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是孔子的二传、三传弟子编撰而成，是研究孔子最可靠的材料。据学者研究，《论语》的编撰工作，主要是由有子、曾子及其门下弟子完成。
从《论语》章句的编排来看，孔子的弟子、再传弟子未必完全理解孔子的思想贡献。
何以见得？《论语》开篇是《学而》，接下来《为政》，第三篇《八佾》，第四篇《里仁》。《学而》第一句就是“学而时习之”，说明《论语》的编撰者把学习作为最重要的功课。“学习”之后做什么？从事政治，所以第二篇是《为政》。为政遵循的主要原则或维护的主要规矩是什么？就是礼乐制度，这是第三篇《八佾》阐述的内容。礼乐制度反映了怎样的价值观？就是仁，因此，第四篇《里仁》主要谈论仁的问题。
《论语》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经典，在西方能与之相比的，只有《圣经》。《圣经》开篇是什么？《创世纪》。《创世纪》一开头就讲述上帝创造了天地、万物和人类。这与《论语》的开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如果我们问，儒门重视学习，学习什么呢？一般的说法，是学习五经和六艺。五经者，诗书礼乐易，《诗》是文学，《书》是历史，礼是制度，乐是价值观，《易》是哲学。六艺者，指礼乐射御书数。五经六艺是当时成为一个士人必须掌握的知识和技术。而士人，就是预备进入官府的知识分子。
五经六艺主要是有关人类社会的学问，如果我们要问，人类背后有其超越的来源吗？
这个问题，《论语》中就有答案，那就是天。孔子是有天的坚定信仰的。他认为他所从事的事业就是承担天命的结果。《论语》最后一章，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这个命只能理解为天命，不了解自己的天命，是不知道如何成为君子的。
孔子念念叨叨、萦绕于心的就是天命。他在宋国的边境被宋国司马桓魋追杀，他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他在匡地，被不明真相的群众包围，面临生死的考验，他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在面对死亡时，孔子想到的是天！天是他的依靠，是他的精神源泉所在。
他初次到卫国，卫国的权臣王孙贾前来试探，他问孔子：“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意思是说，你是跟从名位高、但没有实权的南子一派呢，还是与我们有实力的大臣在一块？孔子回答：“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婉转的拒绝了王孙贾的拉拢。
他受到压力，不得不去见南子，回来后受到子路的质疑，逼得孔子指天发誓，“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
《述而》篇记载孔子所谨慎的三件事：齐，战，疾。在斋戒、战争、疾病三件大事中，孔子最重视的是斋戒。《乡党》篇记载：“齐，必有明衣，布。齐必变食，居必迁坐。”孔子斋戒时，一定换穿粗布衣服，改变住所，改变饮食。而且“虽疏食菜羹，瓜祭，必齐如也。”平常吃瓜果疏菜，饮食虽然简陋，也不忘祭祀食神。
孔子称赞大禹，说：“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我们记住大禹的是他的治水功绩，但在孔子眼中，禹自己的饮食很简单，却以丰盛的祭品去孝敬鬼神；穿的衣服很简朴，却把祭祀的服饰和冠冕做得非常华美。这两件事都排在治水的功绩之前。
如果比较一下，《论语》中提到“学”的章节和提到“天”、“鬼神”的章节，后者出现的次数大大高于前者。
我们不得不发出这样的疑问，孔子首先重视的是学呢，还是对天的信仰？其实这个问题的提出可能就不妥，在古人看来，显然信仰才是第一位的，而礼乐制度、伦理价值观，无不从天而出。
那么，为什么孔门弟子在编撰《论语》时，不把孔子有关天的话放在第一位呢？
《论语》中有记载，子贡曾经感慨的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又有一次，孔子感慨的说：“予欲无言。”子贡在身边，马上说：“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孔子回答：“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
子贡是孔子最聪明的弟子，连他都不能从孔子处闻得天道，其他的弟子呢？编撰《论语》的有子和曾子在孔子弟子中并不是最出色的，最出色的是颜回，可惜早死。子贡也非常出色，但他的主要精力放在经商和外交，思想上的成就就逊色了。有子很一般，据《孟子》记载，孔子过世，大家觉得有子长得和孔子比较像，就请他主持，结果有子没讲几句话，就被哄了下来，可见他的水平很一般。曾子比孔子小四十几岁，是孔子晚年收的弟子，跟随孔子没多久，孔子就过世了。而且，曾子的资质一般，孔子曾说：“参也鲁。”就是比较鲁钝。
不难想像，有子、曾子及其门下弟子编撰的《论语》，是不是真实的反映了孔子的最高思想贡献呢？
实际上，孔子在思想上最大的贡献，是把天从宫廷拉到了民间。
西周的封建制度，周王是天子，只能由他祭天，其它的贵族是没有资格祭天的，只被允许祭祀本地的山神、河神，普通百姓只能祭祀自己的祖先。天被天子所垄断，天命只能由天子继承，如果民间有人胆敢以天命自居，那是大逆不道。孔子思想的突破，就是平民也可以承担天命，从此，被天子所垄断的天，被打开了一个缺口，开始下移到民间。
孔子的弟子基本上是没落的贵族子弟，向孔子学习的目的，不过是掌握一些礼乐知识，以求到官府谋个一官半职，他们大多数人非常实际，对孔子所谈的抽象的精神世界并不感兴趣。所以孔子非常的无奈，“莫我知也乎？”没人了解我呀，谁了解孔子呢？孔子说：“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谁也不能了解我，只有天能够了解我。
但是，孔子对天命的突破与他的政治主张似乎有矛盾，孔子主张礼乐制度，而此制度对于祭祀有明确的等级规定，天只有由天子祭祀，如果孔子祭天，不是打自己的脸吗？既然不能祭天，只能在言论中强调天和天命，这是远远不够的。
这是孔子思想与实践的深刻矛盾，所以你只能看见记录下来的他对天的各种言论，但看不到他祭天的记载。
一个信仰还是需要神圣的仪式来强化和传播的，孔子不能祭天，缺乏仪式感，号召力也就打了折扣，而且，相应的教规也建立不起来，他虽然号称承担了天命，有了思想上的突破，但这种突破在强大的旧势力面前非常的无奈。
弟子们也不可能一无所知，因此他们在《论语》中留下了大量的孔子信天、敬天的记载，但只能到此为止，他们不可能再往前走一步了，再往前走一步，不仅得不到君王的重用，反而有被收拾整肃的风险。
继孔子而起的另一大儒孟子，干脆转向了心性论，大谈人性善，把天边缘化。到了荀子更甚，天不再具有主宰地位，也不再具有超越意义，而沦为像山川河流一样的自然之物，而且人可以战胜天，把天的神圣性彻底丢入了历史的垃圾堆。
孔子思想的最大突破，其实就是天命普遍化，人人可信天敬天承天。可惜这个思想并没有得到后儒的继承，更别说发扬光大了。失去了信仰的权力，古代中国人天生就被抽取了脊梁骨，站立不起来，只能拜倒在帝王脚下，成为权力随意扭捏的泥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