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不尚贤，使民不争。
（不推崇有才德的人，导使老百姓不互相争夺。）
㊣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
（不珍爱难得的财物，导使老百姓不去偷窃。）
㊣不见可欲，使民不乱。
（不显耀足以引起贪心的事物，导使民心不被迷乱。）
㊣是以圣人之治也，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
（因此，圣人的治理原则是：排空百姓的心机，填饱百姓的肚腹，减弱百姓的欲望，增强百姓的筋骨体魄。）
㊣恒使民无知、无欲也。
（经常使老百姓没有智巧，没有欲望。）
㊣使夫知不敢、弗为而已，则无不治矣。
（致使那些有才智的人也不敢妄为造事。圣人按照“无为”的原则去做，顺应自然，那么，天下就不会不太平了。）
以上就是同行的原文与译文。
【第四句】
㊣原文：是以圣人之治也，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
1、
我们应该注意到，老子顺序是：
先虚心后实腹，先弱志后强骨。
也就是说，老子认为：
精神第一，物质第二。
不过，《管子•牧民》篇里的顺序却相反：
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也就是说，管子认为：
物质第一，精神第二。
2、
英国大哲学家罗素在写《幸福之路》这本书以前，曾经到世界各地明察暗访。结果发现：
那些所谓的富豪们并非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幸福，有些人甚至比穷人更加痛苦。
于是他感慨道：
如果连富人都是不幸福的，那么让所有的穷人都变富又有什么意义呢？①
所以罗素认为：
精神第一，物质第二。
法国著名哲学家萨特，身经两次世界大战，还吃过十个月纳粹监狱的牢饭。所以说过一句与罗素观点相反的名言：
当小孩快要饿死的时候，文学还有什么意义呢？②
所以萨特认为：
物质第一，精神第二。
3、
两种观点究竟孰是孰非，恐怕难以定论。因为牵扯到一个根本性问题，那就是：
人类为了摆脱贫困的痛苦所做之恶，与为了摆脱富裕的无聊所做之恶，究竟哪个更多？是身穷的黎民百姓可怕？还是心穷的达官富豪更可怕？
管子和萨特倾向于前者，老子和罗素倾向于后者。其实这两种观点，都能找出漏洞以及相反的证据。就像是鸡和蛋的问题一样，必定是没有答案的。
所以，我们还是用英国近代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的开篇打个圆场吧：
世界的历史是由宗教和经济——这两大力量同时构建和形成的③。
所谓的宗教，不正是人的精神力量吗？所谓的经济，不正是人的“物质动因”吗？二者相辅相成，无法单独抽离出来对人造成影响。
4、
好，现在言归正题，为什么要虚心、实腹、弱志、强骨？因为：
①虚其心则不争：
如果人人都虚心，谦恭虚己，不自以为能，忠臣贤良还会受到排挤吗？
②实其腹则不盗：
如果人人都实腹，丰衣足食，不忍饥挨饿，黎民百姓会去做盗贼吗？
③弱其志则不乱：
如果人人都弱志，恪守本职，不追求非分的欲望，国家自然安康太平。
④强其骨则不受外侵：
如果人人都强骨，身强体壮，不养尊处优，国家会受到外敌的侵略吗？
尤其是最后一点“强其骨”，是非常重要的，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尚武精神”，但往往却受到统治者的忽视。我们几乎可以断定，每当一个地区的文明发展到一定高度以后，就会变得骨弱而兵衰，甚至不堪一击。
比如：
中国的北宋王朝，被野蛮的金朝灭国；南宋王朝被野蛮的蒙古人灭国；文明古巴比伦，被野蛮的亚述人灭国；文明古国埃及，被野蛮的罗马人灭国；文明古国印度、波斯以及希腊，都是被野蛮民族数次入侵，最终走向衰落而毁灭。
为什么每当文明遭遇野蛮的时候，往往会以失败告终呢？其实世界的文明史有一条螺旋形发展的规律，就是：
乱世重武轻文，于是得天下；盛世重文轻武，于是失天下。历朝历代都在得失之间，循环往复。
尤其是中国的儒家，太过于拘泥于礼仪和道德，遗害不可小觑。
5、
我们举个例子来看，中国历史上最重文轻武的朝代就是大宋王朝，尤其是北宋，对文人士大夫的优待可谓空前绝后，开国皇帝赵匡胤甚至给子孙定下一条祖宗家法：
“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违者天必殛之！”④
意思是：
不得杀害知识分子以及上书进谏的人！违背者必遭天谴！
所以如果你有机会采访问当代的知识分子，问他们最愿意穿越到哪个朝代？他们一定会异口同声的回答：宋朝。也正因为如此，宋朝被儒家骨子里那种“重文轻武”的思想毒害最深。
这话怎么说呢？众所周知：
公元1005年，为了和平共处，北宋和大辽两国之间缔结了著名的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的本质，其实就是花钱买平安。北宋每年必须向辽国提供30万岁币（约30万两白银），但在当时来看，这却是一笔十分成功且合算的买卖。为什么？因为北宋当时每年的财政收入高达一亿贯钱，也就是一亿两白银⑤，上供给辽国的赔款只占全国总收入的0.3%，简直是九牛一毛。
这就相当于你年收入10万，每年只需要花300块钱交保护费就行。
而且最关键的是：
两国之间——从此可以进行贸易往来。
既然是做生意，当然是汉人天然占优势。
当时北宋每年对辽国的贸易顺差是40万两以上⑥，这么一折算，还倒赚10万两，同时还能省去连年打仗的几千万的军费，甚至在《澶渊之盟》签订十六年之后（1021年），北宋的可耕地面积也达到了顶峰——524万倾，比开国之初（960年）扩大了六七成，不能不说“和平环境”起了重要辅助作用⑦。那么如此看来，岂不是三全其美？
换句话说：
澶渊之盟的签定不仅不是丧权辱国，反而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一桩。
但是请等一等，这笔账能这么算吗？
没错，单纯从经济利益上来说，北宋签订澶渊之盟确实稳赚不亏。可如果从民族精神上去看待呢？恐怕并不乐观。虽然这次盟约换来了两国之间一百多年的和平，但造成的恶果就是：
北宋王朝从皇帝到官僚，整个国家从意识形态上都比以前更加安于现状，更加重文轻武，以至于军备废弛，朝廷无敢战之将，民间无尚武之风⑧，完全沉浸在虚娇浮华的美梦之中。
所以几十年后西夏国来侵犯的时候，北宋又故技重施，继续花钱买平安。一百年后金国来侵犯，还是如此，结果不仅没有买来平安，反而激发了对方更大的野心，从而招来了更大规模的侵略，最终，北宋的历史被金军的铁骑踏碎，永远定格在了公元1127年。
6、
当然，我并不是说澶渊之盟完全没有价值，没有任何正面意义。恰恰相反，这场盟约本身而论，对于宋辽两国都是一件好事。问题在于，我们应该以什么态度去面对？
如果我们反思出来的道理是：
原来花钱可以买平安，从此高枕无忧，不需要发展军事和武备，那么这无疑是苟且偷安；
如果我们得到的教训是：
其实花钱只能买暂时的安定，所以更应该厉兵秣马，壮大自身的硬实力，那么这反而是在韬光养晦。
所以同一件事情，态度不同，意义就完全两样。说到底，苟且偷安的态度可悲就可悲在，只看到了物质利益，却忽略了精神收益。只知道“实其腹”，却忽略了“虚其心”。而韬光养晦的态度就二者兼备，文武并重，因为一个国家只有不沉溺于眼前的闲适和欲望，才能获得更大的和平与安康。这就是兵法上所说的：
”天下虽安，忘战必危。⑨”
这就是老子所说的国家意识形态层面的：
“弱其志，强其骨”。
所以圣人之治必须文武并重，如果国家是一辆火车，那么文明与武力就是两条轨道，不可偏废。任何一条轨道出了问题，都前路堪忧，随时有车毁人亡的危险。
【参考资料】：
1、罗素《幸福之路•第一章》
2、《萨特自述•六•人生：经历和体验•11•面对一个濒临饿死的孩子》
3、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第一篇导言•第一章•第一节》
4、《宋史•曹勋传》 、《三朝北盟会编•卷九十八》、 陆游《避暑漫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30》、王夫之《宋论•卷一•太祖三》、 丁传靖 《宋人轶事汇编•卷一》、（宋） 楼钥《范仲淹年谱·庆历 三年》
5、曾巩《议经费扎子》、《宋史•食货志》、《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十四•甲集•财赋一 》
6、《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互市舶法》
7、（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四•田赋考》
8、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五十•富弼<河北守御十二策>》、赵汝愚《宋名臣奏议•卷一百三十四•庆历四年五月同枢密院使韩琦上》
9、司马穰苴《司马法•仁本》
作者：紫侠狼，90后文字狂生，夜色如墨，月光如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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