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2月8日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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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穿过针眼》

把基督教的兴起当作罗马帝国衰亡的重要成因，始于 18 世纪的爱德华 · 吉本。但 19 世纪兴起的民族主义史学在解释从罗马帝国向中世纪的历史转折时，把过多的注意力集中在了“日耳曼蛮族入侵”这一问题上。

《穿过针眼》是迄今为止从宗教 - 社会的视角考察西欧由古代迈向中世纪的历史进程的最全面、最透彻的著作。

对布朗的学术取向真正有着重大影响的，是一种对基督教传统内部的多元性的敏感。这种敏感来自一名成长在爱尔兰天主教环境中的非天主教徒的经验。

夹在“真正的古典时代”和中世纪之间的 3 世纪到 8 世纪，在布朗看来，是西方文明史中一个具有鲜明特点和高度成就的时代。在这个时期的地中海世界里，古典传统和革新元素同时迸发出极高的活力，社会结构和精神生活在这两种力量交织的牵引作用下，表现出了强烈的开放性和创造力。就是这个非古典的古代世界，布朗后来称之为“古代晚期”。

在小地产趋于主流的东部省份，尤其是叙利亚，圣人代替撤向城市的大地主，充任村庄和小农的庇护人（ patron ），在“小世界”的内部作为仲裁排解纠纷，同时承担与外部世界沟通的职责（如协商税额）。在政治生活中，圣人直接来自上帝而非通过教会系统获得的宗教权威，在政权与教权尚未厘定的时代，充当了世俗权力与教会能够顾全颜面、实现妥协的中介（ intermediate ）。

圣人的卓越地位让古代晚期成为一个宗教史上独特的时段。古典时代唤起的是大型庙宇的意象，中世纪则是哥特风格的教堂。在两者之间的时代，激发想象的则是肖像：圣人的圣像、哲学家严峻的面容、壁画和镶嵌画上成排的凝视前方的面庞。

正是通过对社会人类学视野的引入，布朗赋予了圣徒传文学以揭示社会心态和社会结构的全新历史价值。

根据著名的“皮朗命题”，在 5 世纪日耳曼蛮族入侵中得以保全的地中海古代文明，在 7 世纪的穆斯林扩张中遭到了彻底的打破；西欧由此被迫向北部内陆发展，成就了查理曼的欧洲帝国，而西欧从此走上了独特的发展道路。

在布朗看来， 4 ～ 6 世纪在拉丁世界兴起的圣徒连接天堂和尘世并提供赎罪机会的观念，以及相应的圣徒崇拜的实践，并非“双层模式”所理解的愚昧大众的迷信，而是由宗教精英引领大众塑造的一种宗教 - 社会生活形式。这里的“宗教精英”特指拉丁教会的主教们。

古代晚期拉丁教会的主教，有很大比例来自原来的帝国元老院成员阶层。

这些主教们通过对圣徒坟墓和遗骨的控制、对年度圣徒纪念日游行的组织，和对相关教会法（ canon law ）和宗教仪礼（ liturgy ）的推行，在拉丁基督教生活中确立了圣徒崇拜的必要，并对圣徒崇拜的方式进行规范，使自己成为天上的圣徒在人间的代理。对圣徒的崇拜，实现了教区共同体意识的塑造，稳固了教会系统的权威，也使教会获得了一种独立于世俗政治的超自然性的权力。与东部世界中与政教制度保持距离的圣人截然不同，西部世界中圣徒的神圣性是一种被最大限度地结合进了教会制度的超自然力量。套用韦伯的概念，是一种高度例行化了的卡里斯马权威。

对中世纪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的奥古斯丁的思想，在性本身和原罪之间建立了直接的关联；性弃绝中包含的不是拯救的契机，而是对属灵意义上的死亡的恐惧；身体成了“自我”内部的一种绝对异己的、但在此世生活中又无法脱离的元素；真正的慰藉不能在宇宙秩序中实现，而只能求助于对超越性彼岸的热望。

任何形式的历史目的论在他的故事里都没有位置。大公基督教在古代晚期和早期中世纪的形成，只能在最具体的“变化的情势和变化的环境”中加以理解。

在布朗讲述的这个教会走向胜利的戏剧中，没有任何具体的时间点具有足以让人放心按下历史“快进按钮”的决定性意义。“君士坦丁革命”并没有一举让教会走到罗马帝国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前台，基督教依旧是带有边缘色彩的“亚文化”。 476 年帝制的中断只是意大利北部地区的一个局部政治事件，甚至没有改变罗马城中的社会权力和财富关系。作为财富和权威中心的西方教会的形成，在布朗看来，是思想和社会的各种滚雪球式变动累积的结果。

教会的社会地位在 4 世纪后期之后的上升，着重体现在新兴的宗教精英在思想和实践中完全“征服”了这个中间阶层，基督教徒的认同覆盖了他们其他形态的共同体意识（城市、帝国），这使教会得以在地中海西岸建立全方位的领导权。

历史的魅力也正在于此；学生发现他遭遇了一种强大到手头的任何工具都无法衡量的力量。

并置两种理念，即把财富贡献给城市的传统理念，以及通过给教会和穷人的捐赠而实现的、置财宝于天堂的新兴的基督教理念。

财富不应当通过轻率的摒弃被抛在一边；它应当被用于教会。尤为重要的是，它应当被用于赎罪。

罗马的教宗们在 5 世纪末已经取代了元老院，成为罗马城中低下阶层的庇护者，罗马教会的财产第一次足以匹敌世俗贵族的财富。

君士坦丁在 312 年的皈依并没有直接致使基督教会变得富有，变化是随后在 4 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里发生的。

每个西部世界的地方教会都有自己的发展节奏，它们并不是沿着唯一的大道、朝着一个清晰的目标胜利进军。它们常常并不了解毗邻教会发生的事情。

作为教会教父的那些作者——如安布罗斯、奥古斯丁以及哲罗姆——在后世的赫赫声名确保了他们大量而且事无巨细的作品得以流传下来，照亮了米兰、非洲和罗马的基督教世界。

具有苦行气质的基督徒们满怀期待地观望着，在他们所处的时代，是哪些庞大的骆驼准备通过摒弃自己的财富来穿过针眼。那些真的这么做了的骆驼立刻就得到了喝彩，并旋即欣然被人研究学习。

那些很有世俗智慧的主教如何为有钱的普通基督徒提供一系列妥协方案，包括施舍、教堂建设和遗赠。对那些没能通过“穿过针眼”的基本测试的人来说，有那么多安慰奖存在。我们大概还会进一步指出，恰恰就是这些对“世界”—也就是罗马的社会规范—的不光彩的妥协，催生了教会财富异常成功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