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古代的臣子若要忠诚，究竟是应该忠于国还是忠于君。
究竟是“忠于国就是忠于君”，“还是忠于君就是忠于国”。
商鞅变法坚守法治，且不谈商君之法所具有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单丛它反对人治依靠法治一点来讲，就限制了君主“个人”的专制。秦依靠严刑峻法，把整个国家（包括国君）变成一个战争机器，从而统一，成为我国古代第一个封建王朝，建立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家国一体。
秦国的法治受限于社会性质不能完全类比而今（理想）的法治，但显然这里认为“忠于国就是忠于君”，包括国君在内的整个国家都在为国服务。
其实在封建社会把国君和国家分开一点都不合理，因为国家作为统治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代表的本来就是统治阶级的利益。这就是忠君忠国的第一种情况。
当把国家定义成“国富民强，安居乐业”的乌托邦，这样国君的意志一旦背离了和谐社会的追求，才能产生忠于国还是忠于君的矛盾，才能界定“忠臣”和“宠臣”。
在这种条件下，决定君国是否一致的因素就包括君主的个人品质和治国能力。
所以我们讨论几种可能性，如果君主的个人品质和治国能力足够优秀，一心为民，那么这就是忠君忠国的第二种情况。有的臣子还倾向忠于自己，忠于自己的追求和意志，如果这三者完全统一，那就是上下一心，即便发生矛盾，臣子也不会有太过凄凉的结局。
如果君王的个人品质不太够看（以唐太宗为标杆），表现在中国古代君王中的特点为多疑多思，刚愎自用，不择手段，但是治国能力还比较可以，这类可以参考雍正，那么臣子忠于自己，并且（认为自己）忠于国家，而不忠（忤逆）国君，和国君发生了分歧，在两方都有道理的情况下，有没有结果，不好假设，我们当代人不好判断，国君也不好判断，所以往往这类臣子的结果也不是很好判断，史实告诉我们，死的多。
在无法明显判断 君臣谁是正确的 情况下，君王是否信任臣子（与臣子在国君心中的形象以及各种外部因素有关）、臣子的论证能力（是否能明白阐释利弊，说服国君保全自身），都成了关系到最终决策结果和臣子命运的因素。
所以总的来说，如果允许施政有误差，但整体是利国利民的，这类君臣都是忠国之人，就是谁也说服不了谁。这个时候臣子是在忠于自己的情况下忠于国家，而跳过了忠于君主的环节。但这种情况，就使另一个矛盾更加突出。没有一个执政者，不希望家国安定，自己名留青史，但是往往有人昏庸误国，有人骄奢害国，所以忠臣之忠于君主，究竟是应该忠于君主之明君大欲，还是忠于君主之私欲和君主之行，在这里走进了一个死胡同。如果以忠君之心为标准，那么这就是忠君忠国的第三种情况。
综上所述，从大的角度讲，忠君就是忠国。因为中国古代的社会性质、君主个人的共同追求和君臣想法的一致正确性，从小的角度讲，需要细分忠君的类别，君王个人的品质和施政能力，至少每一对君臣都值得细分，不能只完全概括成两种观点。
而我终于说服自己嬴稷和武安君的君臣关系了。就是属于第二种，君臣都忠国，而由于君王个人特质的问题，出现了忠欲忠行的分歧。武安君忠国，嬴稷亦忠国，武安君也忠君之心，为秦王一统天下计。白起无法说服嬴稷，又坚持忠于自己，嬴稷也固执己见，不愿被白起说服，而最终他们二人的政见究竟孰对孰错，关公战秦琼，不好考证，但是从客观因素分析，白起略占上风。所以无论是粉丝还是史学家都愿意把这次君臣矛盾更多的归咎于秦昭襄王。而大家也普遍愿意理解，在昭襄王个人品质因素的影响和秦国专制不断加强的情况下，白起之死的必然性。
所以就衍生了忠君忠国还是忠国忠君的讨论。
有人认为“忠于国君就是忠于国家”，白起要想保全自己，必须忠于嬴稷，嬴稷客观上要巩固统治，主观上希望自己是不可撼动的君王权威，也私心希望武安君顺从自己，不喜欢他因为长平之战埋怨自己。
有人认为“忠于国家就是忠于国君”，白起想要忠于秦国忠于自己，这本身非常正义，也很大概率是正确的选择，但这造成了白起和嬴稷的矛盾，也造成了白起的死。
所以要想解决，在嬴稷方面，他得愿意接受白起不打邯郸的政见，理解白起为秦国计不惜忤逆他的一片赤诚，明白长平之战自己给白起带来的伤害，再愿意放弃自己国君的骄傲。
在白起方面，白起得明白长平王上曾经想过与他一同分担，不过被他老婆搞黄了，也需要考虑万一真的能打赢，他是不是可以不那么自负，愿意为了王上和秦国一试。
所以为啥我要BB那么多废话，就是因为写文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样把他俩的矛盾解开！越想越乱最后干脆理性分析一波，以后文章出了也好用这个说服看客。
我顺利解决了，我很满意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