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巴黎，香水，奢侈品，美女和罗蔓帝克romantic，在十几年前我是这样想的。当法航的飞机徐徐降落在戴高乐国际机场时，拂晓的天际边红霞映影，空气清新，但没有那位留美学生在美国一下飞机就嗅到的那种资本主义的香甜哈，过廊桥到机场侯机大厅的过道上，站着一高一矮两个全副武装的法兰西警察，那个高个子的是不是太高了点吧，我想，我走过他时受到了压迫，从小到大，我总是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跟徐老师抱怨了不知多少回，这哥们，要是在我的班上，估计应该坐在教室后墙的外面去了。过海关总算很顺利，没有什么节外生枝，拿着机票赶到咨询台，我很礼貌地咨询了坐在前台的法国美女，幸好，我说的英语她都听明白了，说实话，刘姥姥进大观园，头一次学以致用。顺着她的指引，下到底楼乘上摆渡车去我们要转机的航站楼，整个车上，我没有寻到熟悉的中国人面孔，五花八门的各色人种挤满了这种没有座位的地板很低的巴士，望着窗外不停起落的客机我想，哦，法兰西，你是什么样子的呢？
法航的服务是非常棒的，第一次坐跨大洲直航航班，不免有点担心，上海到巴黎约9300公里，途经俄罗斯，到了巴黎，我们还要转机，继续飞4716公里，到达尼日利亚的海滨城市一一前首都拉各斯Lagos，几个月后，我们还得飞回来，恐怕这辈子的飞机都坐够了吧，也许。飞机在晚上11点左右起飞了，一路上，我都在祷告，上帝保佑吧，上帝应该让我完成这趟翻译任务，my first time to go abroad。想想，韩国客机1983年击落事件，不会这么倒霉吧！法航空姐送来了毛毯，眼罩，第二天餐饮时又送来了中餐，高鼻梁，蓝眼睛的男服务员一只手折放在后背，一只手拿着装着一根根香蕉似的东西逐排示意乘客是否需要，当时不明白是什么食物，后来才从什么地方了解到大约是法式面包吧。
不知坐了多久，困倦了就睡会儿，前排椅子椅背上的电子屏可次点播录像节目，也可查询飞机的高度和速度。椅手上有耳机插孔和按钮，也可听听音乐。安静的机舱内传来有人走动的脚步声，抬头望去，两位空姐手持小喷雾器正从舱首沿着两条过道向舱尾，小步碎跑，一边跑一边向四周的空气里喷洒些带点香味的气体，或许是空气清新剂吧，法兰西的空姐和我们国内的有点区别，国内的空姐又年轻又漂亮，像演员，法兰西的空姐多半是中年妇女，小指拇粗的金项链挂在脖子上，晃来晃去的。
安全抵达法国机场后，我们还得等上几个小时才能转机去非洲，午饭只能在机场解决了，吃什么呢？出国时，领导只给了我们一百美元。买两个面包和两瓶可乐该够了吧，吃完午餐还有些结余，随后到四处走走，令人惊奇的是，有些免税商店还有中国商品出售，服务员也可以说中文。凯旋门一定很雄伟吧，想当年，希特勒的军队也曾在那里耀武扬威的走过，法兰西人受罪了，日本人也曾走过南京的街头，中国人也很受罪，现在的新冠肺炎也让全世界的人民受罪，救苦救难的上帝哪儿去了呢？
法国人爱养宠物狗，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凡尔赛宫，香榭丽大街等景点周围随处可见它们的排泄物，这也许是道听途说吧。到非洲也是法航执飞，从跨入机舱那一刻，就明显感觉气氛不一样，从上海到巴黎，亚洲人和欧洲人较多，座无虚席，浩浩荡荡的。这次却不一样，舱内空了许多座位，乘客多半是非洲黑人，周围弥漫着令人不舒适的人体气味，这又让我记起了我的朋友，emma，一位来自加纳的小伙儿，不远万里，来到成都，在西南科技大学攻读博士，他身上的香水味满重的，和他在一起，我的鼻子时而过敏，时而喷哧几下。性情温和，待人温暖的emma和我吃过几次肯德鸡，他总喜欢用白手巾裹着炸鸡腿享用，好像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他我去过非洲，想起圣诞节他的祝福短信，文字间传递着温暖的中非友谊。这次来尼日利亚，也是来做基础建设工程的。海港之城拉各斯是什么样子的呢？一定像上海吧，以前的上海可不是什么“魔都"，要不，像厦门吧！
为了这次海外工程，单位上做了不少努力，把我等翻译从社会上招来，还花大力气把我们送到云南工地上去“实践"，我倒是一辈子第一次去“上山下乡"，“接受工农再教育"，也算体会了一把前辈们的辛苦，感受到了建筑工人们的生活是多么不容易啊。有人开玩笑叫这是"发配充军"。去过新疆的人肯定清楚什么叫穷山恶水，云南鲁甸可不算边疆。鲁甸县，没有听过的名字，这使我想起了鲁迅，中国的大文豪，鲁迅的散文是不错的，记得有一段说有一种墨猴，全身漆黑发亮，平常睡在笔筒里，一听到主人磨墨就跳出来，等主人写完字合上笔盖，就把砚里的墨汁舔食干净，然后又跳回笔筒里睡觉，这样的文字读起来是十分有味道的，但是杂文读起来晦涩难懂，夏志清评论他的杂文，娱乐性足矣，但哆哆嗦嗦，搬弄是非。这位学贯中西的大教授恐怕言过了吧，也当是直言了。鲁甸县给我留下的美好记忆是美味的云南米线，现在想起来，口涎也流三尺了。雪白的米线光滑剔透，七八片厚实的牛肉，红亮亮的油泼辣子加上各种其它调料，热汽腾腾的一大碗，连面带汤都喝个碗底朝天，现在，我才细想，当时真的有哪么好喝吗？一定是我们伙食不太好，打一下馆子就觉的美味了吧！
和我分在一个队的翻译是位前辈，五十来岁，微胖，秃头，带着假发，闪烁的眼神里带着一些世故。来云南之前，我们曾会过几次面，前辈怕伙食不好，吃不消，怂恿我去跟领导打个电话，希望改善一下伙食，这老哥想必怕吃领导的闭门羹吧。领导是个戴着黑色渔夫帽的大胡子，十分的通情达理，答应了我们的要求，单独为我们拨了补助。待到工地“实践”完了才知道大胡子其实只有二十七八岁，后来在成都单位上又见过一次面，胡子没有了，只有一张年轻的帅气的充满朝气的脸，意想不到啊！
工地上的工作是十分辛苦的，早上寒风凌厉地刮着，六点过开过早饭，我们和工人们一块儿坐在工程车的敞篷车厢里去上班，车厢里夹杂着一大堆铁锹，锄头，木棍，绳索之类的工具。有人在悠悠地吸着烟，烟气混着早晨的雾气被风吹得到处乱窜，太阳还没有爬上山顶，汽车在半山腰沿着蜿蜒曲折的公路慢慢地爬行，废气从发动机排气管里飘上来，呛人口鼻，公路下面是几十米深的缓缓的山谷，稀疏地点缀着几处村庄。山高弯多，人货混杂，汽车会不会因为突来的故障发生危险，那不是白忙活了吗！
云南的山村，一早一晚寒冷，中午阳光刺眼，太阳高照，穿衬衣就行了，白天大风把驻地房檐下系着的塑料棚刮得上蹦下跳的。上午干完活，回到驻地已经是下午两点过了，做饭的大嫂早把大锅饭煮好了，我们端上铁瓷碗盛上饭添上两瓢菜，或站立或蹲坐，大口吃起来，晚饭在七八点钟，我们两个受领导关照的可以单独改善一下伙食了。说实话，我是蹭了前辈的光，前辈叫老李，曾经好几次出国做翻译，在南延线上置了大房子，环境也非常不错。一天的工作终于忙完了，老翻译坐在床边，摘下假发，露出白白的头顶，剩余的头发披在四周，像别人开玩笑说的“地方支援中央"，也许有一天，我也是这个样子了。他的“床”只是放在地板上的席梦思床垫，我的“床"在他对面，
“小奉啊，来，过来，帮我揉揉肩"，
“怎么呢"
“你不晓得嗦，肩周炎，你四五十岁时就晓得了，多数人都有”。
我开始担心了。
中国的社会是讲人情的，大到国家之间，疫情肆虐期间，中国的医疗援助物资最先抵达塞尔维亚时，塞尔维亚总理致词时热泪盈框，感谢中国。南斯拉夫电影《桥》《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电影歌曲,啊再见吧朋友，都深深地烙在我们心里。这次出国做翻译，真的要感谢赏识的单位，感谢华为，十几年前，华为就扎根了非洲，华为作为总承包商，把光纤建设工程业务给了我服务的这家单位，于是才有了接下来的故事，也要感谢自己，感谢自己在面对人生中的种种困难时或在poor circumstance中的勇气，缕败缕战，百折不挠。有个外国教授给学生们上课，告诫大家永远不要丢掉自己的worth，永远不要丢失自己的value. 我想，就是这个意思。
飞机降落了，快速地在飞机跑道上滑行，跑道外侧的景物飞快地向身后逃去，两三层楼高的机场侯机楼在远处扑面而来，单调的褐色墙面让我想起了筒子楼红色的外墙，没有对比性嘛！我怎么突然想起了它呢？真不明白。
我们拿了行李依次排队过海关入境，穿着制服的海关官员隔着玻璃窗站在格子间里，手里握着印章，逐一把递过来的护照盖上印戳。走出来，到了简陋的大厅，看见有当地人推着空的行李车上前询问是否需要帮助，出国前就有同事提醒，这种帮助是要收费的。周围都是黑压压的一片肤色异于我们的人，稍微有点担心，幸好，来接我们的同事在外面高高地对着我们挥手，终于到“家"了，心里说不出的喜悦，疲惫一下消失的无影无踪了。把行李搬上车，拉上车门，赶紧隔绝了外面熙熙攘攘的世界，大家在寒喧的时侯，我也没有注意到他们讲了些什么话，望着汽车窗外陌生的环境，想尽快地熟悉这个对我来说还是神秘的国度，据说尼日利亚是非洲排名前十的国家，石油资源很丰富，拉各斯的海湾高架桥就是德国人帮忙修筑的，首都已经搬到阿布贾去了。回驻地的沿路两旁的青草长的很高，一个成人那么高吧，驻地在郊区，一座两层楼的大院子，在院子里下了车，楼上的同事有出来迎接的，清一色的男同胞，由于气侯炎热，大家都穿着短裤，剃着光头，工作室在二楼，长长的大桌子上放着很多电脑，和国内的通讯全靠它们了，每位同事手上都有一张当地的电话卡，可以在楼下用座机拨打国内电话，安顿好之后就等工作了。
拉各斯常常停电停水，停电时驻地就用柴油发电机发电，振耳欲聋的噪音响彻了整个院子，白天还好，晚上使用空调需要用电，噪声更大，老式空调机就架在窗格子上，突突地也发出声响。每张床都有蚊帐，紧紧的挨着，得提防着非洲的蚊子，患上疟疾可不得了，工地上时有同事不幸“中弹”，发烧不止，上吐下泻的，我们这次从国内来都准备了这方面的药。记得我们是十月过来的，这里却还很热，冲澡是可以的，但是热水得自己准备，大家都拿热水棒放在水瓶里或水桶里烧水，烧烫了再倒在水盆里加入冷水，让水温适合了就可以冲澡了，大概可以洗十几分钟的样子。院子楼顶的塑料大罐就是储水用的，房间里的水龙头放出的水总是缓缓无力的。饮食方面倒不算差，国内过来工作的厨师总能给大家做出好吃的食物来，西红柿炒鸡蛋和白萝卜烧肉是常有的菜，蔬菜还有土豆白菜什么的。院子大铁门几乎从来不打开，进出都从小门过，小门旁有个门卫室，由携枪的黑人警察守卫，院子房东是个黑人妇女，偶尔遇见过。
大领导领着我们去了华为在拉各斯的总部，把任务交待给我们，我和同事小梁去Ibadan伊巴丹斟测线路，伊巴丹在尼日利亚的西南部，人口一百多万，在拉各斯的东北，在当地约鲁巴语中意思是“靠近草原”的城市，平均气温超过30度，在伊巴丹有协助我们工作的联络人，现在记不住他的名字了，就叫他S君吧。第二天，我们和雇佣的黑人司机开车去了伊巴丹，一路顺利，碰到有军警站岗的检查站，我们的司机足以应付了。到了伊巴丹，首先找了一家酒店，准备开一间客房住下。在前台，咨询接待员房费时不免习惯地讲了一下价钱，服务员决定不了，请我到经理办公室，推开门，一张办公桌后面坐着一位大约六十几岁的老人，一看长像，应该是印度人，听完前台服务员的问题后，他起身打量了一下我，问了我一句话，让我记了一辈子，”Are you Korean or Japanese？(你是韩国人还是日本人？)。我告诉他，我来自中国。他诧异地点点头，有点吃惊的样子。他的问话也让我大吃一惊，华为不是已经扎根了非洲吗？中国的很多企业不是已经走向世界了吗？全世界的大多日用品不是都是中国制造吗？看来，中国在十几年前对世界的影响并非像现在这样广泛，如果现在再去这家酒店，他不会认错我吧，中国的国土面积相当于欧洲大小（除了俄罗斯），人口已超14亿，虽然是个概念上的大国，但对中国人免签证的国家还不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的多。这个印度老人给我好好上了一课，泱泱大国的牌子不好使。印度也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被英国殖民了上百年，印度人满世界的跑，后来在伊巴丹联络我们的人S君也是印度人，他管理着当地电信运营服务的后台工作，就像国内的电讯基站管理一样，他很热情，帮了我们不少忙。
我们住的房间在二楼，有电梯上去，带空调和卫生间的标准间，房间里的设施和国内相差无几，唯一的问题是没有烧水壸，也没有开水瓶。打电话到前台询问开水的问题，回答是有的。正当纳闷的时候，听到了敲门的声音，拉开门，只见服务生端着一个盘子站在门口，盘子上有一把铜制的小壶，估计是开水了。开水对我们很重要，早餐冲袋奶粉，吃点面包或鸡蛋什么的都很方便，于是每天工作结束回到酒店，第一件事就是给前台打电话要开水，是不是很麻烦呢。酒店餐厅里供应的食物我们就吃过一次，不习惯，酒店不提供早餐，我们只好自己想办法，酒店停车场对面有一排临街的商铺，有几家杂货店，我便找了一家，店主是位胖胖的身材臃肿的黑人大妈，店里有鸡蛋，面包，矿泉水，米面等日用食品出售，我就和她商量能否为我们每天煮几个熟鸡蛋，她满口答应了这桩买卖。我们的黑人司机是自己解决吃住问题，汽车停在酒店，他每天早上在约定好的时间来酒店和我们会合，然后开车去城里上班，我们的工作就是把这个城市需要建设的街道熟悉一遍，制成电子工程图，每天都在车上沿着街道画图，有时候不知道街名的，就下车找路人问一问，写下来。这样的工作持续了几天，进展缓慢，和联络人S君沟通了一下，他建议找市政府，当地政府有市政建设的图样，只需把图晒出来就行，不过需付一定费用。和拉各斯的项目部汇报情况后，得到同意的答复。于是我们就开车去市政府了。政府大院很开阔，植被茂密，使我想起了成都的熊猫基地。而这里也是绿树掩映，树木高耸，地上草丛茂盛，几幢四层高的楼房像学校的教学楼，错落地间隔开，最让人意外的是，这里没有我们想的那种厕所，在草丛中搭一简易的围篷，进去方便就是了，看过电视剧《父母爱情故事》的可能都知道，饰演安杰的梅婷捏着鼻子尴尬地上公用厕所的样子吧，和那差不多。
有人引领我们来到一幢办公楼的三楼，过道边站着三三两两来办事的人，都穿着花色的长袍，戴着穆斯林的小帽，在办公室门外等候，当听到闹铃“叮铃铃”的响铃后，有人替我们打开了门，请我们进去，在里面，见到了我们要找的政府官员，也是花色的长袍，胖胖的身材，听完我们的情况后，他好客地看着我们，站起身来，比划着手势，像见到熟人一样告诉我们，他曾经去过成都熊猫基地，也比划了熊猫那可爱的样子，表达了对我们国宝的赞美，也对我们来尼日尼亚搞建设表示欢迎，并立刻吩咐工作人员带我们去找相关的负责人，负责图样的工作人员很热心，得知我们的来意后，积极地为我们服务。
S君来自印度，是我们在伊巴丹的联络人，典型的印度人长像，中等身材，头发略带一点卷，脸色暗黑，肤色就像得了病似的，黑中带暗，手掌背面也是这种肤色，手心的一面肤色较浅，接近非洲黑人，讲着一口印度腔的英语，总感觉他是卷着舌头说的，说的英语和印度电影中男演员说的如出一辙，即滑稽又可爱，是我遇到的第一位生活中的印度人，emma是我第一位有交道的非洲人，而在回国途中，又在法国机场遇到了第一位跟我说日语的日本人，而西方白人呢？是那位大学里教我们口语的外教。
S君是印度的知识分子，学有专攻，他告诉我，他负责基站的运行，带着我们参观了他的工作地点。刚开始时，不太适应他那浓重的印度口音和语速，在大学里的语音课上从未见老师播放这种南腔北调的英语来训练我们，就像四川人听广东人讲话，都说的是汉语，怎么就听不懂呢？我理解起来有点困难，只得把我理解的用英语询问S君，是这个意思吗。后来慢慢适应了就好多了，他也照顾我，说的时候尽量放慢语速，刻意把字咬清晰了，现在想来，真是一位善解人意的读书人啊。彼此熟悉后，大家就互有往来了，有一次他问我:“Mr Feng，愿意到我家喝杯茶吗?" 当然可以哈，我们一同开车去他家，不久汽车开到一座大门紧闭的大院子前，他鸣了几声汽车喇叭，院子里的两三个人赶紧把大铁门向左右两侧拉开，于是我们的汽车鱼贯而入。院子里真大，植被也很茂密，记不清是两层还是一层的房子了，客厅非常宽阔，落座后，S君问我们要喝茶还是咖啡? 得到茶的答复后，他亲自到厨房里去操作去了，看看房子里冷冷清清的布设，就知道S君住在这里相伴的就是那几个雇佣的黑人了。后来在伊巴丹的斟测工程完了之后，我们请S君去吃了一次披萨，由他带着我们去找他熟悉的餐馆，餐馆的位置很有意思，即不在街道旁，也不在商业中心附近，而在一片平民宅院之中，餐馆里就几张桌子，人也不多，没有人大声喧哗，天花板上带着灯罩的大灯透射的光柱不能覆盖住整个房间，有部分明亮着，剩下的部分幽暗着，不禁让人想起美国西部片里戴着棕色牛仔帽，腰间插枪的牛仔跃下马后，小心翼翼走进一家客栈时的那种感觉。穿着工装裤的男服务生是白人帅小伙，端着备好食物的盘子在顾客间穿梭。我们的披萨端上来了，软和适口，还有薯条，饮料，我们一边享用食物，一边小声闲聊，S君说国外的印度人很多是企业家和高级经理，国际公司里也有许多中国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中印都是人口大国，联合起来可以说全球无敌了，他的话很像美国硅谷的现状。他也告诉我们他之所以不在印度国内工作而来这里，是因为这里的职位待遇更丰厚，很明显，他的大宅就是佐证。
一见我们吃完饭走出餐馆，我们的黑人司机就发动了汽车，正当要上车时，S君和我们的司机咕噜了几句，示意我们稍等，他快步返回餐馆，我想，是忘了什么东西吧？一会儿后他走出来，手里拿着一块面包走向我们的司机，哦，我顿时明白了。为这个印度人的做法感到触动，赞许他比我们做的好，同时为我们的疏略而感到愧疚，虽然我们的黑人司机吃住自管，但有时候我们不能太德国人了。另一方面，我们也丢“面子”了，鲁迅说，每一种身份就有一种“面子”，也就是我们说的“脸”。这“脸”有一条界线，如果落到这线的下面去了，即失了面子。这个S君好歹也是超越了我们之间的另一种“线”，让我们做了“黄世仁”，让我们不好做人，其实我们对待海外雇工，虽说不是“杨白劳”爱“喜儿”，但也是该给的，一分不少。
我的工作算不上十分辛苦，毕竟在城市里跑，那些在工地上的翻译和工友一定是十分辛苦的，气侯炎热，人地两疏，还有疟疾之威胁，皮肤晒黑了那是肯定的，饮食上也不太习惯。我们在伊巴丹城里勘测，中午饿了，就找快餐馆，有时候晚餐也在哪里解决。没办法啊，不像国内，什么李姐豆花饭，张姐川菜馆，到处都是，不用担心找不着吃中餐的地方，由于工作忙，哪有闲工夫去寻可口的饭食呢。快餐馆有卖盒装的带鸡腿的米饭，米饭像现在乡村基吃的沙朗牛排配的米饭一样的，颜色绿绿的，在非洲时总觉奇怪，看来孤陋寡闻了，但每日都吃这种食物，久了，厌了，吃饭是为了添饱肚子，一点口福都没有，想念川菜的回锅肉呀！在伊巴丹的工作完了之后，我们东打听西打听，终于找到了一家中餐馆，决定去试试。来伊巴丹时，我们带了十几万的尼国纸币在身边，我从没见过这么多钱，一捆一捆的，七八捆吧，若兑换成人民币，约五千左右。中餐馆和我们上次请S君吃披萨的馆子一样，是在一个大院里，大院临马路，前后左右都是独户的宅院，把车停在院子里，走进房门就看到了熟悉的中餐馆式样的家俱，餐厅里没有客人，店主是什么样子的中国人呢？还是外国人雇佣中国人开的呢？走到吧台时，答案出来了，中国人。想不到还有囯人不远万里，漂洋过海来挣这个钱，不容易啊！老板告诉我们他是上海人，在这里已打拼了十几年了，来这里吃中餐的都是非富即贵的，官员和商人居多，营收还可以。我们点了两个菜一个汤。好一个回锅肉，全是瘦肉片，酱油炒的，没有郫县豆瓣或什么豆瓣，油水少的可怜，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一份回锅肉。就是这等货色的炒菜，我们也一起干完，结账，四千多纳拉(尼日尼亚货币)，约两百多人民币，物价高呀！
次日，我们开车回拉各斯项目部，一路顺利，路过一小镇街区的时候，“嘭”的一声，从车尾传来，追尾了，一辆黄色的面包出租车撞上了我们车的后保险杠，我和黑人司机急忙推开车门，跳下车去查看，保险杠被撞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洞，洞下方，地面上散落着一些塑料碎片，不是很严重，这时，四周的黑人立即就围了上来，老老少少，大大小小，数不清有多少个圆圆的，带着浅浅的细绒似毛发的头，矗立在我们跟前，他们用当地话咕噜着，像是在讨论事情的原委，怎么办？对方是当地黄色面包运营车? 我们仿佛就像误入了美洲印地安人的领地，周围都是拿着长矛弓箭的，噢噢直叫的，头戴长羽的印地安土著人，他们的马儿围着我们转圈，卷起漫天的黄沙，笼盖了战战兢兢的我们，我们心里怕极了，几乎到了举起双手的地步……。这种场面在海外怎么处理呢？为了稳妥起见，我们打电话把情况汇报给了拉各斯的项目部，领导吩咐，如果不严重，叫对方赔点钱赶快走人。就这样，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们处理了这次意外事故，心想平安无事了，然而祸不单行，后面又发生了另一件意想不到的事。
汽车正在一座立交桥上经过，不远的地方就是拉各斯了，城市的轮廓越来越清晰，汽车来到一个支路口，我们的汽车正排队跟着前面的车缓缓移动，突然，一个身穿反光背心的黑人跳到汽车车头，挥着手势示意我们停下来，汽车刚一停，他就拉开副驾车门跳上来，扭头看了看后排座的我们，对着司机说，你们走错道了，看到来者不善，顿时就明白了他的意思，于是想意思意思，这位穿反光背心的黑哥一本正经的说，这不是钱的问题，他要教我们怎么开车，接着他指挥我们的司机继续向前开，到了桥头掉转汽车朝反方向开，从桥上转了一圈又回到开始截停我们的地方，然后向右开上一个小坡，坡上有座小房子，小房子前停着两辆车顶带闪烁灯的路政车，然后明确地告诉我们违返了交通规则，要罚款，好说歹说，最后交了五千纳拉罚金才放行。尼日利亚官僚的腐败是光天化日的，无论是谁，能敲你一竹杠就绝不会手软，尤其是像我们这样的外国人，简直是人为鱼肉，我为刀俎。拉各斯项目部聘请来守大门的警察就曾经说，尼国前总统携贪污的钱账逃往美国了，国内局势动荡不安，时有火拼，大盗盛行。想起一则中国古代关于大盗之说，观察屋里有钱财否叫圣明，最先进入屋内的叫勇敢，最后走出屋子的叫义气，知道能否采取行动的叫智慧，最后能分配公平的叫仁爱，此五项不具不能称之为大盗。尼日利亚的大盗不知具有这五项技能否？
终于要回国了，心情是高兴的舒畅的，之前签证已延期了一次，收拾好行装，剃了胡子，换上白衬衣，来到机场换了登机牌和同事登上飞往法国的飞机，准备在戴高乐机场转机回国，因为来的时候就买的是往返机票，所以线路只需折返一次，一切都轻车熟路，来的时候是忐忑的，回的时候是放松的，非洲有什么值得留念的呢？还是家乡好呀！复旦大学的张维为教授说，一出国就爱国，我很认同这个观点，全世界几千万华裔华侨肯定深有体会，祖国强大了，我们才越有尊严和自信。1925年6月朱自清因暑假到上海，在电车上盯着人家小洋人看了几十回，惹的那个金发碧眼的小孩在下车时冲到他跟前，探过头，伸着一张粗俗凶恶的脸，恶恨恨地教训朱自清，咄！黄种人，黄种支那人，你——你看吧！你配看我？一个清华教授就这样被外国小孩侮辱了，朱自清说是大大的被侮辱了，被袭击了，小孩脸上缩印着一部当时中国的外交史。法国著名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中，德国占领了法国阿尔萨斯省后，小弗朗士得知再也上不了法语课了，才明白了要努力。人总是在碰的头破血流时才有醒悟和觉醒，法国人如今在中国车市上的教训恐怕如同法国人上不了法语课一样，不是滋味吧！
法国人多浪漫，多固执，多以貌取人不是浪得虚名的。以后去法国，要有显阔显富的心态和姿态，不然会遇上一点小麻烦，从非洲飞到法国转机回国时就惹上了这样的小麻烦。航班一到法国机场走下飞机过廊桥时就被莫名其妙地引到了侯机楼的警察办公室里，我们这个航班还有几位乘客也是这样的，我只觉好奇，只想看看到底会发生什么情况，于是跟着他们来到了办公室，坐在前厅靠墙的凳子上，这一路上没有任何机场工作人员跟我们说明什么，一切都是默默地发生着和进行着。看见一个女警带着一位女乘客进了一个区域，女警挥手把墙上伸出来的，套在滑链轨道上的蓝色布帘拉上一圈把自己和女乘客掩起来，似乎有什么秘密不让外人知晓或不能见人，这种情形经常在电视上看到过，一般都是警察检查嫌疑人的操作。我一边笑着对同事讲，一会儿就轮到我们了，会叫我们脱光了身体上的衣服，并检查我们，看着他被唬的着急的样子，我一边起身走到前台对着里面穿制服的警察说，我们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你们非法扣留我们是什么意思，我要控诉你们的行为。警察赶紧要了我们的护照，查看了一下，翻了一翻，不知是尴尬还是狡辩地说，很报歉，先生，例行检查而已，你们可以走了。现在后想一下，也许我们刚从非洲来，穿着平凡，皮肤黑黑的(晒黑的)，又是平头(没理过发)，脸上或许有些暗疮，所以给机场警察留下了一个不好的形象，在他的眼光里或为偷渡客或为走私贩。后来把这些事讲给我的学生们听，大家都笑的前俯而仰的，笑疼了肚子。
走出去就是侯机大厅了，我们坐在靠玻璃墙七八米远的座位上，大厅里的人不算多，甚至可以说很冷清，透过玻璃墙可以看见外面机场上忙碌的地勤人员，来来往往的飞机牵引车，更远处频繁起降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大型客机。我刚转过头，注意到一位朝我们走来的老者，方向好像是对着我们的，正想着，老人已经走到了我们跟前，他头稍微一低，说了一连串日语，大学时我修过日语的，多半都忘记了，但日语发音基础——五十音图还能大体会读，知道老人是日本人，可是不懂他在说什么，我只好用英语回应。告诉他，我是中国人，请用英语讲话。不等回应，老人转身就走，孤孤单单的，想必是一个人吧！过来想找同胞，把我们错认成日本人了。我也注意到了大厅的一角有中国话传来，走近一瞧，几个候机的乘客正蹲着，七嘴八舌地谈论着，衣着朴实，相貌淳厚，娘的！中国同胞，亲人嘞！我们又孤单又寂寞的心情一拂而去，热乎乎的凑上去拉开了话匣子，原来他们是海外工作的海员，也是在这里等着转机回国。想到刚才找我说话的日本老人，我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东西，不知怎么形容和表达。
唉，我真的像日本人吗？又想起了那句话，Are you Japanese or Korean?在国内，说某某某是日本人是贬义的说法，对日本这个概念，是没有多少好感的，大学里的二外，为什么是修日语？我一直搞不懂这个问题，怎么不是韩语或其它外语呢？只有院系安排这个唯一的原因，但是大学里的日语老师对我们却很好，就像鲁迅笔下的藤野先生，正直，和善，严格，认真，只不过我们的老师是位美丽的温婉的中国人，现在的日语只剩下支言片语了，也是愧疚，我常常在课堂上给孩子讲上两句，惊讶一下他们，总能带来一片兴奋。日本是先进的国家，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富士山的樱花很美，也值得去走一走，日语中有许多繁体的中国字，这比韩语还亲近，辛亥革命前及民国初期，江浙子弟，像鲁迅一辈，很多东渡日本求学，现在中日民间多有旅游往来，而抗日剧却泛滥成灾，小孩子成天模仿剧中对战的敌人，嚷嚷着要在网上淘一件敌军军服，拌演“坏蛋"，八路不演去演坏蛋，可见真的好玩。有些年，反对日货的浪潮涌动，出现了砸车伤人的现象，又有些年，评论去买日本马桶，电饭锅的事见诸于报端，再有些年，韩风席卷神州大地，韩剧，韩版服饰，韩式青春少年，络绎不绝。最后这些潮流都退却了，刮起了中国风，这个风太大了，于是前美国总统川普先生一面喊着“美国优先”的口号，一面咬牙切齿的，狠狠打压中国，他忘却了到中国访问时，中国人民对他的情谊。老百姓，无论国内外，最在乎的不是美国吹西北风还是东南风，大家生活过的好才是最实在的，出国挣钱就是最实在的人间正道。各行各业，不一定谁都能喜欢，但所谋一职业也许是自己喜欢的，也许都是逼上梁山的。就像我，英语是我喜欢的，教书是生活让我坚持做的，就像俞敏洪老师，钱学熙老师一样，古人云：“民以食为天，”没有饭碗，怎么能过日子呢？
飞机到浦东国际机场已经是下午时分了，刚下了飞机，在大厅的航空公司售票台得知回成都的航班，目前只有一个航班，恰好只剩下一个座位，谁先走了？看到同事急不可待的样子，我建议他先走，我留在上海过一夜，他是有老婆孩子的男人，而我还是孤家寡人，没什么心急火燎的，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一人吃饱，全家不管。从浦东机场打车去徐家汇挺贵的，上海发展的太快了，寸土寸金，要立足大上海，清华北大不一定够的。在徐家汇找了一家快捷酒店住下，寻了一家上海的正宗川菜馆来修正我对上海人做回锅肉的偏颇，买了一份杂志以消磨时光，逛了逛上海的街道，也没有超越成都的感觉，一样是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的。晚上夜深了，透过酒店的大玻璃窗，看见窗外温暖的万家灯火，和更远处黑暗中的星星点点，不由想起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