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正式进入中国传统文化的探索之旅吧。说到中国传统文化或是儒家文化，我想很多人马上就会联系到一个词：“四书五经”。
其实四书五经本身就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变化和对外来文化的融合，“五经”指《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列为国家级的教育经典是在汉武帝时期，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传授儒家文化。“四书”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出现地比五经晚，“四书”最早成为一套统一的经典是在朱熹手里，朱熹把《大学》和《中庸》从《礼记》当中独立出来，作为单独的经典文本，和以前人们并不太重视的《论语》和《孟子》合并为四书。四书从元朝开始成为了科举考试的教材和考点来源，于是反而压过了五经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了。
朱熹之所以要在“五经”之外增加“四书”，是为了应对佛教文化的冲击。秦汉时期的儒家经典中缺乏对宇宙论和认识论的讨论，更关键的是缺乏把宇宙论和认识论统一起来的理论，而佛教哲学的力量正在于它有着统一融洽的宇宙论和认识论(至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演化，我们后面会专门讲)。由于佛教的理论更加宏大，对知识分子更有吸引力，到了隋唐依然有很多人号称儒生，但是崇信佛教。
所以为了应对这个问题，从唐代的韩愈开始，一直到宋代，儒家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去和佛教争夺知识分子。从濂溪(周敦颐)，横渠(张载)到伊川(程颐)，明道(程颢)，这些人努力的方向都是如何创造一个能够和佛教抗衡的，结合了宇宙论，认识论和儒家伦理的理论体系。这个任务最终在朱熹手里集大成，所以朱熹不是靠一人之力完成这个理论体系的构建，而是几代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为什么《中庸》和《大学》对宋代的儒家这么重要，需要从《礼记》中单独分出去呢？因为这两本书把儒家的宇宙论，认识论和儒家伦理串在一起成为一个整体。看看《中庸》开头怎么说的吧，“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一下子就把儒家伦理和“天命”绑在一起，儒家的伦理(道)是来源于宇宙的法则(天命)，而儒家的责任就是把这个伦理教导给天下人。那么学完儒家的伦理之后干什么呢？那就是《大学》回答的问题了，很多人即使没听说过《大学》这本书，也该知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吧，这就是《大学》第一章的内容。
宋儒们通过《大学》和《中庸》把宇宙论(天命)，儒家伦理(道)，个人修养(修身)和社会实践(齐家治国平天下)结合成一个整体的理论体系，从而达到了和佛教争夺知识分子的目的。从宋代开始，佛教逐渐没落凋零(元朝的密宗除外哈)，很少出现慧能那样的可以称为宗师的人物，一方面原因是皇权对佛教的警惕，另一方面原因是科举制和宋明理学的成功，吸引了大量的知识分子。
既然《大学》和《中庸》对于中国文化融合外来文化如此重要，那就先让我们从这里开始吧。《大学》中最著名的要数“修齐治平”了，几乎每个读过一点书的人都知道，那么原文是怎么说的呢？先让我把原文背一下(我真的是背的哈)。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皆宜修身为本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已，其所厚者薄，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修齐治平之间的关系随着中国历史的发展也在不停演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西周的封建制下是连续的整体，每个君子(这时的君子是这个词最初的涵义，君王之子，也就是贵族)都要先加强个人道德修养，然后管理好自己的家，然后帮助自己所在地的诸侯“治国“，如果有机会还可以帮助天子“平天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连续的，是因为从家到天下通行的都是同一套宗法制度和礼仪文化，用来齐家的道德修养和实践经验自然可以应用在“治国”和“平天下”上。
修齐治平这个连续的有机体在秦朝产生了第一次断裂，这就是家和国的断裂。秦王一统六合靠的是武力，而不是宗法制。秦始皇是反对宗法制和分封制的，他认为宗法和分封是带来天下分裂的根源，所以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并没有给任何一个儿子分封领地，而是像臣子一样给他们俸禄。从此“天下”从贵族集团分块管理，共同拥有主权和治权变成了皇帝一个人的私产。皇帝用郡县制代替分封制，让官吏作为代理人代替皇帝管理天下。无论是秦的刀笔吏还是汉代逐渐兴起的儒生，他们只是皇帝的管家或者说打工仔，他们不像封建时代的贵族一样有部分的主权，他们只有治权。随着帝制的进一步发展和皇帝集权程度的提高，这点可怜的治权也被分割地七零八碎了。
用今天的公司做个比喻，封建时代的管理层都是股东，大家共同管理一家公司，也许管理不同的部门，但是有着共同的利益。后来有一天大股东觉得这些股东很碍眼，没事总给自己提意见，有时还会自立山头，不服从大股东的管理。大股东觉得这些人的存在会威胁到公司的长治久安，就把这些人都清理出去了，换成了一群没有任何股份的职业经理人，这些人只是按照大股东的命令行事，大股东变成了百分之百持股。
在秦始皇的眼里，天下就是皇帝的私产，甚至连皇帝的儿子和兄弟都不能成为股东，而仅仅是领工资(俸禄)的闲职。普通的刀笔吏更是为皇帝执行命令的工具人，根据完成任务的情况进行赏罚。在秦国统一天下之前，就已经把属于秦王的国凌驾于每个人的家之上了，大家族因为阻碍国家机器调动个人而被打散了。秦国的法律规定“家有二子而不分，倍其赋”，就是为了要拆散大家族，让每个人都能成为秦王可以随意调动的螺丝钉。
这种情况下自然谈不到“孝”和“齐家“了，按照贾谊的说法，秦王朝的家庭关系是这样的：“借父耰鉏，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倨；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相稽”，翻译成白话也就是借给父亲农具都担心不还，母亲拿了扫帚，立刻恶语相加，我觉得就算贾谊的言辞有些夸张，但是在秦的统治下，“齐家”和“治国平天下”肯定是无法共存的。
秦的这套散沙术在秦国本土实行了几百年，秦人早已适应了(也许是集体变异了)，但是六国的人不能很快适应，秦国也没有能力短时间内在“天下“范围推广这套制度。秦法要在天下范围内解散大家族就必须把刀笔吏的管辖范围扩大到以前家族管辖的领域，需要在短时间内培养大量熟悉秦制度的刀笔吏，在没有印刷机和广播电视的时代这是无法做到的，制度和技术的不匹配是秦朝失败的根本原因。
秦朝失败之后，法家从意识形态领域彻底破产，只能成为后世帝王默默执行的帝王术，但是永远不能暴露在阳光之下。儒家因为自己的迂腐被战国时代的君主们抛弃，但是正是儒家的迂腐让它有机会在法家破产之后成为了唯一一个能够提供国家层级意识形态的学派，成为了汉王朝唯一的选择。无论是汉朝号称以孝治天下，推广《孝经》，还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目的都是要尽力弥合帝制时代家和国的断裂，或者说是维持一个家和国原则和利益一致的假象，这个假象不管是哪个王朝上来都不能戳破它，否则就会面临秦王朝的悲剧结局。
无论如何尽力维持这个家国一体的假象，假象毕竟是假象，皇帝拥有的国或是天下是皇帝和功臣们“提三尺剑”打下来的，也就是皇帝“化家为国“，把整个国或是天下变成自己的私产。不过皇帝要坐稳江山，皇帝还必须学会“化国为家“，让家族依然存在并且发挥某些社会功能，并且向家族让渡一些社会管理的权力，比如说即使到了明清，家族也有对违背儒家伦理的家族成员执行私刑的权力，而官府是不会过问的。
很多史学家说中国古代的政府是有限政府，皇权不下县，县以下靠民众自治。也有史学家提出反对意见，认为中国从秦开始的帝制时代一直是编户齐民，皇权对个人进行严格的控制和管理。这两种观点看上去互相矛盾，其实这恰恰是中国帝制时代的特点，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一点都不矛盾。
编户齐民是为了“化家为国”，汲取天下的财富，满足帝国的运营成本(养官，养兵)，维系帝国的统治以及满足皇帝及其家属的私欲，也就是“以天下奉一人”。皇权不下县是为了“化国为家”，让家族保持基本的社会治理和社会福利功能，获得社会上各个家族对皇权的默许和认同，同时有利于降低统治成本，也就是“以一人治天下“。
秦王朝的失败已经证明了农业时代的技术水平无力在整个“天下”实施秦法那样大而全的官僚管理。皇权不下县和编户齐民是帝国存在的两个支柱，缺一不可，没有编户齐民的汲取术帝国无法维持有利可图的统治，但是缺乏家族的默许和认同也会让帝国的行政和统治成本过高，超过帝国能够承担的极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