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 我的母亲

母亲的娘家是在北平德胜门外,土城儿外漫,通大钟寺的大路上的一个小村里。村里一共有四五家人家,都姓马。大家都种点不十分肥美的地,但是与我同辈的兄弟们,也有当兵的,作木匠的,和当巡查的。他们虽然是农家,却养不起牛马,人手不够的时候,妇女便也需下地作活。

对于姥姥家,我只知道上述的一点。外公外婆是什么样子,我就不知道了,因为他们早已去世。至于更远的族系与家史,就更不晓得了;穷人只能顾眼前的衣食,没有功夫谈论什么过去的光荣;“家谱”这字眼,我在幼年就根本没有听说过。

母亲生在农家,所以勤俭诚实,身体也好。这一点事实却极重要,因为假若我没有这样的一位母亲,我之为我恐怕也就要大大的打个折扣了。

母亲出嫁大概是很早,因为我的大姐现在已是六十多岁的老太婆,而我的大甥女还长我一岁啊。我有三个哥哥,四个姐姐,但是长大成人的,只有大姐,二姐,三姐,三哥与我。我是“老”儿子。生我的时候,母亲已有四十一岁,大姐二姐已都出了阁。

由大姐与二姐所嫁人的家庭来推断,在我生下之前,我的家里,大概还马马虎虎的过得去。那时候定婚讲究门当户对,而大姐丈是作小官的,二姐丈也开过一间酒馆,他们都是相当体面的人。

可是,我,我给家庭带来了不幸;我生下来,母亲晕过去半夜,才睁眼看见她的老儿子——感谢大姐,把我揣在怀中,致未冻死。

一岁半,我把父亲“克”死了。

兄不到十岁,三姐十二、三岁,我才一岁半,全仗母亲独力抚养了。父亲的寡姐跟我们一块儿住,她吸鸦片,她喜摸纸牌,她的脾气极坏。为我们的衣食,母亲要给人家洗衣服,缝补或裁缝衣裳。在我的记忆中,她的手终年是鲜红微肿的。白天,她洗衣服,洗一两大绿瓦盆。她作事永远丝毫也不敷衍,就是屠户们送来的黑如铁的布袜,她也给洗得雪白。晚间,她与三姐抱着一盏油灯,还要缝补衣服,一直到半夜。她终年没有休息,可是在忙碌中她还把院子屋中收拾得清清爽爽。桌椅都是旧的,柜门的铜活已残缺不全,可是她的手老使破桌面上没有尘土,残破的铜活发着光。院中,父亲遗留下的几盆石榴与夹竹桃,永远会得到应有的浇灌与爱护,年年夏天开许多花。

哥哥似乎没有同我玩耍过。有时候,他去读书;有时候,他去学徒,有时候,他也去卖花生或樱桃之类的小东西。母亲含着泪把他送走,不到两天,又含着泪接他回来。我不明白这都是什么事,而只觉得与他很生疏。与母亲相依为命的是我与三姐。因此,她们作事,我老在后面跟着。她们浇花,我也张罗着取水;她们扫地,我就撮土……从这里,我学得了爱花,爱清洁,守秩序。这些习惯至今还被我保存着。有客人来,无论手中怎么窘,母亲也要设法弄一点东西去款待。舅父与表哥们往往是自己掏钱买酒肉食,这使她脸上羞得绯红,可是殷勤的给他们温酒作面,又给她一些喜悦。遇上亲友家中有喜丧事,母亲必把大褂洗得干干净净,亲自去贺吊——份礼也许只是两吊小钱。到如今,我的好客的习性,还未全改,尽管生活是这么清苦,因为自幼儿看惯了的事情是不易改掉的。

姑母时常闹脾气。她单在鸡蛋里找骨头。她是我家中的阎王。直到我入了中学,她才死去,我可是没有看见母亲反抗过。“没受过婆婆的气,还不受大姑子的吗?命当如此!”母亲在非解释一下不足以平服别人的时候,才这样说。是的,命当如此。母亲活到老,穷到老,辛苦到老,全是命当如此。她最会吃亏。给亲友邻居帮忙,她总跑在前面:她会给婴儿洗三(穷朋友们可以少花一笔“请姥姥”钱),她会刮痧,她会给孩子们剃头,她会给少妇们绞脸……凡是她能作的,都有求必应。但是,吵嘴打架,永远没有她。她常吃亏,不逗气。当姑母死去的时候,母亲似乎把一世的委屈都哭了出来,一直哭到坟地。不知道哪里来的一位侄子,声称有承继权,母亲便一声不响,教他搬走那些破桌子烂板凳,而且把姑母一只肥母鸡也送给他。

可是,母亲并不软弱。父亲死在庚子闹“拳”的那一年。联军入城,挨家搜索财物鸡鸭,我们被搜两次。母亲拉着哥哥与三姐坐在墙根,等着“鬼子”进来,街门是开着的。“鬼子”进门,一刺刀先把老黄狗刺死,而后入室搜索。他们走后,母亲把破衣箱搬起,才发现了我。假若箱子不空,我早就被压死了。皇上跑了,丈夫死了,鬼子来了,满城是血光火焰,可是母亲不怕,她要在刺刀下,饥荒中,保护着儿女。北平有多少变乱啊,有时候兵变了,街市整条的烧起,火团落在我们院中。有时候内战了,城门紧闭,铺店关门,昼夜响着枪炮。这惊恐,这紧张,再加上一家饮食的筹划,儿女安全的顾虑,岂是一个软弱的老寡妇所能受得起的?可是,在这种时候,母亲的心横起来,她不慌不哭,要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她的泪会往心中落!这点软而硬的性格,也传给了我。我对一切人与事,都取和平的态度,把吃亏看作当然的。但是,在作人上,我有一定的宗旨与基本的法则,什么事都可将就,而不能超过自己画好的界限。我怕见生人,怕办杂事,怕出头露面;但是到了非我去不可的时候,我便不敢不去,正像我的母亲。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几十位教师吧,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

当我在小学毕了业的时候,亲友一致的愿意我去学手艺,好帮助母亲。我晓得我应当去找饭吃,以减轻母亲的劳动困苦。可是,我也愿意升学。我偷偷的考入了师范学校——制服,饭食,书籍,宿处,都由学校供给。只有这样,我才敢对母亲说升学的话。入学,要交十元的保证金。这是一笔巨款!母亲作了半个月的难,把这巨款筹到,而后含泪把我送出门去。她不辞劳苦,只要儿子有出息。当我由师范毕业,而被派为小学校校长,母亲与我都一夜不曾合眼。我只说了句:“以后,您可以歇一歇了!”她的回答只有一串串的眼泪。(相比于语言,眼泪与沉默更能体现此刻母亲的心情)我入学之后,三姐结了婚。母亲对儿女是都一样疼爱的,但是假若她也有点偏爱的话,她应当偏爱三姐,因为自父亲死后,家中一切的事情都是母亲和三姐共同撑持的。三姐是母亲的右手,但是母亲知道这右手必须割去,她不能为自己的便利而耽误了女儿的青春。当花轿来到我们的破门外的时候,母亲的手就和冰一样的凉,脸上没有血色——那是阴历四月,天气很暖。大家都怕她晕过去。可是,她挣扎着,咬着嘴唇,手扶着门框,看花轿徐徐的走去。不久,姑母死了。三姐已出嫁,哥哥不在家,我又住学校,家中只剩母亲自己。她还须自晓至晚的操作,可是终日没人和她说一句话。新年到了,正赶上政府倡用阳历,不许过旧年。除夕,我请了两小时的假。由拥挤不堪的街市回到清锅冰灶的家中。母亲笑了。及至听说我还须回校,她愣住了。半天,她才叹出一口气来。到我该走的时候,她递给我一些花生,“去吧,小子!”街上是那么热闹,我却什么也没看见,泪遮迷了我的眼。今天,泪又遮住了我的眼,又想起当日孤独的过那凄惨的除夕的慈母。可是,慈母不会再候盼着我了,她已入了土!

儿女的生命是不依顺着父母所设下的轨道一直前进的,所以老人总免不了伤心。

去年一年,我在家信中找不到关于老母的起居情况。我疑虑,害怕。我想像得到,没有不幸,家中念我流亡孤苦,或不忍相告。母亲的生日是在九月,我在八月半写去祝寿的信,算计着会在寿日之前到达。信中嘱咐千万把寿日的详情写来,使我不再疑虑。十二月二十六日,由文化劳军的大会上回来,我接到家信。我不敢拆读。就寝前,我拆开信,母亲已去世一年了!

生命是母亲给我的。我之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我之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的。她一世未曾享过一天福,临死还吃的是粗粮。唉!还说什么呢?心痛!心痛!

老舍母亲病逝于1942年夏季,在北平,当时老舍孤身一人在大后方从事抗战文艺创作和组织工作。最初,家人没敢把母亲病亡的消息立即告诉他,害怕加重他的孤独痛苦。拖了半年,才在家信里透露。在很长一段时期里,老舍每次接到家信都不敢立即打开,怕有不幸的消息。这次也是一样。12月26日收到家信,仍不敢拆读。临睡之前,才拆开,这时,母亲去世已一年了。本文便是为纪念母亲而写的。

老舍出身贫苦。穷人家没有族谱家史一类的记载。加上老舍自己没写过严格意义上的自传,关于老舍生平的原始资料就显得格外不足,这对他的传记的写作极为不利,妨碍了读者对他本人身世的了解。

老舍自幼丧父,跟着寡母长大,母亲的一生对老舍来说也就显得格外重要。这一篇散文是老舍自己记述母亲的文字,而且是篇幅最长记述最详的一篇,它的史料价值便不言而喻了。

比这个特点更为重要的是,在《我的母亲》一文中,老舍通过对母亲性格的描述,相当准确而精练地描述了自己的性格,这是这篇文章的灵魂。

老舍有这样的话:

“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几十位教师吧,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母亲给老舍的是“生命的教育”。这句话是《我的母亲》的最重要的思想。

根据老舍的描写,母亲的性格里最突出的一点是“软中硬”。

什么叫“软中硬”?

表面上看,母亲好客,为亲友邻居帮忙永远跑在最前面,有求必应,从不吵嘴打架,从不逗气,把吃亏当成自然的事。

表面上看,母亲活到老,穷到老,辛苦到老,一世没享过福,到死吃的是比粗粮还不如的“混合面”,很认命,以为命当如此。

在骨子里,母亲的性格里有着另一面。她刚强,豪爽,她能在危难之时挺身而出,在无路可走时闯出一条路来,暗暗把泪往肚里咽。她很穷,衣服上有很多补丁,但是永远干干净净。屋里的家具缺胳膊短腿,但是老被擦拭得极清洁,上面的铜活零件也总是锃亮的。小院子不成格局,但是一年四季不缺花草,都不值钱然而好看,诸如指甲草、死不了、草茉莉等等。

这种“软中硬”的性格在老舍身上表现得同样充分。“我对一切人与事”,老舍说:“都取和平的态度,把吃亏看作当然的。但是,在作人上,我有一定的宗旨与基本的法则,什么事都可将就,而不能超过自己画好的界限。”

老舍本人的生与死都和母亲遗留给他的个性有关。他的一生有过好几次重大的转折,都是他自己单独做出了决策,而且与常人不同,选择了非同一般的方向,像1912年背着母亲去报考一所免费的北京师范学校,终于为自己争得了继续念书的机会,而最终成为一名知识分子,摆脱了去当学徒的命运;像1922年主动辞去待遇优厚的北郊劝学员职务,而甘当清贫的教员——宁肯整天和天真无邪的孩子在一起,也不走仕途,与官场的污泥浊水混在一块;像1937年底只身逃出济南,舍妻弃子投入抗战洪流,以一个文弱之躯扛起全国文协的大旗,忍辱负重,为救国救民做出了贡献;像1949年底毅然由美国归国,为推动新中国的文学事业发展竭尽全力……做这些决策,是需要一股“钢强劲儿”的,是很难的事情,换了别人完全可能做出截然相反的选择。在人生的关坎处,母亲的“软中硬”性格在老舍身上都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最后,老舍的死也是如此。许多人得知老舍先生在“文革”初起时自沉于太平湖后,都重重地被震惊了:这么一个热爱生活的人,选择了这样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一定是碰上了“什么事都可将就,而不能超过自己画好的界限”的大事,表现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硬”,表现了坚持自己的人生哲学的一贯性和原则性,实现了他曾经说过的话:“及至社会上真有了祸患,他会以身谏,他投水,他殉难!”

平时他幽默,他诙谐,他嘻嘻哈哈,他随和,他谦让,他热情,似乎什么都可以将就;但只要一过他自己画好的界限,决不退让,直到舍去自己的性命。

这就是他的“软中硬”。

《我的母亲》的文字朴实无华,却是一篇字字有泪的好文章。老舍先生自己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几乎是处处落泪的。它非常感人。其中有好几处是他多次写过的情节,这些情节使他终身难忘,不论他走到哪里,只要一闭眼,一个孤独的盼子归来的老母亲的形象立刻出现在他眼前。他爱他的母亲,他可怜他的母亲。这些浓浓的亲情,不管多么平凡,不起眼,只因为它们亲切而深厚,变成了不朽的文字篇章。

这也是老舍的一种文学主张,他说过儿时的回忆,往往因为它亲切,落在笔下,会成为伟大的文字。《我的母亲》便是一例。

古人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其实,只要出于真情至情,即使没有多少词藻,何尝不能感动读者,流传久远?《我的母亲》同样是个有力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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