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卷中）
【一三九】论良知与节目时变
来书云：“道之大端，易于明白。所谓良知良能，愚夫愚妇可与及者。至于节目时变之详，毫厘千里之谬，必待学而后知。今语孝于温清定省，孰不知之？至于舜之不告而娶，武之不葬而兴师，养志、养口，小杖、大杖，割股、庐墓等事，处常处变，过与不及之间，必须讨论是非，以为制事之本，然后心体无蔽，临事无失。”
“道之大端，易于明白”，此语诚然。顾后之学者，忽其易于明白者而弗由，而求其难于明白者以为学。此其所以“道在迩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也。孟子云：“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人病不由耳。”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但惟圣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妇不能致。此圣愚之所由分也。节目时变，圣人夫岂不知？但不专以此为学。而其所谓学者，正惟致其良知，以精察此心之天理，而与后世之学不同耳。吾子末暇良知之致，而汲汲焉顾是之忧，此正求其难于明白者以为学之弊也。夫良知之于节目时变，犹规矩尺度之于方圆长短也。节目时变之不可预定，犹方圆长短之不可胜穷也。故规矩诚立，则不可欺以方圆，而天下之方圆不可胜用矣；尺度诚陈，则不可欺以长短，而天下之长短不可胜用矣；良知诚致，则不可欺以节目时变，而天下之节目时变不可胜应矣。毫厘千里之谬，不于吾心良知一念之微而察之，亦将何所用其学乎？是不以规矩而欲定天下之方圆，不以尺度而欲尽天下之长短。吾见其乖张谬戾，日劳而无成也已。吾子谓：“语孝于温凊定省，孰不知之？”然而能致其知者鲜矣。若谓粗知温凊定省之仪节，而遂谓之能致其知，则凡知君之当仁者，皆可谓之能致其仁之知；知臣之当忠者，皆可谓之能致其忠之知则天下孰非致知者邪？以是而言，可以知致知之必在于行，而不行之不可以为致知也明矣。知行合一之体，不益较然矣乎？夫舜之不告而娶，岂舜之前已有不告而娶者为之准则，故舜得以考之何典，问诸何人，而为此邪？抑亦求诸其心一念之良知，权轻重之宜，不得已而为此邪？武之不葬而兴师，岂武之前已有不葬而兴师者为之准则，故武得以考之何典，问诸何人，而为此邪？抑亦求诸其心一念之良知，权轻重之宜，不得已而为此邪？使舜之心而非诚于为无后，武之心而非诚于为救民，则其不告而娶，与不葬而兴师，乃不孝不忠之大者。而后之人不务致其良知，以精察义理于此心感应酬酢之间，顾欲悬空讨论此等变常之事，执之以为制事之本，以求临事之无失，其亦远矣。其余数端，皆可类推。则古人致知之学，从可知矣。
刘宗周云：“良知之说，只说得个即心即理，即知即行，更无别法。”（《遗编》卷十一《阳明传信录》卷一，页十三下。）
梁启超云：“此与朱子即物穷理之说相较，真令人有絮领振裘之乐。”
［译文］
来信说：“道的基本含义容易明白，正如先生所说的‘良知良能，愚夫愚妇可与及者’。至于那些细节、条目的随时变化则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必得通过学习而后才能掌握。你现在就温凊定省谈论孝道，谁能不知晓呢？至于舜未向父禀报而娶妻，武王未葬文王而伐纣，曾子养志而曾元养口，小杖承受而大杖逃跑，割股疗亲，为亲人守丧三年等等事情，在正常与变化之间、过分与不足之间，必须要讨论一个是非准则，作为解决事情的依据，然后人的心体才能不被蒙蔽，遇到事情才能不出差错。”
圣道的主要含义容易明白，这话说得对。后世的学者们往往忽略那些简单明白的道理不去遵循，反而追求那些难以理解的东西作为学问，这就是孟子所说的“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孟子说：“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人病不由耳。”在拥有良知良能上，愚夫愚妇和圣人是相同的；但是只有圣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妇则不能，这就是圣人和普通人的区别。细节、条目的随时变化，圣人难道会不知道？只是不专门把这当做学问罢了。圣人所谓的学问，只是致其良知以精确体察心中的天理，因而才成为其区别于后世学者的关键所在。你还没有去致良知，而是念念不忘这些细节，这正是将那些准于理解的东西当作学问的弊病了。
良知与节目时变的关系，就像规矩尺度对于方圆长短一样。细节、条目随时间变化是不可事先预测的，就像方圆长短的变化是无穷无尽的。因此，规矩尺度一旦确立，那么方圆长短就能够一目了然了，而天下的方圆长短也就不可胜用了；尺度定了，长短与否就不可遮掩，而天下的长短也就不可胜用了；良知确实达到了，那么细节、条目随时间的变化也就暴露无遗，天下不断变化的细节、条目就都能应付了。差之毫厘就会谬之千里，不在自己内心良知的细微处去体察，那你的所学将何以致用呢？这是不用规矩却想定立天下的方圆，不用尺度却想穷尽天下的长短。我觉得破绽百出，只会一天天徒劳而无所收获。（不能用固定的尺度定义天下所有的事物）
你说“语孝于温凊定省，孰不知之”，然而真正能致孝的良知的人还是很少的。如果说粗略地知晓温凊定省的礼节，就能致孝顺的良知，那么凡是知晓作为君主应当实行仁政的国君，就都能致仁义的良知；凡是知晓作为臣下应当忠诚君主的臣子，就都能致忠君的良知，那天下谁又不是能致良知的人呢？可见，“致知”的关键在于“行”，“不践行”就不能说是“致知”，这是最明白不过的。这样知行合一的概念，不是更加清楚了吗？
至于舜之不告而娶，之前哪有不告而娶的准则可作为参考，虞舜又是翻阅了什么典章，请教了什么人，才这么做的？他不过是根据自己内心的良知，权衡轻重缓急、利弊得失，不得已而为之罢了！武王之不葬而兴师，之前哪有不葬而伐的案例作为准则，周武王又是翻阅了什么典章，请教了什么人，才这么做的？他也不过是根据自己内心的良知，权衡轻重缓急、利弊得失，不得已而为之罢了！假使虞舜在心里不是真怕没有后代，武王在心中不是真的要救百姓于水火之中，那么他们不告诉父母就娶妻和不安葬父亲就兴师伐纣，就是天下最大的不孝不忠。后世的人不孜孜以求于致其良知，不在处理事情时精心体察天理，却在酬酢之间凭空讨论此等应变处常的事，幻想以此作为临事机变的准则，以求得遇到任何事情都能没有过失，这也太离谱了。其余几件事都可以以此类推，那么古人致良知的学问就可以明白了。
舜不告诉父母就娶妻，武王没有埋葬文王就兴师伐纣，这都是遵从自己的良知。而有些人割自己的肉来医治父母，长期守孝却是因为出于私心（当政者以孝取士）。孝在心，不在外。
如果事事要依据经典、成法来做，就是墨守成规、死搬教条。只有遵从良知，才能应变不穷。即良知就是判断是非的尺度。
人皆可为尧舜，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共同具有。只要遵从良知，真心诚意地做到，普通人也可以成为圣人。
批注：
①愚夫。《中庸》第十二章云：“君子之道，费（用之大）而隐（体之微)。夫妇之①愚夫。《中庸》第十二章云：“君子之道，费（用之大）而隐（体之微）。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
②毫厘千里。参看第四条，注六。
③温凊定省。参看第三条，注一。
④舜之不告而娶。《孟子·万章篇》第五上，第二章云：”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则不得娶（因父母顽嚣)。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如告，则废人之大伦，以怼（仇怨）父母。是以不告也。”，
⑤武之不葬。据《史记》卷六十一(页七下)《伯夷列传》曰：“武壬伐纣，尚未葬文王，载文王木主以行。”
⑥养志养口。《孟子·离娄篇》第四上，第十九章云：“曾子养曾皙（曾点，曾子父)，必有酒肉。将彻（搬去)，必请所与（请问与谁)。问有余，必曰：“有。 ‘（料亲意更欲与人）曾皙死，曾元（曾子之子）养曾子，必有酒肉。将彻，不请所与。问有余，曰：‘亡矣。’将以复进（不欲与人）也。此所谓养口体者也。若曾子，则可谓养志（顺其志，以肉与人）也。事亲若曾子者可也。”
⑦勺小杖大杖。《孔子家语，六本篇》第十五（卷四，页五上至六上）曰：“曾子耘）误斩其根。曾皙怒，建大杖以击其背，曾子仆地。久之，退而就房，援琴而歌，欲令曾皙而闻之知其体康也。孔子闻之而怒，曰舜之事瞽叟，小杖则待（受之以息其怒)，大杖则逃走（身体受之父母，不可毁伤)。故瞽叟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悉悉（兴盛）之孝。今参（曾子）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殪而不避，既身死而陷父于不义，不孝孰大焉！”
⑧割股。李绂（字穆堂，一六七三至一七五O)之《割股考》（《李穆堂诗文全集，穆堂别稿》，道光辛卯[一八三一年】本，卷九，页九下）云： “《魏书·孝氈 子传》，称张密至孝。为御史时，母疾。乃斋戒到股肉，和药进之。遂愈……又二王友贞传》曰：母病，医言得人肉啖良已。友贞剔股以进。母病愈，诏旌其门。《韩昌黎集》鄂人对云：‘鄂（陕西）有人剔股肉奉母，疾愈。’《宋史·选举志》引苏轼(一O三六至一一〇一)之言谓：’上以孝取人，则勇者割股。，盖自周末至唐宋，并称股。而割肱之说，从未之闻。岂古人所剔皆股肉。今人疑其不敬，始移于肱耶？”捷案：诸注皆引《宋史》苏轼语，然不指明苏语出自苏氏何处。查李氏所引《王友贞传》数语，见《新唐书》卷一九六，《旧唐书》卷一九二，《王友贞传》亦载其事。鄂人对载《韩昌黎全集》(《四部备要》本）外集卷四（页三一上）原文云：“彼自剔股以奉母，疾瘳。…...上俾聚士以旌其门，使勿输赋，以为后劝。”苏轼语见《宋史》（百衲本）卷一五五（页十五上）。惟张密事必有误印。《魏书》《魏志》均无《孝子传》或《张密传》。而《晋书》卷八十八，列传五十八《孝友·李密传》有庐墓事，无割股事。列传五十八《孝友》，无张密之名c《魏书》卷八十六《孝感列传》亦不及张密。《庄子·盗跖篇》介子推割股以食文公。此言忠，非言孝。东敬治引《魏书》张密事，一字不改。盖未考也。东敬治又引《纲鉴易知录》云：“青州日照民江伯儿以母病，割股肉食之。不愈，祷于岱岳。相誓云：‘母病愈则杀子以祀。’既而母病愈，竟杀其三岁子祭之。有司以闻，上怒曰：‘父子天伦至重。今贼杀其子，绝灭伦理。丞捕冶之，勿使伤坏风化。，遂逮伯儿，杖一百，谪戍南海。”三轮执斋云：“朱子考异之《昌黎外集》《黄氏日抄》《事文类聚外集》‘五月五日，下、《瑯琊代醉》二十卷等论之。李退溪《自省录》亦论之。”捷案：朱子《大学或问》(页二十六下）经文“冶国平天下”项下，提割股，然未举史实。查《古今图书集成·理学篇，学行典》卷一七九至一八九，《孝悌部·名贤列传》记割股事甚：多。最早者为后汉《安吉州志》载许颐劃股为羹，即瘥父恶疾，刺史奏旌其门。晋《岳州府志》载杜世寿母刘氏病笃。刭股煮粥以进，遂愈。诏旌其门曰纯孝。《新唐书》卷一九五载孝友何澄粹剔股肉进，亲疾为瘳chōu。当时号青阳孝子。同卷章，全启母病，全启割股膳母而愈。《湖州府志》载许颐父患恶疾。颐割股为羹以进。父病果差。刺史奏旌其门。《临颖县志》载朱悔尝割股奉母。母疾遂愈。诏旌其门。《怀庆府志》载刘士约割股事亲，朝廷给帛旌之。《河内县志》载王友贞剔股进母，母疾寻愈。诏旌其门。《陕西通志》载赵言母病。割股肉烹进，遂愈。勅赐物五十段，以旌孝行。《新唐书》卷一九五《孝友传》云：“唐时陈藏器著《本草拾遗》，谓人肉治羸疾，自是民间以父母疾，多圭『股肉而进() “此风至宋而益盛。《宋史》卷四五六《孝义传》所载有刘孝忠（开宝二年太祖召见）、成象（淳化中)、庞天祐（大中祥符诏旌）、周善敏（大中祥符九年诏旌）、常晏（开宝间）、杨庆（绍兴十二年诏表其门）与陈宗。又各府县志所记劃股孝行甚。有王景（淳化盛平中。《郑县志》)，艾君瑜（宝元间。《永丰县志》)、裘仲容（庆历中。《绍兴府志》）、严常孟（元祐三年。《如皋县志》）、孙逵（崇宁间郡守为请旌表。《武进县志》）、陈克已之女与妇（绍兴中。《休宁县志》）、杨文修（朱子造庐与谈。《绍兴府志》)、吴沆（淳熙县令立纯孝坊以旌之。《仙居县志》）、张道真（淳熙中郡守上其事诏旌之。《广东通志》）、王康臣（庆元二年郡守奉旨立旌孝坊。《广东通志》）、王弟儿、丘念一、王德先、何阳四（皆庆元嘉定之间，县官皆给米绢旌赐四人。《漂阳县志》）、刘兴祖（嘉定间旌表。《溧水县志》）、吴璿与两子安礼安时（嘉定三年建坊旌之。《宁波府志》）、龙海孙（嘉定十年，后县名其里为淳孝里。《资县志》)、陈氏三子（失名。景定中知县立坊表之。《严州府志》、冯骥（景定间。《富阳县志》）、谢千九（《溧水县志》)、陈某（《溧水县志》)、周伸（咸淳间受旌。《镇江府志》）、朱应孙（成淳丙寅旌表。《杭州府志》)、张季和（咸淳间郡守作诗美之。《南安府志》)、蒋定德（咸淳六年。《严州府志》)、阮与子（德祐丙子经略使赉以二帛。号所居为孝行坊。《广东通志》)、窦宝（见旌。《丹徒县志》)、陈茂祖（《杭州府志》)、梅来克（《杭州府志》）、龚婆儿（《杭州府志》)、愈大成（子廷用，孙亚佛三世割股。《杭州府宗》)、何氏子（《杭州府志》）、盛定旺次子（县令作诗揭其门。《杭州府志》）、方昌（移后官为之立祠。《宁波府志>)、伊导（《温州府志》）、陈宗（郡守表曰陈孝子墓。《温州府志》）、黄达（崇宁中表旌。《宝庆府志》 )，宁从龙（授征仕郎以旌其孝。《饶州府志》)、郑时懋（《饶州府志》）、罗伯寿（表其所居之坊曰旌孝。后赵孟頫赠以诗。《吉安府志》）、赵盂玖（有司表其门曰笃孝。《临江府志》)、江文卿（端平闸邑令以闻表其门。《新安县志》）、谢宗信（《永宁县志》）、冯巖郎（《新淦县志》)、黎士云（《新喻县志》)、王相（《夔州府志》）、陈摺（《顺庆府志》)、耿联甲（《顺庆府志》）、冯瑛（《顺庆府志》)、冯伯瑜（知县筑台旌之。《潼州府志》）。此外刺血、剜目、剔臂、剖腹、割心、刳肺、探肝、凿胸取髓，亦时有之。
⑨庐墓。《孟子·滕文公篇》第三上，第二章载：“君薨，世子五月居庐。”又第四章云：“孔子后。三年之外，门人治任将归，入揖于子贡。相向而哭，皆失声，然后归。子贡反。筑室于场，独居三每，然后归。”盖以孝事孔子也。
⑩道在迩。语见《孟子·离娄篇》第四，第十二章。
⑪语本《孟子·离娄篇上》：“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第十一章）
⑫不由。语见《孟子·告子篇》第六下，第二章。《孟子》原文“由”作“求”。
⑬参见《礼记纂言序》：“然方圆者，规矩之所出，而不可遂以方圆为规矩。故执规矩以为方圆，则方圆不可胜用。舍规矩以为方圆，而遂以方圆为之规矩，则规矩之用息矣。故规矩者，无一定之方圆，而方圆者，有一定之规矩。”(《全书》卷七）
⑭无后。《孟子·离娄篇》第四上，第二十六章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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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5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