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军旅记忆‖爱上香烟

在军校，抽烟是个问题。军校明文严禁抽烟，但是很多人在军校学习期间学会了抽烟，特别是我们这种青年学员，比例更高。这两种近乎相悖的现象共同存在，构成了军校生活的另类图景。

我自然也是在军校学会抽烟的。具体是什么时候，记不太清了，大概是第一个学期期末吧。第一个学期是军校生活最苦的阶段，训练特别累、管理特别严、反差特别大。这样一个适应阶段或者说是转变阶段，身体和心理都承受着巨大压力。然而管理者又似乎特别不近人情，除了军校各种管理规定外，又口头制定了各种“严禁”、“不允许”之类的“紧箍咒”，一圈圈、一层层缠绕、束缚着一颗颗年轻的心。那个时候可没有什么心理服务、“知心姐姐”之类的人文关怀，在例行的理想信念、光荣传统教育之外，如何舒缓压力就变成了自己的事。

这个时候，香烟来了。队里有“老烟民”，在读军校之前就已经会抽烟了。抛开香烟的诱惑不说，单就人家那份勇气和胆量，就有很强的示范效应。于是更多的人小心冀冀的开始了，由战友而“烟友”，于是队伍一天天壮大，“优势”也越来越明显。

寻找一个合适的抽烟地很重要，也是每天的必修课。躲开队干部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不能被大队领导、军务参谋、纠察等类人发现，那样的话队干部会挨批，后果就严重了。我们抽烟的地方有烧火房、炊事班、猪圈、菜地、围墙根等地。刚开始的时候也还隐蔽，时间长了，这些地方都被队干部掌握了，但受活动时间和范围的限制，也不能开辟更多的“战场”，新的问题出现了。这个时候“烟民”人数多的优势就发挥出来了，大家分开活动，虽然地方队干部都知道，但是分身乏术，也能更好地保证自身“安全”。再后来，战友情更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些非烟民同学深刻理解抽烟人的需求，就主动承担起警戒任务，队干部明知有人在某处抽烟，但想抓“现形”已无可能，大家也能得以充分体味香烟的味道、享受抽烟的感觉了。

当年，我虽是一个“年轻烟民”，烟瘾也不大，但与香烟之间的故事却不少。大三的暑假，我们去某工兵团实习，一个月时间，把所有的“积蓄”都花完了。返回军校的火车上，到了午饭时间，一摸身上只剩下９毛钱，连桶方便面都买不起，只能买一包“相思鸟”牌的香烟。索性买包烟吧，有了它也可聊以暂时忘记饥饿。当时，我坐在背靠车厢连接处的座位上，刚把烟点上，深吸一口，缓缓吐出之时，就感觉背上被人一拍，回头一看，是队干部恼怒的面孔和目光。好在大队领导走在队干部身后，出于“家丑”不可外扬的考虑，他没有声张，我把烟灭了也就算了。后来，打听到干部们是到餐车去吃饭，估计要半个小时回不来。于是，我重又点上一支，换了个更舒服的姿式，闭上眼慢慢的吞吐起来。

到了大四的时候，已经是老学员了，就更“嚣张”起来。一天中饭过后（那是铁定的抽烟时间），我来到大队部，大队通讯员（我们是老乡，关系很好）告诉我，今天是政委值班，但是他到二队食堂陪共建单位领导吃饭去了，饭后会去礼堂看与共建单位联欢会的彩排，中午应该不会回来。机会难得，赶紧让通讯员打开政委的房门，先打开录像机（那个时候，录像机可是高档娱乐设备），再拉开藤椅，垫上政委的枕头，靠在上面，把腿往办公桌上一放，再点上一颗香烟，边看录像边抽烟，那真是神仙般的待遇。谁知乐极生悲，一颗烟还没有抽完，房门突然打开了。我反映还算敏捷，“蹭”的一下就“窜”了出去，虽然没有被政委逮住，但首长已经看清我是谁了，跑掉了好像用处也不大。后来听说，政委很生气，批评了队干部，要他们好好教育一下“那个学员”，敢在“太岁”房里抽烟。队干部自然更是气急败坏，又给我记了一笔。光抽烟的事就给我记了好几笔，说是将来要“算总帐”。当然，这个“帐”后来是怎么算的，算清楚没有，我也不关心了，反正不久就毕业了，可以自由的抽烟，管他什么“帐”呢。

香烟有毒，青春无悔。当初爱上香烟，只是因为刚入军旅，在那种特殊的条件和环境下，青春的激情需要燃烧、苦闷的精神需要寄托、寂寞的灵魂需要抚慰，而香烟又恰好是一个合适的媒介而已。转眼二十多年过去了，香烟依旧、青春不复，该戒的应该戒了，该放弃的也确实可以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