是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七子”之称，始于曹丕所着《典论·论文》：“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 他们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与“三曹”一起，构成建安作家的主力军。他们对于诗、赋、散文的发展，都曾作出过贡献。“七子”的创作各有个性，各有独特的风貌。孔融长于奏议散文，作品体气高妙。王粲诗、赋、散文号称“兼善”，其作品抒情性强。刘桢擅长诗歌，所作气势高峻，格调苍凉。陈琳、阮瑀，以章表书记闻名当时，在诗歌方面也都有一定成就。其风格的差异在于陈琳比较刚劲有力，阮瑀比较自然畅达。徐干诗、赋皆能，文笔细腻、体气舒缓。应玚亦能诗、赋，其作品和谐而多文采。“七子”的创作风格也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这也就是建安文学的时代风格。
蔡琰，蔡文姬，她是第一位文学成就非常突出的女诗人。在东汉末年被匈奴掳掠，并与南匈奴左贤王结婚，生有2个孩子。他的父亲蔡邕很有才华，是书法家，与曹操交好，曹操用重金把蔡文姬赎了回来，但是孩子留在匈奴。一喜一悲之下写下五言《悲愤诗》，共108句，540个字。
三国时代，文学主要成就就是魏，而蜀与吴的文学成就不高，特别是吴。蜀有一个人，就是诸葛亮，他的散文写的非常好，有《前出师表》和《后出师表》。
四、两晋南北朝文学
魏晋和南北朝，从公元220年到589年，都是战乱纷争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继春秋战国之后第二个文学史和思想史上最蓬勃发展的时期。这是非常自由的时期，是中国文学艺术大繁荣时期，有着名的书法家王羲之，绘画家顾恺之，也是中国雕塑艺术史上的一个顶峰（龙门石窟、云冈石窟、泰山经石峪的大石刻）。
这个时期，在政治制度方面还有一个特色。中国的选拔官吏制度，在汉朝是察举制，到三国时期采取了九品中正制。它在开始是非常好的制度，到了魏齐王曹芳的时候，司马氏越来越强大，辅佐的曹爽也不行，逐步就把“中正”的权利抓到手中，把贵族和豪门都排在上品，出身低微的，就算有才华也排在下品，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门阀制”。因此，在这个时期有很多文学家，像左思、陶渊明，都很有才华，可是出身不高贵，也只能沉沦在下僚。“门阀制”是解开魏晋南北朝很多文学现象的一把钥匙。
“门阀制”导致文学家族的大量出现，例如：三曹(曹操及其子曹丕、曹植)；阮瑀及其子阮籍；嵇康及其子嵇绍、绍从子嵇含；三张(张载及其弟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兄弟)，两潘(潘岳及其从子潘尼);傅玄及其子傅咸；谢安及其孙谢混，谢混及其族子谢灵运、谢瞻、谢晦、谢曜，谢灵运及其族弟谢惠连、其同族的谢朓;萧衍，其子萧纲、萧绎。文学家族的大量出现与门阀制度有直接的关系，文学乃至文化集中在少数世家大族手中，与政治的权力一起世代相传。文学家族在魏晋两代尤盛，南朝以后逐渐减少，这与南朝门阀势力的逐渐衰微的趋势是一致的。
1、正始文学
“正始”是魏齐王曹芳的一个年号，公元240年到公元249年，这时期文学方面有“竹林七贤”，分别是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阮咸。“竹林七贤”是魏晋时期的七位名士，因常在竹林喝酒，纵歌，肆意畅饮世人称之为竹林七贤。“竹林七贤”代表魏晋时代文学的最高水平。可以说，七贤代表了魏晋时代精神，他们蔑视礼法、崇尚自然、率性而为，有着魏晋鲜明的个性与特征。“七贤”相聚的时间大约在“正始时期”（正始是魏理宗曹芳的年号）的后期，地点在河内郡山阳县（今河南焦作）一带，魏晋时期的焦作如今天的千岛湖。“竹林七贤”应该是当时引领时代的人士，在中国政治上最不稳定，社会上苦不堪言的时代，他们涂脂抹粉，服药行散（相当于现在的摇头丸），弹琴咏诗，饮酒长啸，举止惊世骇俗，后人称这种行为为“魏晋风度”。
阮籍写过《咏怀诗》82首，这82首不是一个时候写的，也不是一个地方写的，也不是为了某一件事情写的，即非一时一地一事而作。把它们放在一起是组诗，用组诗咏怀。这样一种形式开始于阮籍，后人很多人都继承。譬如，陶渊明有《饮酒》20首，鲍照有《拟行路难》18首，唐陈子昂有《感遇》诗38首，李白有《古风》59首。
这个时期的诗，在风格方面都比较隐晦曲折，含蓄暗示，是“言在此而意在彼，意旨微茫，难于情测”。后来每当时代比较黑暗，人们就采用这样一种“言在此而意在彼”、隐晦曲折的手法来抒发情感。
2、西晋文学
三国归晋，晋分西晋、东晋。西晋的首都在洛阳，东晋的首都在金陵，就是现在的南京。三国时吴的首都在南京，南朝的宋、齐、梁、陈的首都也都在南京，因此南京有“六朝古都”之称。
西晋诗坛以陆机、潘岳为代表，所谓太康诗风就是指以陆、潘为代表的西晋诗风，讲究形式，描写繁复，辞采华丽，诗风繁缛，艺术性强。左思的《咏史》诗，主要是写寒士之不平及对士族的蔑视与抗争：（1）其中有的表达对门阀制度的不满及对豪右的蔑视，有的肯定寒士自身的价值，有的慨叹寒士生活的困顿。（2）慨叹历史人物，借以抒发自己内心的悲愤。（3）表现自己的胸怀、志向、气概。
潘岳又叫潘子安，是中国古代有名的美男子，他的妻子去世后写了三首《悼亡诗》，写得感情诚挚、一往情深，写得非常好。“悼亡”本来是一个泛指，悼念去世的亡人，但是因为潘岳的这三首诗悼念亡妻的，从他开始，一直到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只要是诗人用到“悼亡”这两个字，大部分都是悼念亡妻，成了一个专有名词。
陆机，西晋文学家、书法家、官员，东吴丞相陆逊之孙、东吴大司马陆抗第四子，与其弟陆云合称“二陆”，又与顾荣、陆云并称“洛阳三俊”。孙吴灭亡后出仕西晋，曾任平原内史、祭酒、著作郎等职，世称”陆平原”。后死于“八王之乱”，被夷三族。他“少有奇才，文章冠世”，与弟陆云俱为西晋著名文学家，被誉为“太康之英”。陆机还是一位杰出的书法家，他的《平复帖》是中古代存世最早的名人书法真迹。陆机出身名门，其外曾祖父为东吴政权奠基者、吴大皇帝孙权之兄孙策，祖父陆逊为三国名将，曾任东吴丞相、上大将军。父陆抗曾任东吴大司马，领兵与晋国羊祜对抗。父亲死的时候陆机14岁，与其弟分领父兵，为牙门将。与潘岳并称“潘陆”。他有着名的《文赋》，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很有名的一篇文章。
左思，西晋著名文学家，其《三都赋》颇被当时称颂，造成洛阳纸贵。左思自幼其貌不扬却才华出众。晋武帝时，因妹左棻被选入宫，举家迁居洛阳，任秘书郎。晋惠帝时，依附权贵贾谧，为文人集团“金谷二十四友”的重要成员。永康元年（300年），因贾谧被诛，遂退居宜春里，专心著述。后齐王司马冏召为记室督，不就。太安二年（303年），因张方进攻洛阳而移居冀州，不久病逝。左思有《咏史》诗八首，奠定了中国咏史诗的基础。
3、东晋文学
东晋诗坛被玄风笼罩，以王羲之、孙卓、许询为代表的玄言诗人，作品缺少诗意，“理过其辞，淡乎寡味”，虽在当时被视为正宗，却无生命力。玄言诗兴盛于东晋，一方面是魏晋玄学及清淡之风兴盛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与东晋政局及由此而形成的士人心态有关。其特点一是皆平典似道德沦，建安风骨尽矣；二是在写山水游乐的同时，抒发佛理。
东晋末年的伟大诗人陶渊明（公元365年～427年），名潜，字渊明，又字符亮，自号“五柳先生”，私谥“靖节”，世称靖节先生，浔阳柴桑人。他是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开创了描写田园生活的风气，成为魏晋古朴诗风的集大成者。东晋建立后数十年间，诗坛几乎被玄言诗占据着。从建安、正始、太康以来诗歌艺术正常发展的脉络中断了，玄言成分的过度膨胀，使诗歌偏离了艺术，变成老庄思想的枯燥注疏。陶渊明的出现，诗歌才重新焕发艺术的生机，并且增添了许多新的因素。陶诗沿袭魏晋诗歌的古朴作风而进入更纯熟的境界，像一座里程碑标志着古朴的诗歌所能达到的高度。陶渊明又是一位创作的先锋。他成功的将“自然”提升为一种美的至境；将玄言诗注疏老庄所表达的玄理，改为日常生活中的哲理；使诗歌与日常生活相结合，并开创了田园诗这种新的题材。他的清高耿介、洒脱恬淡、质朴真率、淳厚善良，他对人生所作的哲学思考，连同他的作品一起，为后世的士大夫筑了一个巢，一个精神的家园。
陶渊明传世作品共有诗125首，文12篇，被后人编为《陶渊明集》。陶渊明的诗分饮酒诗、咏怀诗和田园诗。他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大量写饮酒诗的诗人。他的以“醉人”的语态或指责是非颠倒、毁誉雷同的上流社会；或反映仕途的险恶；或表现诗人退出官场后怡然陶醉的心情；或表现诗人在困顿中的牢骚不平。他的的咏怀诗以《杂诗》十二首，《读山海经》十三首为代表。《杂诗》十二首多表现了自己归隐后有志难骋的政治苦闷，抒发了自己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洁人格。可见诗人内心无限深广的忧愤情绪。《读山海经》十三首借吟咏《山海经》中的奇异事物表达了同样的内容，如第十首借歌颂精卫、刑天的“猛志固常在”来抒发和表明自己济世志向永不熄灭。陶渊明的田园诗数量最多，成就最高。这类诗充分表现了诗人守志不阿的高尚节操；充分表现了诗人对淳朴的田园生活的热爱，对劳动的认识和对劳动人民的友好感情；充分表现了诗人对理想世界的追求和向往。作为一个文人士大夫，这样的思想感情，这样的内容，出现在文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在门阀制度和观念森严的社会里显得特别可贵。陶渊明的田园诗中也有一些是反映自己晚年困顿状况的，可使读者间接地了解到当时农民阶级的悲惨生活。陶渊明是田园诗的开创者。他的田园诗以纯朴自然的语言、高远拔俗的意境，为中国诗坛开辟了新天地，并直接影响到唐代田园诗派。在他的田园诗中，随处可见的是他对污浊现实的厌烦和对恬静的田园生活的热爱。因为有实际劳动经验，所以他的诗中洋溢着劳动者的喜悦，表现出只有劳动者才能感受到的思想感情，如《归园田居》第三首就是有力的证明，这也正是他的田园诗的进步之处。陶渊明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有赖于他的散文和辞赋的，实不下于他的诗歌。特别是《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和《归去来兮辞》，这三篇最见其性情和思想，也最著名。
4、南北朝文学
南朝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诗歌、小说、文学评论和文学总结等方面。
南朝刘宋人谢灵运（公元385～433），是著名的“山水诗人”，被后人称为山水诗派的祖师。他的作品极大地丰富和开拓了诗的境界，使山水的描写从玄言诗中独立出来，扭转了东晋以来的玄言诗风，确立了山水诗的地位。谢灵运还与同时代的颜延之和鲍照并称“元嘉三大家”，他们都十分注重描绘山川景物，讲究词藻的华丽和对仗的工整。
此外，被称为小谢的南朝齐的诗人谢脁（公元464～499），山水诗的成就也很高，观察细微，描写逼真，风格清俊秀丽。写景抒情，清新自然，意境新颖，富有情致，且佳句颇多。
撰有《宋书》的沈约（公元441～513）被誉为齐梁文坛领袖，同时，在永明体（按照“四声八病”要求写的诗）的诗人之中，沈约在当时也甚有名望，诗歌成就较为突出。
梁陈诗人徐陵（公元507～583），与庾信齐名，在宫体诗和边塞诗的创作方面颇有建树。据考证，徐陵还编辑了一部东周至南朝梁代的诗歌总集，名为《玉台新咏》，共收诗769篇，计有五言诗8卷，歌行1卷，五言四句诗1卷，共10卷。该书收录诗歌的标准有一定特色，如选取了一些通俗易懂的民歌、童谣等，中国古代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就首见于此书。一些有价值的佳作也赖此书得以保存和流传。该书还重视南朝时兴起的五言四句的短歌句，收录达一卷之多，对于唐代五言绝句诗体的发展具有一定推动作用。
在《玉台新咏》之前，还出现了一部重要的文学选集，就是梁武帝之子萧统（公元501～531）所编的《文选》。《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由于萧统死后谥号昭明，所以后人也将《文选》称为《昭明文选》。《文选》30卷，按照以词人才子的名篇为主，以“文为本”的选录标准，收录了周秦以来的130家的文学作品，分为赋、诗、杂文三大类，又分列38小类。其中赋、诗所占比重最多。虽然在选录标准上存在一定的缺陷，却为后人的文学研究保存了重要的资料，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南朝的小说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主要体现在志怪小说与笔记小说的创作方面。
志怪小说主要记载神仙鬼怪故事，多来源于巫和方士的奇谈怪论。六朝作品中就有不少以“志怪”命名的小说，如祖台之的《志怪》、曹毗的《志怪》以及孔约的《孔氏志怪》等。晋人干宝的《搜神记》是志怪小说的代表。南朝时，志怪小说作品更加繁多，如宋东阳无疑所撰《齐谐记》、宋刘义庆所撰《幽明录》、宋刘敬叔所撰《异苑》、齐祖冲之所撰《述异记》、梁吴均所撰《续齐谐记》、署名晋王嘉而由梁萧绮整理的《拾遗记》等。志怪小说对唐代传奇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笔记小说主要记载历史人物的言行事迹，当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南朝宋人刘义庆编著的《世说新语》。该书共6卷，36篇，分德行、语言、政事、文学、方正、雅量、识鉴、赏誉、品藻、规箴等36门。内容主要是记载东汉后期至晋宋间一些名士的言行与逸事。书中所载均属历史上实有的人物，但他们的言论或故事则有一部分出于传闻，不尽符合史实，其他部分也多采自前人的记载。该书对后世的小说和散文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南朝文学发展的重要特色之一，就是文学评论在当时非常活跃，南朝齐、梁时人刘勰所撰《文心雕龙》与钟嵘所撰《诗品》是当时文学评论方面的杰出代表作。
《文心雕龙》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有严密体系的文学理论专著。全书10卷，50篇，在研究历代各家作品的基础上，全面地论述了文学中的若干重要问题。其中有各类作品的特征和历史演变，有关创作、批评的原则和方法，文与质的关系等。主张文学应当反映现实，不应当片面地追求形式。还认为文学的发展要受社会情况及其发展的制约，并对许多作家和作品的优劣进行了比较评论。《文心雕龙》总结了齐、梁以前的文学发展状况，把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是我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的光辉著作。
钟嵘的《诗品》是在《文心雕龙》后出现的一部品评诗歌的文学批评著作。《诗品》主要对五言诗进行品评，全书共品评了两汉至梁代的诗人122人，计上品11人，中品39人，下品72人。钟嵘善于概括诗人独特的艺术风格，用语非常新鲜贴切，坚决反对用典，反对沈约等人四声八病的主张，还具有一定的历史观念。《诗品》是我国第一部品评诗歌的著作，对后代诗歌的创作和批评有很大的影响。
北朝的文学是在孝文帝太和之后发展起来的，在散文、诗歌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颜之推（公元53l～约595），字介，是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北）人，出身士族家庭。他早年仕于南朝梁，后被俘入西魏，又奔北齐。北齐亡后，又入北周。隋代周后，又在隋任学士。他最著名的代表作是《颜氏家训》，共7卷，20篇。主要记述了个人的经历、思想和学识，目的是告诫子孙。书中包含许多关于南北朝社会、政治、文化的记述和议论，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庾信（公元513～581），字子山，南阳新野（今河南新野）人。曾在南朝梁任职，与徐陵一起任萧纲的东宫学士，文章与徐陵齐名，其文学风格被称为“徐庾体”。侯景之乱时，庾信逃往江陵，辅佐梁元帝。后奉命出使西魏，被西魏扣留。北周代西魏后，庾信又继续在北周任职，一直不得南归。庾信是南北朝文学的集大成者，有自己的独特文风。他的骈文、骈赋，抒发了自己怀念故国乡土的情绪，以及对身世的感伤，可与鲍照并举，代表了南北朝骈文、骈赋的最高成就。他的诗歌，初步融合了南北诗风，对唐诗有重要影响。
北魏郦道元（公元466或472～527）所撰《水经注》与杨炫之（生卒年不详）所撰《洛阳伽蓝记》既是杰出的地理学著作，也可以视为北朝优秀的散文体文学作品。
北朝的乐府民歌创作也非常突出，长篇叙事民歌《木兰诗》叙述了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既富有传奇色彩，又真切动人，具有浓郁的民歌特色，富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敕勒歌》是一首敕勒人唱的民歌，具有北朝民歌所特有的明朗豪爽的风格，一直被后人所称道。
五、隋唐文学
1、隋代（公元581年～618年）文学
隋文帝统一全国，结束了汉末以来四百年的分裂混乱局面，社会一度出现繁荣的景象。到了隋炀帝继位，却穷奢极欲，又多次发动侵略战争，严重地破坏社会生 产力，不数年便弄得经济凋敝，民怨沸腾，隋王朝也就在四面八方的人民起义中灭亡了。隋朝前后只统治三十八年，作家大半是南北朝旧人，受南朝文风影响极深，加上隋炀帝大力提倡梁陈宫体，因此浮艳淫靡文风仍然泛滥文坛。 但是，由于隋初国势增强，对外战争取得一定胜利，隋文帝又曾提倡改革文风，隋初的一些诗歌，尤其是边塞诗歌中也曾出现了一些比较清新刚健的作品。这又表明隋代文风开始向 唐代过渡的特点。
隋代文学的作者，基本上由两部分人组成：一是北齐、北周旧臣，如卢思道、杨素、薛道衡等；二是由梁、陈入隋的文人，如江总、许善心、虞世基、王胄、庾自直等。还有就是隋炀帝。
2、唐初（公元618年～712年）诗歌
唐初诗歌，并没有随着政治经济的统一繁荣而迅速转变，相反地齐梁诗风凭借着帝王的势力还继续统治着诗坛。唐太宗时的虞世南、高宗时的上官仪，都是皇帝优宠的专写浮艳的宫廷诗的代表人物。武后时的沈全期、宋之问也写了大量宫廷诗，但是他们继承前人的成绩，完成了五、七言律诗形式的创造，对诗歌发展有一定的贡献。唐代诗风转变的关键，在于代表中下层地主阶级利益的新起诗人和宫廷诗人展开了斗争。
高宗时，“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陈子昂）崛起于诗坛，他们虽然还没有脱尽齐梁诗风的影响，但是已经提出了轻"绮碎"，重"骨气"的主张，对以上官仪为代表的宫廷诗风，深表不满。他们的诗或表现从军报国的壮志，或揭发贵族生活的荒淫空虚，或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悲愤，题材内容扩大了，思想感情也开始变化了。武后时代，陈子昂更高地举起了诗歌革新的旗帜，有破有立，提出了在复古中实现革新的主张。而且在创作实践上完全摆脱了齐梁浮艳习气，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上存在的种种矛盾。显示了刚健的风骨。终于改变了齐梁诗风统治的局面。端正了唐诗发展的方向。
3、盛唐（公元712年～762年）诗歌
盛唐时代，唐诗的发展达到了繁荣的顶峰。充满蓬勃向上精神的浪漫主义的诗风是这时期诗坛的主流。以高适、岑参为主，并有王昌龄（被称为“七绝圣手”）、李颀等人共同形成了边塞诗派，这是浪漫主义中一个重要流派。他们的诗表达了将士们从军报国的英雄气概，不畏边塞艰苦的乐观精神，描绘了雄奇壮丽的边塞风光，也反映了战士们怀土思家的情绪，揭露了将士之间苦乐悬殊的不合理现象，使唐诗增加了无限新鲜壮丽的光彩。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山水诗派，受佛老消极思想影响较深，在政治失意后过着退隐生活。他们的作品以描写悠闲宁静的山水田园生活为主，思想虽然不高，但艺术上很有成就。他们的诗使晋宋以来形成的田园、山水诗更加丰富，在文学史上也具有一定的地位。
伟大的诗人李白（公元701年～762年，流传下来的诗900多首），具有进步的理想，宏伟的抱负。但他生活在唐代统治阶级开始走向腐化，社会各种矛盾逐渐显露的时代，理想无法实现。他写出许多热烈追求光明理想，猛烈抨击黑暗现实，极度蔑视腐朽无能的权贵人物，勇敢冲击封建礼教制度的光辉诗篇，表现出强烈的叛逆精神。他的诗风壮浪纵恣，摆脱拘束，丰富多彩，千变万化，不愧是屈原以后另一个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
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公元712年～770年，流传下来的诗1400多首）生在唐代社会由盛而衰的时代。在天宝年间，他已经密切注意社会的种种矛盾，揭露了统治阶级的专横骄奢、穷兵黩武以及贫富对立的黑暗现实。安史之乱发生后，许多盛唐诗人的浪漫豪情消失了，对动乱的现实也很少反映，杜甫却和人民一起经历了一段饥寒流浪的生活，写出了很多惊心动魄的诗篇，愤慨外敌的入侵，期待国家的中兴，描绘了人民深重的灾难。他的诗象一面镜子，照见了安史之乱前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赢得了"诗史"的称号。宏深博大的思想内容，海涵地负的艺术才力，“转益多师”的学习态度，"毫发无遗憾"的严肃创作精神，使他成为中国现实主义诗人的伟大代表。
4、中唐（公元762年～826年）诗歌
安史之乱（公元755年11月～762年春，持续八年），是唐代社会由盛而衰的转折点。这次动乱虽然最后被平定，国家元气已经大伤。原来存在的社会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日趋尖锐。首先，王朝统治的力量衰微了，无力改变藩镇割据的局面。这些藩镇拥有土地、人民、甲兵、财富，“喜则连衡以叛上，怒则以力相并”。王朝权力所及的地域大大缩小，百姓们饱受他们的屠杀掠夺。在王朝内，宦官也掌握了军政大权，任意废立皇帝，政治极度腐朽混乱。在官僚中，旧门阀世族的代表和新科举出身的代表又分成两派，势同水火，这就是所谓“牛李党争”。这一斗争一直延续到晚唐，对许多文人的生活也有很大影响。宦官和官僚之间，有时互相勾结，有时又彼此对立，使中唐以后中央政权长期处在动荡不安的局面之下。帝国的边患，也日益严重，使唐王朝疲于应付。
为安史之乱所破坏的社会经济，虽然到贞元、元和时代逐渐恢复，但整个北方已今非昔比，经济重心逐渐转向南方。德宗时权德舆说：“江淮田一善熟，则旁资数道。故天下大计，仰于东南。”(《新唐书·权德舆传》)南方的扬州、苏州、杭州、广州、鄂州、洪州、成都等城市比以前更加繁华，歌楼妓馆，更加发达。但是这种畸形的繁荣，更助长官僚、地主的享乐欲望。安史乱后，由于土地兼并的加剧，地主的庄园经济日益发展。以前的许多均田户，逐渐沦为庄园地主的佃户，有很多农民则流亡道路，衣食无着。王朝的税收办法，也不能不适应土地兼并迅速、无数田园易主的形势，在德宗建中元年，改租庸调为两税法。这个新的税法解除了一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的负担，一度保证了国家财政的收入。加以航运的恢复，江淮物资能够顺利北运。宪宗时，国家实力有所增强，曾经先后平定了剑南、淮西两个藩镇，其余藩镇也开始表面上归附中央。这就是史家所谓的“中兴”，对中唐文学的繁荣有很大的刺激作用。但这个局面没有维持很久，随着政治的日益腐败，两税法的弊端百出，人民的负担又越来越加重了。到穆宗时，人民的赋税负担比德宗时增加了三倍。其他杂税徭役，更有增无已。皇帝公开奖励各地官僚进奉“羡余”，立"月进"、"日进"等名目。各地藩镇官僚更借进奉为名，残酷搜刮，“唯思竭泽，不虑无鱼”。人民起义反抗的浪潮，此伏彼起，终于在僖宗干符元年在山东爆发了王仙芝、黄巢的大起义。这支势力雄厚的起义军，风驰电掣地扫遍了黄河、长江、珠江流域的各个地区，诛杀贪官、摧毁暴政，并攻入长安，沿途受到人民的热烈欢迎。起义虽然被唐王朝和藩镇的联合力量镇压下去，但唐帝国也终于在藩镇割据势力更加猖狂的火并中灭亡了。
在社会矛盾复杂尖锐的形势下，诗歌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潮流形成了波澜壮阔的局面。安史之乱后，元结、顾况等揭发社会矛盾的诗歌，成为杜甫的同调。中唐时代，白居易（流传下来的诗2700多首，是第一个自编诗集的诗人）、元稹、张籍、王建等更继承杜甫的传统，进一步主张“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掀起新乐府运动。他们的新乐府诗揭发了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残酷剥削，对人民的深重疾苦表示同情，对国势的削弱也深感不安。他们的诗在当时就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除了以白居易为首的现实主义诗派而外，中唐时代诗歌的风格流派比盛唐更多了。大历年间，刘长卿、韦应物的山水诗，李益、卢纶的边塞诗，都是盛唐诗风的余响。贞元、元和之际，韩愈、孟郊以横放杰出的诗笔，开创了奇险生新的新风格。青年诗人李贺，更融合楚辞、乐府的浪漫幻想的传统，以浓丽的色彩，出人意表的想象，写出了精神上的种种苦闷和追求。刘禹锡的学习巴楚民歌，柳宗元的借山水以抒幽愤，艺术上也有独到的成就。
5、晚唐（公元826年～907年）诗歌
晚唐诗歌，随着国势的衰危动乱，风格面貌也有很大的变化。杜牧（公元803年～853）年、李商隐（公元813年～858年，无题诗一共20多首）的诗歌，在艺术上有一些新的发展，但无论写忧国忧民，或写爱情生活，都有相当浓厚的感伤情调。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在黄巢起义前后写的一些揭露社会黑暗的诗篇，继承了白居易新乐府的传统，但感情更愤激，批判的锋芒也更尖锐，从他们诗里，我们看见了唐朝国势摇摇欲坠的景象。
6、五代（五代：梁唐晋汉周，公元907年～960年）文学
唐亡后，藩镇割据的局面延续下来，成为五代十国分裂混战的局面。当时北方战争频繁，文学毫无成就。南方十国之间，虽然也有战争，局势仍相当稳定。南唐、后蜀两国国势较强，历史较久，经济、文化都有所发展。
五代十国时期，词的创作成就有新的发展。公元940年后蜀赵崇祚编集《花间集》，其中包括自晚唐温庭筠（66首）、韦庄（48首）等十八人的作品五百首，是现存最早的词集。后蜀在温庭筠直接影响下，出现了花间派词人。他们的作品绝大多数是绮罗香泽之词，但有少数词人风格颇有”。韦庄词有较多个人抒情意味，风格清丽疏雅，有一定意义。南唐词人有冯延巳和李璟、李煜。他们的词内容仍然很狭窄，感情也不够健康，但较少浓艳的脂粉气。李煜在亡国以后写的一些词，能直抒胸臆，写个人国破家亡的感受，扩大了词的表现范围，艺术上也有独特的成就，对词的发展有一定的贡献。
六、两宋（公元960年～1279年）金元文学
1、宋代（北宋：公元960年～1127年，南宋：公元1127年～1279年）文学
宋朝文学主要涵盖了宋代的词、诗、散文、话本小说、戏曲剧本等等，其中词的创作成就最高，诗、散文次之，话本小说又次之。宋朝的文学作品在北宋初期禀承了晚唐风格，用词浮艳，常作唱和酬答之用。随着王禹偁关注民生，朝廷又偏重儒学，文学作家开始注重儒家说教功能，但成就不高。直到欧阳修带起的第二次古文运动，文人才以平实的语言来创作，加上内容多反映生活时弊，雅俗共赏，文学创作进入了高峰期。宋代文学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特殊地位，它处在一个承前启后的阶段，即处在中国文学从“雅”到“俗”的转变时期。所谓“雅”，指主要流传于社会中上层的文人文学，指诗、文、词；所谓“俗”，指主要流传于社会下层的小说、戏曲。传统所谓“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戏曲”的说法，指明了各个朝代文学样式发达繁荣的侧重点。
1）宋词
北宋（公元960年～1127年）前期，主要词人有晏殊父子、欧阳修、范仲淹、柳永（公元987年～1053年，祖籍河东，今属山西）等人。其中，晏殊、欧阳修带领着第二次古文运动，扫除深奥难明的词汇，以自然流畅语言来创作，说理畅达。他们禀承南唐柔软绮丽词风，抒情委婉。范仲淹突破了晏、欧风格，豪放悲壮，柳永则自创新调，以长调慢词代替小令，加入草根格调。
北宋中期，最主要的词人是苏轼。他以诗为词，打破了词体的题材的局限，在婉约词家之外另立豪放一派，南宋的爱国词派与辛派词人也受到他的影响。
北宋后期，主要词人有秦观、黄庭坚、贺铸、周邦彦等。周邦彦被推崇为“集大成者”，因为他注重音律，风格醇雅，章法缜密，用词精丽，造就了后来的格律词派。
南宋（公元1127年～1279年）前期，主要词人有张元干、张孝祥、朱敦儒、李清照等。当面对国难的时候，他们除了保持苏轼的豪放词风，还注入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内容多为慷慨悲壮、沉郁苍凉。词坛中比较突出的是女词人李清照，其词化俗为雅，清婉疏淡，语言功力甚深，风格自然清新。
南宋中期，主要词人则有辛弃疾、陈亮、刘过、姜夔等。辛弃疾开创了爱国词派，以散文为词，突破了词体，增加了艺术的表现；而且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以报国与失意为主调；时而沉郁、时而明快，但仍以豪放为主，成为稼轩体。姜夔精通音律，能自行度曲，格律谨严，风格清空，意境幽冷，脱离了江西派，别竖一格。
南宋后期，词坛出现了两大流派。一派是稼轩派，主要人物有刘克庄、刘辰翁、文天祥等，作品情调沉痛悲郁，豪迈粗犷。另一派是白石派，重要词家有吴文英、周密、王沂孙、张炎等，他们以姜夔为正统，重视音律技巧，内容凄凉哀怨。
2）宋诗
宋代思想界提倡“道学”或“理学”，讲究“推理以存义“(程颐《答扬时论西铭书》)。这种学术空气弥漫开来，就使宋代诗文创作带有较浓厚的说教色彩，文意刻露‘’唐诗主情，故多蕴籍。宋诗主气，故多径露”(王士祯《师友诗传续录》)。宋代诗文的这一特殊风貌，与多为言情的唐代诗文比较，恰成鲜明的对照。
宋诗创作是在唐诗的巨大影响下进行的，宋诗的发展历程，从根本上说，就是在对唐诗不断突破和超越中，逐渐形成自己独特面貌的历程，从而创造出足以与唐诗相抗衡的宋诗。宋诗的发展也可以分为六个时期。
北宋初期，主要是中晚唐诗风余韵的沿袭，大致可归为三体。
一是效法白居易诗风的白体，又称香山体，主要诗人是李昉、徐铉、王禹偁等，其中王禹偁成就最高，他自觉学习白居易讽谕诗的现实主义精神，有些方面已经显示了出宋诗发展的新方向。
二是师承贾岛、姚合的晚唐体，主要诗人有林逋、潘阆、寇准等，其中林逋诗名最高。
三是此期诗坛声势最为浩大的一派----西昆体，又称昆体，因杨亿编辑《西昆酬唱集》而得名。西昆体诗人在艺术上推崇李商隐，代表诗人有杨亿、刘筠、钱惟演，西昆体对仗工稳，用典精巧，词采典丽，雍容华贵，但缺乏深刻的思想内容与鲜明的时代精神。
北宋中期，随着诗文革新运动的展开和深入，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大家巨擘开创了宋诗的新局面，宋调已趋于成熟并基本定型。
此期诗坛，较早的有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等，梅尧臣为宋诗开山之祖；苏舜钦开启宋调风气之先，二人被合称为“苏梅”；欧阳修的诗，开启了宋代诗的新风。他们三人，在诗歌创作上，为宋诗开辟了与唐诗迥然相异的新天地。比他们稍后的著名诗人有王安石、苏轼（公元1037年～1101年，四川眉州人）等。苏轼的诗歌代表了宋诗的最高水准。
北宋后期，主要诗人有苏门四学士(黄庭坚、晁补之、秦观、张耒)和陈师道。黄庭坚和陈师道都对后来的江西诗派产生了重大影响，被后来的江西诗派列为江西诗派的代表人物。
南宋前期，江西诗派形成并壮大，主要诗人有陈与义、吕本中、曾几等，他们尊杜甫为祖，师法黄庭坚、陈师道和陈与义，所以后人有江西诗派有“一祖三宗”之说，初期，他们的创作，墨守成规，成就不高。南渡以后题材开始扩大，诗风逐渐转变，对诗派的创作理论也有所修正。创作实绩最为突出的是陈与义。江西诗派在两宋诗歌的发展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南宋中期，宋诗在北宋中期之后又一次出现鼎盛局面，代表诗人就是号称“中兴四大家”(又称中兴四大诗人)的杨万里、范成大、尤袤、陆游。杨万里诗风活泼，意象生动新颖，笔调幽诙谐，语言通俗流畅，形成了别开生面的“诚斋体”(因其自号诚斋野客，而世称“诚斋”)；范成大的田园诗在中国诗史上独树一帜。陆游（公元1125年～1210年，浙江绍兴人）是此期也是整个南宋最为杰出的诗人，他与辛弃疾共同成为这个时代最嘹亮的歌手。经过中兴诸诗人的努力探索与积极创新，盛行一时的江西诗派逐步淡出了诗坛。
南宋后期，是宋诗的颓败和终结期，主要诗歌流派有：永嘉四灵、江湖诗派等。
永嘉四灵，因代表人物均为永嘉人且字中皆有“灵”故名（徐照字灵晖、徐玑字灵渊、赵师秀字灵秀、翁卷字灵舒)。反对江西诗派、学习晚唐诗歌创作，尊贾岛、姚合为宗主，专攻五律，取材狭窄，雕琢琐碎，气格卑弱。
江湖诗派，因杭州书商陈起所刊《江湖集》而得名，代表人物有：戴复古、刘过、刘克庄、叶绍翁等)，他们的创作格局较四灵更为开阔，题材也更为广泛。但除刘克庄、戴复古等成就较高外，大多表现平平，整体风格偏重于细巧滑熟，未脱晚唐旧习。
另外还涌现出一批发扬杜甫现实主义精神和陆游爱国主义传统的爱国诗人。如文天祥、汪元量等，或高唱慷慨悲壮的战歌，或低吟沉郁苍凉的哀思，为两宋诗史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3）宋代散文
中国古代散文在宋代最后定型。这一时期，名家辈出，群体蜂起，他们各树一帜，竞辟新境，共同构筑了宋代散文发展的繁荣景观。与唐代散文相比，宋代散文的特色在于：内容上，和现实紧密结合，多论政与论道之文，其中又带有强烈的忧患感与危机感；风格上，趋于平易自然、条达疏畅；艺术表现上，喜好议论并善于议论，一些政论、史论还往往借题发挥。宋代散文从总体上看以古文为主，宋代古文实现了实用文章的全面艺术化，达到了实用价值和审美价值的高度统一。首先起来倡导创作古文而力排浮华艰涩文风的是柳开与王禹偁，而能够彻底清扫西昆派浮靡之风与太学体险怪之态的，是宋代文坛领袖欧阳修。欧阳修的文风平易缓徐，自然精妙，语言简洁凝练，圆融轻快，确立了宋文文风的发展方向。另外，此时的另外几位散文作家，曾巩、王安石、苏洵的散文雄迈老辣，纵横恣肆；苏辙等，均各具风格。
宋代散文作家中还有一位值得一提的是苏轼。苏轼是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是继欧阳修之后又一位杰出的文坛领袖，向与韩、柳、欧并称，代表了宋文的最高成就。苏文对促进宋代古文主体风格的成熟与定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一举奠定了古文在散文创作中的正宗地位，
南宋散文发扬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优良传统，比如胡铨、李纲、陈亮、陆游、辛弃疾等人的作品，虽风格不一，但都呈现出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和爱国主义热情，笔势浩荡，议论纵横，慷慨激昂，沉痛执著，令人荡气回肠。
另外，南宋末年，文天祥、谢翱等人，皆写出了表现民族气节的散文杰作，把宋文的发展推向了最后一个高潮，以悲壮雄劲的旋律结束了两宋散文的历程。
4）宋代的话本和戏剧
宋代的话本与戏剧虽然流传后世的作品并不多，但它们的出现与成型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宋代的话本小说的出现，标志着“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开辟了中国小说的新纪元。
宋代戏剧的表演形式已相当成熟，表演要素日臻完善，其典型范式是宋杂剧，包括北宋杂剧和南渡以后在南方民间流行的“南戏”。宋代戏剧为元杂剧创作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2、辽金文学
辽诗留存下来的作品只有七十余首，作者既有契丹人，也有汉人。其中最能体现辽诗特色的当推契丹诗人之作。契丹诗人大多是君主、皇族和后妃，这是因为他们较早有机会接触汉文化。
3、元代文学
元代的历史不长，自1271年忽必烈将蒙古王朝改国号为大元（其时南宋尚未最后灭亡）算起，至1367年元亡，只有96年。自蒙古王朝灭金、统一北方到元亡，则为133年。和前代文学相比，元代文学中最突出的成就在戏曲方面，后人常把“元曲”和“唐诗”、“宋词”并称。诗、词、散文等文学样式则相对衰微。
元代文学中新产生的一种体栽是戏曲。戏曲一般分为杂剧和散曲。散曲今存小令3800多首，套数 450多套。由于散曲是在北方金代的俗谣俚曲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所以绝大多数是北曲。作家留下名姓的有 200多人。许多杂剧作家在散曲创作上也有成就。散曲作家前期有关汉卿、马致远、白朴、卢挚、贯云石等，作风朴实，多本色语。后期有乔吉、张可久、睢景臣、张养浩及刘时中等人，文字稍露才华而辞藻清丽。因为散曲要用作宴会歌伎唱词，艳曲较多。但也有不少写景、抒情和怀古、叹世的小令；以及少量讽世喻俗、指摘时弊、揶揄乱世英雄的套数，如马致远《借马》、刘时中《上高监司》、睢景臣《高祖还乡》等；都有时代特色和较高艺术成就。
元人杂剧包括元、明之际无名氏作品，见于记载者计737种，今尚保存218种。杂剧最初流行在山西河北一带，今山西地区还保留金元时代的杂剧壁画和戏台。元初发展到其他地区，元灭南宋后又流入杭州等地。这个剧种是在宋杂剧、金院本及诸宫调等前代戏剧、曲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剧本的科白部分承袭院本体制，曲辞的组合则主要受到诸宫调的启示，基本上是歌舞剧。
元代前期杂剧作者有白朴、史敬先、石子章、李文蔚、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杨显之、李时中、张国宾、红字李二、康进之、高文秀、纪君祥、尚仲贤、李直夫等。一时人才辈出，作品呈现出繁荣局面。其中关汉卿的作品最多，成就也最大。他的《窦娥冤》、《救风尘》、《望江亭》、《拜月亭》、《调风月》、《单刀会》等剧，都是杰作。关汉卿和白朴、马致远、郑光祖被后人称为“元曲四大家”。四家以外的王实甫，实际上成就也很高。他的《西厢记》被元末明初人贾仲明誉为“天下夺魁”。这部剧本在当时以及后代影响很大，成就最高。大德以后的杂剧作家不少是征召失意，考场落选，“门第卑微，职位不振”的人。他们的作品中都流露怀才不遇之感。郑光祖、乔吉、宫天挺都属于这类作家。郑光祖的《王粲登楼》就表现一个“空学成补天才”而“寻不着上天梯”的人的牢骚不平与怀才不遇的怨气。乔吉流落江湖40年，宫天挺为人陷害而不见用。乔吉除写杂剧外，散曲也写得很出色。他说：“看遍洛阳花似锦，荣，也在恁，枯，也在恁。”表明他一生潦倒，壮志销磨。
七、明代（公元1368年～1644年）文学
明代是小说、戏曲等俗文学昌盛而正统诗文相对衰微的时期。然而这种力量消长的变化并不表现于诗文数量的减少，而是表现在作品思想和艺术质量的蜕化。从时间上看，明代享国的时间分别大致与唐代和宋代相等，都是约三百年左右；从数量上看，明代诗文作家及作品的数量也远在唐宋之上。仅《千顷堂书目》著录的明人别集就大约有近五千种，《明诗综》收录的诗人也有三千四百多人；然而从质量上看，明代的诗文作家很难找到像李白、杜甫、苏轼那样在诗文方面做出划时代贡献的巨匠，缺乏唐宋诗文作家在艺术上的创新精神。
明王朝统治时期，封建制度趋于衰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萌芽。这种社会特点对文学的发展有巨大影响.在前代文学发展的基础上，在新的现实条件的影响卞，明代文学有了新的发展，取得了特殊的成就，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明代文学的发展约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从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到明英宗天顺八年(1464)，约百年间，为明代文学发展的前期。这一时期是明王朝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巩固政权，加强边防的时期。朱元璋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实行招抚流亡人口归乡垦荒、减免摇役赋税、兴修水利、开展军屯等促进农业生产恢复发展的措施，又实行解放工奴、减免商税、扶持工商、惩办贪污等恢复和发展商业手工业的措施，收到了积极效果.为加强政治思想统治，朱元璋废除了丞相制和三省(中书、门下、尚书)制，把军政大权总揽于一身。又大兴党狱，杀戮功臣，削弱藩王势力，使权力进一步集中到朝廷.对知识分子实行笼络和镇压相结合的统治措施，设文华堂，编撰大型类书，以广储人才为名，行控制文人之实，把文人精力吸引到典籍整理方面。实行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促使文人读“四书’、“五经’，代圣人之言，使他们的兴趣才智被禁锢在八股文的栓桔之中。提倡程朱理学，对有字逆思想的文人实行镇压，大兴文字狱，不少文人因一字一句之误而惨遭迫害。这种严酷的思想文化专制使明初文人谨小慎微，写诗作文不敢直抒胸臆，针砭现实，造成明代前期文坛的黯淡景象。
1、明代前期文学
因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爆发而形成的元末农民大起义，声势浩大，使大部分地区陷入战火之中。这种局面必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知识分子和作家，有的参加了农民起义队伍，有的因“避兵”而浪迹天涯，这就使他们开阔了视野，充实了生活体验。在这些作家群中，刘基和宋濂是受朱元璋征召而参加起义军的著名文人，传说施耐庵是张士诚义军中的人物，罗贯中则是因“遭时多故”而奔走湖海的作家。因此，罗贯中和施耐庵能够在民间长期流传的三国、水浒故事的基础上，加工写成《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这两部巨著。《三国志演义》以宏大的结构，曲折的情节，展现出东汉末年和整个三国时期封建统治集团之间的军事的、政治的、外交的种种斗争。作者描写的斗争场面，千变万化，各具特点，显露出独到的艺术匠心。和《三国志演义》表现的对象不同，《水浒传》是一部反映农民战争的小说，它艺术地概括了农民起义发生、发展直至失败的全过程。全书着力歌颂了众多的起义英雄，不少英雄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性格鲜明。《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的创作成功，对后来的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小说的大量产生有着巨大的影响。
在诗文领域里，也出现了一些揭露社会弊病、具有一定社会内容的作品。比如，刘基的一些诗歌和散文就有这一特点。刘基、宋濂、高启是这时期重要的诗文作家，他们的创作，有的以传记取胜，有的以寓言见长，有的善于驾驭五古，有的善于采用歌行，都取得一定的成就。
此外，刘东生、贾仲明、杨景贤等人创作的若干杂剧，也属于较好作品之列。
随着明王朝的逐渐稳定，封建统治者为了强化统治，一方面是大兴文字狱，文士往往因一字一句之误而罹大祸；另一方面，又采取了笼络手段。明太祖时开设了文华堂，明成祖时召集了天下文士两千多人编纂类书《永乐大典》。为了控制文人的思想，明统治者还大力提倡程朱理学，明成祖曾命胡广等人编纂“四书”、“五经”、《性理大全》，指定为“国子监、天下府州县学生员”的必读之书。统治者对文艺创作的控制也严厉起来。比如，尽管明成祖本人喜欢戏曲，但对戏曲创作的内容注意控制，永乐九年（1411）曾有榜文：“今后乐人倡优装扮杂剧，除依律神仙道扮、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及欢乐太平者不禁外，但有亵渎帝王圣贤之词曲、驾头杂剧非律所该载者，敢有收藏、传诵、印卖，一时拿送法司究治。奉圣旨，但这等词曲，出榜后，限他五日都要干净，将赴官烧毁了，敢有收藏的，全家杀了。”（顾起元《客座赘语》卷十《国初榜文》）这种严酷的禁令不能不影响当时的文学创作。
在正统诗文的创作领域里，形成了雍容典雅、词气萎弱的台阁体。代表人物是杨士奇、杨荣、杨溥，世称“三杨”。他们先后都官至大学士。在他们的作品里，充满了大量的“圣谕”、“代言”、“应制”和“颂圣”之作，其内容多为粉饰现实，点缀升平。艺术上也平庸呆板，了无生气。当时这种诗风的追随者不少。只有个别诗人不为台阁诗风所牢笼，如于谦，较能抒写自己的真情实感，且多忧国忧民之作，但由于他的诗作锤炼不足，在当时影响不大。
至于小说创作，这时几乎是空白，只产生了瞿佑《剪灯新话》和李祯《剪灯馀话》这两部传奇小说，但意境和功力都逊于唐代传奇，并且“劝善惩恶”的说教气氛较浓。
统治文坛几十年的台阁体，首先引起一些有识之士的不满，先有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诗派，后有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加以反对。
李东阳的散文追求典雅，与台阁体相差无几。在诗歌创作方面，他想通过宗法杜甫，以深厚雄浑之体来洗涤轻缓冗沓之习。但由于他着眼点主要在声律、法度，内容也较贫乏，真正消除台阁体影响的是始于弘治年间的前七子复古运动。这时的文坛领袖已不再是台阁重臣，而是中下层的积极有为的官吏。他们的一些诗文能抚事感时，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而且笔力较为雄健。但是，他们为挽救当时疲软文风所循的途径，主要是倡导复古，认为“文自西京、诗自中唐而下，一切吐弃”（《明史·文苑传序》），于是造成模拟剽窃之弊，且这种弊端又蔚为风气，成为“复古派”的根本缺陷。前七子中的康海、王九思还创作了《中山狼》、《杜甫游春》杂剧及一些散曲，较有力地反击了戏剧领域那种点缀升平、进行道德说教的创作逆流。与此同时，传奇戏曲创作也有所发展。从成化年间开始，就陆续出现了《连环记》、《精忠记》、《双忠记》、《千金记》、《金印记》等作品。尽管这些剧作艺术上不够完整，仍处在传奇大繁荣的准备阶段，但其中有一些颇为动人的思想和较为成功的戏剧场面。此时期民歌颇繁荣，不少是描写闺情的作品，感情泼辣、真挚，在不同 的程度上具有反对封建婚姻的现实意义，连前七子的首领李梦阳、何景明对民歌的成就也大加赞赏。这时期已有明显的势头，即小说、传奇戏曲之方兴未艾，明显地昭示着通俗文学的光辉前景。
2、明代后期文学
从嘉靖以后，小说、戏曲等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创作十分繁荣，不仅数量多，而且取材面也较广。这是明代后期文学的一个显著特点。与此同时，诗文也在缓慢地发生变化。
小说、戏曲创作繁荣的现象之所以产生，既有社会原因，也是文学本身发展的必然结果。
嘉靖以后，东南沿海一带的城市经济已相当发展，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印刷术也随之繁荣。这是更快传播小说、戏曲的物质条件。广大群众对小说、戏曲的爱好和需要也不断增长。由于城市经济的发展，不少市民的子弟也入学读书。这种既有文化又不参加科举的市民知识层，极有利于原来植根于市民阶层的小说、戏曲的流行，因而促使书商印行这类作品。这种通俗文学流行过程中的商业化现象，又进一步激发了不少文人对小说、戏曲的创作热情。
这一时期，越来越多的文人认识到小说、戏曲的长处，也是其繁荣的重要因素。他们看到，小说、戏曲能更广阔地、更灵活地反映复杂的社会生活。如汪道昆十分赞叹《水浒传》所反映的现实面广阔，作品反映的地域宽阔、人物众多、事件复杂、头绪纷繁，“如良史善绘，浓淡远近，点染尽工；又如百尺之锦，玄黄经纬，一丝不纰”（《水浒传序》）。胡应麟欣赏《水浒传》竟能：“排比一百八人,分量重轻，纤毫不爽，而中间抑扬映带、回护咏叹之工，真有超出语言之外者。”（《少室山房笔丛·庄岳委谈》）他们之中有些人还认识到，小说、戏曲更有形象的具体性和感人性的优点。臧懋循指出，戏剧艺术能“随所妆演，无不模拟曲尽，宛若身当其处，而几忘其事之乌有，能使人快者掀髯，愤者扼腕，悲者掩泣，羡者色飞”（《元曲选序二》）。无碍居士在《警世通言叙》还举出例证：“里中儿代庖而创其指，不呼痛，或怪之，曰：‘吾顷从玄妙观听说〈三国志〉来，关云长刮骨疗毒，且谈笑自若，我何痛为！’”这种文艺观显然与当时出现的先进的哲学思潮密切相关。宋元长期受程朱理学统治，至明代王守仁提出致良知的学说，对程朱理学有所冲击，和以其弟子王艮为代表形成的泰州学派，以至于发展到李贽的“异端”思想，开始肯定人们的生活欲望，肯定人们“好货好色”的本性。在这种思想背景下，也就不难理解李贽肯定《水浒传》、《西厢记》为“天下之至文”的原因。这时期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的繁荣，有着历史的必然性。这时期长篇小说创作的数量很大，留传下来的就有50至60部之多。它们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
1）讲史小说。这种小说有两种倾向，成为通俗演义的形式，或向英雄传奇小说发展。吴门可观道人在《新列国志序》里曾描述过当时创作讲史小说的情况：“自罗贯中氏《三国志》一书，以国史演为通俗，汪洋百余回，为世所尚，嗣是效颦日众，因而有《夏书》、《商书》、《列国》、《两汉》、《唐书》、《残唐》、《南北宋》诸刻，其浩瀚几于正史分签并架。”
2）神魔小说。最先出现的是吴承恩根据民间流传的故事创作的《西游记》。《西游记》的成功，刺激了不少作者从事这类题材的写作。《西游记》的续书，这时期就有无名氏的《续西游记》，董说的《西游补》。此外，有的作者借历史事件来写神魔战斗，如罗懋登的《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无名氏的《封神演义》等。有的对当时流传的神怪故事进行改造加工，如吴元泰的《东游记》，余象斗的《南游记》、《北游记》等。有的根据神话传说进行必要整理，如朱名世的《牛郎织女传》等。有的写道仙、禅师的离奇故事，如邓志谟的《许仙铁树记》、《吕仙飞剑记》、《萨真人咒枣记》等。这类小说的产生，同嘉靖以后道教、佛教相继盛行颇有关系。
3）世情小说。虽然留传作品不多，但其中有着名的《金瓶梅》。到了崇祯年间，描写世情的小说多起来，大抵只是一些才子佳人的故事，如《吴江雪》、《玉支玑》等。
4）公案小说。这类小说没有产生成就很高的作品。李春芳的《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以审案人海瑞贯串全篇，每回演述一个故事，除少数情节较为曲折外，大部分枯燥乏味。余象斗的《皇明诸司公案传》是搜罗古今一些贤吏折狱的异闻，近似笔记，缺少小说应具有的形象性和生动性。无名氏的《龙图公案》世传有繁（百则）简（六十六则）两种，都是各篇独立不相连属，只以包公串联全书，较之前代写包公的作品，书中宣传封建礼教气息颇浓。
话本在这时期因群众爱好得以大量刊行，也引起文人重视。文人模拟话本进行创作，后人称“拟话本”。嘉靖年间洪楩辑印了《清平山堂话本》。天启年间，有冯梦龙编集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其中有不少是当时人创作的拟话本。继“三言”之后，有凌蒙初所作《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周清源编写的《西湖二集》，于麟写的《清夜钟》，还有佚名的《石点头》、《醉醒石》、《幻影》等，形成白话短篇小说的繁荣局面。
在戏曲领域里，明代后期是继元杂剧之后中国戏曲史上又一个繁荣时期。传奇出现了创作高潮，产生了杰出的剧作家汤显祖。这时期的杂剧由于形式有了变化，并运用南曲，或南北合套，有人称它为“南杂剧”，其中也出现了不少优秀或比较优秀的作品。
在诗文方面，虽然不像小说、戏曲那样变化明显，但也缓慢地有所改变。早在前七子的复古运动声势煊赫的时候，就有如沈周、文征明、祝允明和唐寅等吴中诗文作家并不盲目追随，诗风较为平易清新。到了嘉靖初，前七子的影响已渐渐衰落，出现了像杨慎、 薛蕙、 华察、高叔嗣、皇甫四杰（皇甫冲、皇甫涍、皇浦汸、皇甫濂）等诗人，他们不傍门户，自成一体。并且，在散文领域，逐渐形成了以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为代表的唐宋派，反对前七子的“文必秦汉”的主张。但是，杨慎、高叔嗣虽然在诗歌创作方面有所成就，却没有较完整的理论主张足与前七子倡导的复古主义相抗衡。由于唐宋派的成就仅在散文方面，诗歌创作并无多大建树，再加上前七子以“直截根源”、取法乎上相号召，仍具有一定的吸引力，所以，嘉靖中叶以后，又掀起了后七子复古运动。其影响的范围似乎更广，还有许多追随者，分别叫做“后五子”、“续五子”、“末五子”、“广五子”。但是，这后七子复古运动，除李攀龙较顽固地坚持前七子的理论主张外，许多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后七子刚结社时的首领谢榛，所提倡的学习对象就较宽，认为“历观十四家所作，咸可为法”，并且也说过“文随世变”。后七子的另一首领王世贞到了晚年曾自悔年未四十所作的《艺苑卮言》，晚年有些看法甚至与反复古的公安派袁宏道主张也有相通之处。后七子的追随者屠隆、胡应麟，还有汪道昆，其论诗主张，都不是一味复古。与此同时，徐渭、汤显祖等人已开始反对前后七子的复古主张。可见，诗文脱离模拟秦汉、盛唐的道路，已是大势所趋。
综观明代文学，小说成就最高，戏曲次之，诗文相对衰微。《三国志演义》可说是历史演义小说的高峰，《水浒传》则是英雄传奇小说的典范。《西游记》可说是神魔小说的楷模，《金瓶梅》在人情小说中揭露封建社会黑暗方面也是前无古人的。明代的白话短篇小说，是宋、元话本的继续和发展，其成就也很高，它犹如昙花在明后期一现，弥足珍贵。戏曲中的《牡丹亭》以其独特的构思，表现了强烈的反封建精神，影响深远。所以，明代小说、戏曲的成就是极为辉煌的。
八、清代（公元1636年～1912年）文学
清代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是古代文学史上最后一个重要的阶段。诗、词、散文、小说、戏曲都取得了重要成就。清代文人作家也创作了数量众多的伟大和优秀的小说，曹雪芹的《红楼梦》、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和石玉昆的《三侠五义》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一般认为，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到鸦片战争（1840）以前告终。鸦片战争之后，开始近代文学阶段。
1、清诗
清初诗人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抗清爱国志士，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他们的诗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与民族气节。另一类是仕清又忏悔者，如钱谦益、吴伟业，他们的晚年在痛苦中度过，思想矛盾都表现在诗中。
康熙年间的诗坛领袖王士祯创立神韵说，影响极大。
乾隆年间的袁枚创性灵说，沈德潜创格调说，翁方纲创肌理说，他们的创作和理论都有各自的特点。
2、清词
清代的词人、词作、词论均多于前代，被称为文学史上的"词之中兴"。以陈维崧为宗主的阳羡词派、以朱彝尊为领袖的浙西词派、以张惠言为代表的常州词派、以及被称为"北宋以来，一人而己"的纳兰性德，在词创作方面都极有建树。
3、清散文
清初散文沿着明代"唐宋派"的路线向前发展，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学者主要写经世致用之文。另外较重要的散文作家有侯方域、魏禧、汪琬都较有成就。
康熙至乾隆年间产生的桐城派，是清代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散文流派，它的代表人物是方苞、刘大櫆、姚鼐，他们的古文理论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清代的骈文在乾隆时期得到复兴，以阮元为代表的文笔派为文尚骈尚偶，为骈文力争正统地位。经过论争产生了不拘骈散之论。
4、清戏
清代戏剧作家作品数量都十分可观。杂剧数量1300种左右，传奇数量约在1100种左右。杂剧数量虽多于传奇，但清代戏剧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传奇方面，而又以清初传奇为重头戏。
清初传奇创作主要有三种流派：以李玉为首的苏州派，其身份和作品都具有较强的市民色彩；以吴伟业、尤侗为代表的文人派，其作品有较强的案头化倾向；以李渔为代表的形式派，他们讲究戏剧的娱乐功能和形式技巧。在此三派之后，代表清代戏剧最高成就的是被称为"南洪北孔"的历史剧作家洪升的《长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
清初以后，戏剧创作的质量急转直下，乾隆时期的杂剧传奇多平庸之作，只有蒋士铨的传奇和杨潮观的杂剧有较高的价值。
李渔还就明代传奇的得失，总结出一套系统的编剧和表演的理论，在《闲情偶寄》一书的"词曲部""演习部"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5、清小说
小说创作的繁荣代表了清代文学的主要成就。从数量来看，据《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和其他材料的统计，清代白话通俗小说的数量大约在400种左右；据《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清代文言小说数量大约在500种左右。这个数字超过明代，居历代之首。
从题材类型看，白话小说在明代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世情四大小说类型的基础上，又衍变出才子佳人小说、才学小说、讽刺小说、公案小说等新题材。文言小说在志怪、志人、传奇等传统类型的基础上形成了"剪灯系列""虞初系列"、拟唐传奇系列。各种题材的小说异彩纷呈，百花齐放。
到清代，文人独立创作的小说已十分成熟，一些优秀作家认识生活和概括生活的能力都有很大提高，产生了《聊斋志异》《红楼梦》《三侠五义》《儒林外史》等小说史上的颠峰之作
吝华整理 2021年11月—2022年6月
借鉴文献《诗词格律》《中国诗歌艺术研究》（袁行霈着），王力，叶嘉莹教授部分作品
且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