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暮天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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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初春周末黄昏，一道如血残阳抹过天坛祈年殿圆顶，把圜丘外一片百年古柏林染成桔红。游人渐渐散去，我静静地坐在九级台阶条石上，默默倾听着一个世纪前帝王祈天时紫金编钟敲出的悠悠嘹音。

二十年前我曾来过天坛，那时满眼看到的是景，今日重游，更多的是深深思索。天坛，是目前世界仅存最大的皇家“祭天”“祈谷”之所，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又经明嘉靖、清乾隆等朝增建、改建，建筑宏伟壮丽，环境庄严肃穆，1998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为“世界文化遗产”。明、清两代共有22位皇帝来此祭天，最后一次是清光绪33年（1907年），距今也已经111年了。百年沧桑，弹指一挥，逝者如斯，殿宇尤存，令人感叹。

祭天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早的文化活动，早在夏商周春秋战国奴隶社会时期，就已经有了比较成型的祭天仪式。隋唐宋元明清各代封建王朝不断演化推进，完善了更多的礼法仪规，活动更为复杂，声势浩大震天动地。我不是历史学者，但置身于天坛之内，不免对于古人祭天活动有了点滴体会。

古代帝王热衷于祭天，我想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信奉，二是愚民。先说信奉，古代自然科学极其落后，人们不知道地球之外的天体世界，对四季演变及风雨雷电地震等自然现象不能用科学知识解读，只能相信是上天的主宰。因此虔诚笃信上天，设坛祭拜，祈求保佑子民平安五谷丰登，这种信奉应该是十分真诚的。再说愚民，帝王自称为天子，即上天之子，上天主宰世界，天子代表上天管理亿兆百姓，天经地意。皇帝祭天，祈求其统治永固；臣民朝拜天子，上合天理，下顺民心。以此形成礼法甚至国法，祭祀活动实际逐渐成为封建帝王统治百姓的手段和工具而已。特别是明朝中叶以后，哥伦布发现了美洲新大陆，哥白尼提出了天体新学说，随着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不断传入，中国统治阶级上层也大多心知肚明上天其实是虚无漂渺的，但仍然更加强化祭天活动，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愚民，稳固其统治地位。

中国古代史把清康熙、乾隆统治时期称为“康乾盛世”，我却不全然苟同。“盛世”不能简单的以统治时间长短进行纵向比较，还应与同时期世界各国发展情况进行横向比较。自中国清乾隆年间开始，欧洲普遍开展了“立宪”革命和“工业革命”，靠民主政治和科学知识富民强国，一个个弹丸小国一跃而成为当时世界强国。不如中国一个省面积大的英国、法国、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开始疯狂的海外殖民和掠夺，日本靠“明治维新”也崛起于东方强国。而此时，大清王朝的统治者们仍然自信为天朝上国，实行的是闭关锁国政策，靠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维持其统治。中国封建王朝的衰落，应该恰恰就是在自诩为“盛世”的乾隆时期，对外闭目塞听，排斥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控制通商，加之内部官史腐败，逐渐病入肌理，大清帝国岂能不亡？

相反，我却十分同情和赞佩光绪皇帝。这是一位在中国古代史上具有改革意识的封建帝王，怎奈生活在慈禧太后的阴环之下而郁郁不得其志。1907年，也就是大清帝国在风雨飘摇中还剩下三年左右时间，光绪皇帝作为最后一位封建帝王到天坛祭拜，心中苦楚恐难于言表。是祈求大清王朝继续繁荣昌盛，还是感叹“戊戌变法”百日而终？

今年恰逢“戊戌”之年，作为改革先驱的光绪皇帝如在上天有灵，也应心安了。华夏中国历经百年奋斗，早已摆脱封建压迫和外强侵略，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更是民富国强，昂首屹立于世界强国之列。改革，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核心方式，改则进，不改则后退，中国近代发展史恰恰证明了这个道理。

日暮中的天坛，昨天是古代帝王们用于愚民的工具，今天则是万人游览的一座精美建筑。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朝代，靠天命愚民注定是不会久远的，而唯有不断改革创新，造民福祉，才可创万世基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