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的疫情，搅扰着全国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在家隔离的期间，时间突然放慢了，让我有时间去关注网上的众多消息，看到不同角度所写的不同的博文，却得以窥见中国社会出现态度尖锐的对立，这多少减弱了我看到全民万众一心抗击疫情的欣喜感动之心，而平添了对中国社会的担忧。
当然，让一个社会万口一心，是肯定不可能做到的。可是，在巨大的灾难面前，却没有让争端、异见暂时搁置，而是网络上谣言频出，社会上一些文人还发着含沙射影的文章，那种感觉就像坐在一艘超级大的巨船上，外面狂风暴虐、骤雨瓢泼，船一会儿冲上浪尖一会儿跌入浪底，随时都有砸碎船的可能，而船中的一些人却还在吵架、掣肘，咒骂着掌舵船的船员，这只会让坐船的每个人心里的不安全感包围全心。
当记者的人其实多少都是一个社会的批评者，这是工作的本能，可是我还是认为经过严密思考的理性批评才能有助于社会的进步，而非理性的、随口而来的批评有害于国家，只会拉锯社会裂痕，造成群体对立、社会动荡。
中国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此生乘坐而无法下船的船，是我们的子孙后代未来要一直乘坐下去的船。船安全我们每个人都安全，船动荡我们每个人都动荡，船若沉了也很难有人不经历覆卵之灾。这个道理似乎每个人都懂，可是在言行上我们好像还是会去做凿船的事情，就好像我们不是坐在这艘船上的人一样。
在我们中国文化中，似乎有着这样的一种奇怪的现象：中国文人会以骂政府作为爱民，作为有情操有情怀。若不骂，甚至与政府合作，或为政府所用，或歌颂肯定了政府，往往会被不耻，认为是膝盖软，向权贵投降，甚至是反动文人。我们的文化欣赏有能力却不屑于与政府合作从而为民服务的人，比如我们对姜子牙、诸葛亮、商山四皓等可以济世却迟迟不肯出仕的赞美，而欣赏骂政府的人，认为这些人才是真正有骨气的，是文人栋梁。
就以曾国藩为例，他从仕为民，平定太平天国后他曾手握重兵，手下人劝他拥兵自立为帝，可是他却主动解散湘军的大部分兵力，希望天下从此无战事，老百姓能安居乐业，此后他的余生放在兢兢业业谋求“西为中用”的图强之路上。即使他做了挺多，但是他至今依旧被我们很多中国文人认为是为满族服务的没有骨气的污点文人。
文人，不以做社会的建设者为荣，而以做社会的批判者为荣，认为才是有骨气，才是为民爱民，我觉得这种观点和态度是不可取的，是对中国社会一直有害的态度。
在疫情中，我看到了很多的批评贴，其中有些有道理很中肯、有建设性，言辞和结果都能促进我们社会的发展，可是有些贴根本不过脑，根本不顾过激的言论带来的社会割裂，也不顾当时当刻说这些话是否有助于共抗国难，却认为自己有文人情怀，我实在不能理解。
历史是不断演进的，但是其实历史都是在不断重演的，每个时代发生的事情都曾在以前发生过，虽然面目不同，但实质其实一致。中国学术界有史学家曾经评论，熟知了明史就懂得了中国社会，知道中国社会的利弊，也知道了国家存亡兴衰的原因。
在国外，历史教育不是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是和否”的教育，而是将人物放在历史事件中进行全面的思考，客观认识各种事件的发生起落，形成理性的思考，从而能起到指导人生的作用。
我一直觉得，我们国家中小学的历史观教育是需要改进的，我们对所有历史人物几乎都是脸谱化的，不是经过个人思考的历史教育，这不助于起到历史学科对人的的塑造和教育作用，也无法形成成为独立的人的宝贵的思辨能力。
在我们的史观教育中，朝代的覆没都是历史的进步，包括义和团、太平天国等等起义都是可歌可泣的，但却看不到每一次覆没都是百姓的血和泪，这些伤痛都被历史的尘埃掩盖了，我们看到的只是历史的车轮，却看不到车轮下的血。
我认为，我们的历史观教育对何为优秀的中国文人有错误的认知，非常典型地体现在我们对明末东林党人的评价上。
东林党人非常具有中国文人具有的普遍性特点，这些特点包含着中国文人的优点和长处，也包含下中国文人的缺点和误国之处。
我们一直到现在对东林党人的评价都是肯定，觉得他们针砭时弊、讽议朝政、敢言敢说，是“清流”，可实质仔细研究明末历史和东林党人可以发现，他们与阉党一样是明朝灭亡的祸患和原因。
一直以来，赞许歌颂东林党人之声从未间断，我想与那副很有名的悬挂在东林书院的楹联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这楹联我们几乎每个人都能朗朗上口：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这楹联正体现着中国文人可贵的家国情怀，以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这精神也正是中华民族五千年跌宕起伏，却能生生不息的原因之一。
关心国事积极参政建言，是任何国家的知识分子都应该做的，是一个优秀的、爱国的知识分子应该具有的美德。但是，我为何觉得东林党人的参政议政是造成明朝覆没的重要因素之一？一个真正爱国爱民为国家积极建言的知识分子，究竟应该怎样去做才是真正为国家好、对民族有益，而不是添乱误国呢？
看同一部历史，不同的人会产生不同的思考。我这里谈的仅仅是我自己读史的思考，写出来只是提供一种思考的思路，我并不想像东林党人那样非我即错，不同意、不赞同我就抨击，我也不愿意像东林党人那样做道德绑架，若对道德的认知不同，那么谈哪个“道德”更高尚，根本毫无意义。那么，我认为东林党人做错了些什么？
一，为抨击而抨击，而且上纲上线。我们批评政府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这个社会更好，这是我们批评的目的。我们批评某一项政策不完备，批评某批官员渎职，只要批评得言之有理、有理有据，都是有利于国家的。可东林党人的批评不是就事论事，而是上纲上线，原本只是某个政策的问题、某些官员的问题，他们却在言辞中煽动社会仇恨，导致民间和官府的对立，让双方彼此之间的信任一点点的丧失，产生对立。
用清代历史学家赵翼评价崇祯帝的话说，“东林党人风扇仇恨满天下，人人龟缩，独上不知，何其不葱也。” 当政府的公信力和号召力受损，可怜的只是政府吗？可怜的是国家，是每一个老百姓！明朝末年，臣民各竖壁垒，造成政令不通，自强御敌肯定不可能，大敌当前也只能一溃千里。
二，党同伐异，而不是为了国家求同存异。历史上的崇祯不是个聪明有天赋的皇帝，但是确实算是个执政勤勉的皇帝，曾有史学家评价他，“非亡国之君，当亡国之运”。崇祯最后自缢煤山，李自成看到崇祯遗书，“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崇祯吊死了自己，他还是希望李自成能善待他的百姓，其心多少让人叹惋。但崇祯将覆国之果怪罪诸臣，多少有推卸责任之嫌，可是这未尝不是事实的一部分。
东林党人在斗倒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后，掌权后的他们还在“党争”，他们不是为了国家变好而直言，而是为了发泄自己的情绪，达到自己的喜好目的而批评，泄私愤多于国家大义，最后连“非东林”派的袁崇焕都不能在“党争”中幸免。
其实，细看明末历史就是一部不干实事、不断“党争”的历史，攻击同僚、把控社会舆论，在“完全靠一张嘴”的言斗中大家都成为了亡国之民。
三，对自己根本不懂的领域不是不言或谨言，而是敢说还乱说。东林党人多是士子出生，对国政、对经济、对社会运作并不了解，用我们现代人的话说就是受过“通识教育”，缺乏“专业知识”，多只能当当动嘴批评人的“言官”，而绝非能臣。可是，张居正失去皇帝的信任和一条鞭法失败与东林党人的弹劾有关系。
在明朝已经走到最危急的时刻，作为江南地主和工商利益代表的东林党人，把自己小团体利益和小家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发动江南工商阶层以反对苛政为名抗税。他们用自己的 “道德”绑架民生、绑架民意、绑架军事，同时，他们说一套自己却做一套，只用自己的道德观绑架他人，却不拿来要求自己。征税无望的崇祯只好向在朝堂掌权的东林党人募捐，结果满朝大臣哭穷，只募集到了一万多两银子，而李自成破城后，从各大臣家中抄出白银七千多万两。
我一直在关注疫情，我想在疫情期间，除了医务人员、政府部门、基层工作者等等在以命相搏，忙得不可开交，一些像我这样能写几个字的人最近一段时间大概也在电脑前、手机上忙得不可开交吧，因为可以看到网络上各种言论博文充斥着言路，当然批评之言挺多，有时甚至看着看着都挺担心会演进往什么方向。
细观这些纷纷纭纭的博文，其实可以看出写作者境界的高低上下，对社会所起作用的好坏之分。
有的人只是煽情吸粉、添乱坑国、撕裂社会，而有的人却以自己的专业和思想帮助着我们的国家共抗时艰、前进提高。比如，提醒国家要重视医学解剖对死因的分析。比如，希望政府要重视基层工作人员的辛劳，让一部分机关工作人员下放到基层助力。比如，提醒政府在抗疫时期也要重视民权、不能侵犯民权。比如，国家要区分不同地方疫情的等级分批复工，而不能搞一刀切等等。我还看到了对疫情之后，国家应该在哪些方面反思提高的文章，有见地很中肯。
一个知识分子要敢说话，而且绝对要说真话，但是不去说过头话，因为这对国家、社会有害无益。语言上有为没啥了不起，难得、可贵的是理智上、行为上、效果上的有为。
作为一名工作了20年的记者，我一直都赞成社会各界积极对政府批评建言。我个人觉得领导层要乐于并且善于倾听，因为无论各方言论是对还是错，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是社会得以不断提高和发展的动力。对于走到一定位置的领导，也是为了避免自己工作上的失误，造成人生的遗憾甚至灾难。
对于这次疫情，我们这个社会若不能很好的反思，在巨大的灾难中一无所获、一无所进，不能实现对社会漏洞和不足之处的完善，那么对不起在这个冬天逝去的那么多生命，是有罪的。
在整个疫情中，我很敬佩钟南山，尤其是他在电视上那一句眼含热泪所说的，“武汉是一个英雄的城市。”钟南山应该是中国敢言的文人代表了，他曾有过很多对国家的建议和批评，据说在他的办公室里挂着四个字“敢言敢医”。
可在整个疫情期间，他所有的言论都是克制的、客观的、公正的、专业的，并且是凝聚民心的。他对武汉肯定的话，所起到的作用弥合认知的分歧，当时500万武汉人离开武汉，社会对武汉人有诸多指责，各地都出现了对在外出武汉人的排斥，可他此言之后唤醒了国人的理智，各个地方都采取了措施善待在外的武汉人，而不是分裂武汉人，对受灾的武汉也有了更多的同理心、同情心，我觉得钟南山这句话起到了感染人心的作用。
当时武汉刚刚封城，武汉民心肯定一片惶恐动荡。钟南山的这句话还鼓舞和激励了灾难中的武汉民众。因为弱者是当不了英雄的，而事实证明武汉当得起这句话。在好莱坞电影《传染病》中，城市封城后整个社会都失控了，派驻了军队都无法维持社会秩序。同时，钟南山的这句话还将全国民心联结在一起，共同驰援武汉，国人以英雄的姿态和热血的精神共度难关。
千古年来，中国社会一直在反省中不断前进，反省是中国社会并不缺少的，所以中华民族能在跌倒后不断爬起，始终以一个庞大的、完整的国的形式绵延不倒，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和任何文化能做到像我们这样。这不是因为我们总出清谈误国的文人，而是因为中国社会在危难时刻总会有爱国、理性并且能凝聚民心的文人志士。
中国不怕外患内困，怕得是内部难聚共识，怕的是乱、争和斗，偏偏中国人爱斗，中国文人更是好斗。历史告诉我们，中国社会在团结的时候，总有智慧和勇气抗过灾难和困苦取得辉煌，而在斗的时候，会比任何一个社会更惨烈、民生更凋敝、百姓更可怜，因为我们的国太大、民太多。
（注：写于疫情最严重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