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悟

有一种说法认为：任何让你失去尊严的人，都不值得你交往。这就叫鸡汤话语。殊不知，人就是互相践踏的动物，当人只能以同类为对象为工具来满足自己时，他必然为了自己的尊贵之心而牺牲别人的尊严。这就是普遍人性或人心所向，也是文化幻想所不能克服的。当然我们也可以把不能克服作为理由，作为开放的人性依据和权力决策的合法性口实。难道你不正是因为他人伤害了你的自尊心让你失去了尊严而与世俗对抗或企图逃避现实的吗？幻想建立另一个美好世界不也是基于这种心理吗？所谓厌世，与世隔绝，不肯接受现实，不正是由于畏惧伤害与痛苦吗？所以，真正的高人、你最值得交往的人，就是那个告诉你伤害是生命本有的那个人，也就是启蒙思想家。凡是不能承担痛苦的人才是不堪一击的。唯有不能把你毁灭的绝望才能让你强大。

人的最大欲望就是做人上人，以他人作为垫脚石来满足霸王意志或主人意志，牺牲别人发展自己，扩大差异制造痛苦满足欲望，俗称人往高处爬。如此的人心所向，本来就传统理想主义要克服的问题，因为克服不了，所以就得歌颂人的这种欲望，并以此嘲弄幻想主义。当然，在古代，做人上人主要是以上智下愚的道德人治等级制来维持的，利益分配依据权力大小来安排。但是今天对理想主义平均主义“大写的人”的冲击反动，就是把财富当神明，用一句话来概括：有钱就是君王，就是人上人。我们的拨乱反正和市场经济最神圣最聪明的地方就是：回到人的“劣根性”。无论你撒上多少金粉也掩盖不了这个事实。所谓人是一团欲望，不满足就感到痛苦，满足之后又感到无聊，以至人生像钟摆一样在痛苦与无聊中摆动。是这样吗？不。何谓欲望？欲望就是原罪，就是主人意志，或者是只尊贵自己而践踏别人的意志。我们的传统恰恰压抑了这种欲望、原罪或主人意志生命意志，也违背了互相践踏的天性，所以要转型，让欲望得到解放，经济不过是罪恶的遮羞布。在这里，满足是永无止境的，因为人要以同类为对象满足自己，要制造差异来获得满足，差异永远在生成中，哪有绝对满足？因而，历史与现实世界，倒是原罪欲望与痛苦推动的创造的。

金钱或者财富，是主人意志的物化表现，或主观性的对象化。正是在此意味上，没有钱就没有尊严，没有尊严就是痛苦，或者说，人有我无才是痛苦。问题不在于人人都有或人人都无的平均构想，自我意识要在另一个自我意识中获得满足，作为有限性，它使任何平均的私有和平均的无（公有）的构想都无效，以为市场经济能形成自发秩序，是对人性或自尊自贵之心的不可通约性缺乏根本的理解。同时，物质世界被人用来划分尊卑的工具，表明了精神的缺席，人成了空壳，因而，任何人为的本质与共同价值的设置也是无效的。人金钱的诱惑就是受主人意志的诱惑，摆脱卑贱地位就是摆脱奴隶的痛苦状态。对众人而言，其满足的边界在哪里呢？

人在青少年时期总被精神痛苦所纠缠，老了又被身体的痛苦所纠缠。所谓精神痛苦，就是自尊心的痛苦，不仅仅表现为穷，还包括人际关系的恶劣，被损害被算计，如果你不擅长抱大腿的话。可见痛苦不是抽象的饥寒问题，而是衣食的好坏成为人格尊卑的标志。因此说，所谓普遍的摆脱痛苦的根本利益是不存在的，它构不成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唯有做人上人实现主人意志，牺牲别人发展自己才是非同一的根本利益，帝王的九五之尊就是极致。可见“根本利益”就是强者自己的利益，它代表不了每一个人。

有道是：天助自助者。而绝望就是自救的起点。今天我们应该意识到，天或自然并不承载真理与道，所谓道或价值本身是人为附加上去的，或人的主观投射，所以今天才要将价值与存在（天或自然）剥离，还存在之无。这就是尼采哲学的要义。在某种意义上，天或者上帝已经与人的背离达成了和解，它默许人对价值的绝望与反叛，默许你勇于为无地自救。人啊人，男人也好女人也罢，不就是那么回事吗？人不再是目的，也不是绝对价值，谁也提供不了同一真理。我尊重痛苦，是为了揭示有限性，但痛苦并不能使人崇高。痛苦是原罪未能满足，或自己充当了他人的工具。

人诚然是尊贵的，但他只尊贵自己，并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而痛苦并不能显示摆脱痛苦的意义。在今天，任何职业都上升不到宏大的事业，人就是非理性非道德的动物，克服不了非人性的残酷，奈何不了混世界的，是理性的耻辱，你又何言崇高壮丽神圣呢？作为自利自保的个人，早已不再为终极目标服务了，有的人甚至用尽全力活着都那么难，何言宏大事业？所谓意义难道不是矫情吗？

保尔·柯察金说，人最宝贵的是生命，而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这话一点都不错。可他又说，生命的意义在于把它献给人类最壮丽的事业——为了解放人类而奋斗。这就很荒谬了。为什么呢？因为人类的苦难是人自身造成的，也可以说是人自己加给了人的耻辱，使人不成其为人。不要说理想消除不了如此的耻辱，即便企图消除这样的耻辱也谈不上光荣与壮丽。换句话说，人生没有额外的使命，也没有超然的目的，即便企图消除人的苦难，而这苦难就是人自身造成的，人作为高级动物并没有摆脱互为工具的非人性，这已经令人觉得耻辱了，而找不到克服的依据又表明了理性的耻辱。岂有光荣可言？

在中国的民间，对于人的去世，有一句祝福语叫享福去了。意为在世就是受苦。那么最宝贵的生命与它的一次性，为什么没有意义呢？为什么活着不能享受生命的宝贵呢？这不是悖论吗？而死亡等于一切的结束，又何言享福？但我们却生存在这样的两极中，一方面是许诺幸福许诺意义光明繁荣进步，无视重复的苦难或人性之恶的恒定性，另一方面是世俗对许诺无言的反讽，生命的意义就是互相践踏，并且在践踏中成为胜者强者，今天在世界范围内，胜与强也是可以由金钱来标识的，个体的死亡不改变整体的人性，只意味着这个人争强好胜的终结。在如此紧张的生命时间中不容许个人有其他的想法，也不容你有所分心，企图超出或改变历史的想法已经被判定为荒诞的幻想，人们甚至不能对这种两极摆动作一番审视、回顾与检讨，仿佛无能反思才是正常的，像常人一样，在常规忧虑与常规争夺中死去，不越雷池一步。

一个具有大同幻想的伟大传统的民族，过去是君子，现在是共同体，今天又把金钱视为神明，与世界性的虚无主义强力意志和技术主宰资本自由扩张接轨，这就是我们生存的两极处境。人类的生存就是逆淘汰过程。证据就是那些美好幻想都破灭了。现实的丛林法则恰恰是对理性、道德、正义、公平等等应该论的破坏，使人永远不成其为人，而只能处在史前时期。能够接受这种变化的知有限的，才能适应并生存下来。当然，大部分人本来就在非人或非文明的原点上，恶就是生存法则或对自身的立法，不存在适应不适应。“文明”本身就是一块自欺欺人的遮羞布，上等人、精英的虚伪就在一本正经中。

有人说，中国三百年来最励志的话是蒲松龄撰写的那副对联：“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

在我在来，这根本就是忽悠或自欺。我有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向，我能成功吗？为什么解放全人类的乌托邦幻想会破灭？所谓改造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理想不过是人义论的欺瞒，至善自由永远是超验的参照或敬畏之源。荒唐的是，蒲松龄却把追求霸业做人上人的“鸿鹄之志”安插在挽救道德危机的理想上，作为经验证据，张冠李戴，让人们误以为那个没有痛苦的极乐世界也是可实现的。

对联的下一句也是如此。苦心人天不负，正如天降大任于斯人，但同样以追逐霸业的事例来证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志向是可实现的。这岂不是牛头不对马嘴？正是传统的许诺，以致一部分老实人承担着巨大的苦难，却以不可能的希望来安慰，始终不能回到生存真实性，从而丧失了生存能力，只能沿袭贫困潦倒的宿命。

由此可见，所谓的志只有两种，要么是道德主义的志向，要么是丛林法则的志向，前者不仅破产了，终极目的丧失了，还被经济转型所否定，但恰恰是在这种语境下，励志书籍铺天盖地，并且把个人成功描绘成理性的过程，遮蔽原始积累中的血腥或不择手段地掠夺恶行。这，难道不是拙劣而残酷的忽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