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莱希特有部剧叫《伽利略》，里面有这样的一段：
伽利略因为“害怕皮肉之苦”而选择妥协后，他的学生安德雷亚怒气冲冲地质问他：“没有英雄的国家真不幸！酒囊饭袋！保住一条狗命了吧？”而伽利略的回答是：“不。需要英雄的国家真不幸。”
伽利略久经世事，受尽折磨，他没有宁死不屈，而是选择低头。这与我们传统的英雄主义观念大相径庭，在我们的观念里，革命者被抓住之后，受到反动派的严刑拷打，会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的生命以献祭信仰。
只有这样，我们才会说他是个英雄。狭义定义下的「英雄」就是「牺牲者」，用自己的生命换取光荣与信仰。然而，这种牺牲并不是任何时候都是必要的。如果选择低头，也许会创造更好且更经济的效果。
伽利略看清了这一点，他把科学的价值凌驾于尊严之上，同时创造了自己的尊严。
相比之下，安德雷亚的观点是稚嫩的，但他的观点也代表了大多数人的观点，从某种意义上讲，人们愿意看到或者说需要看到伽利略的「死」，用来佐证在人们脑海里形成的虚无的英雄主义观念。
人们在创造英雄前，先杀死了英雄，这是一种可笑的二律背反。
“需要英雄的国家是可悲的。”我们如何理解这句话？
首先我们要定义「英雄」，我们在这里探讨的「英雄」是什么？
如果你说生活中的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英雄这类的鸡汤，不好意思，这不是我们所探讨的「英雄」范畴。我们所说的「英雄」是牺牲者，引领者。受膏者。
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正是大众最麻木不仁的时代。狄德罗说：“人类既强大又虚弱，既卑琐又崇高，既能洞察入微又常常视而不见。”
因为大多数沉默，才需要有人冲出来说：“嘿！醒醒，这个世界不该是这个样子！”
罗曼罗兰说过：“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我第一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觉得很震撼，感觉浑身充满了能量。但是仔细想想，真的对吗？
从这句话的语句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生活的真相不是善意的，可能是让人难以接受的，而现实也的确如此。当我们发现了生活的真相，我们觉得这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生活的本来面貌，我们还要继续热爱它么？
我们常说要“与自己和解”，这种「和解」更多的是一种放弃，一种逃避。
相反，加缪在《鼠疫》中借里厄医生的话说：“唯一的英雄主义是诚实。”
小说中的奥兰市民在面对鼠疫侵袭中逐渐麻木，而里厄医生所做的只是不断奔走，提醒人们鼠疫还在，他成为英雄只因他认清了事实，没有和其他人一样催眠自己。
最后鼠疫离开，人们又恢复了可悲的快乐的生活，就好像鼠疫从没来过。
认清生活真相后接纳生活，保持对生活诚实的认知，这可能是比自我催眠以获取对生活的认同更高级的英雄主义。
我曾经认为诞生英雄主义是因为制度的不完善和社会的不发达，幻想如果我们达到一个高度理性社会，我们就不再需要英雄来伸张正义，制度本身就可以解决问题。后来意识到，我们不可能达到任何一种绝对的社会形态，因为人性本身就是复杂的，而构成社会关系的正是这些复杂的人。
但是，英雄永远不会消失。它将作为人性的不完美继续存在并创造更多的史诗，不断点燃人类的热情。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我们则需要自己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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