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津综合厂和我家有一点渊源。
1982年我父母调到水富县工作，街上的房子就卖给了盐津综合厂。
1982年改革春风已经吹起来，但父母的思想意识还远远不够开放。
房子谈好一万元。因为“万元户”在那个年代人人羡慕，父母怕树大招风，反复深思熟虑后主动要求只收9500元，最终免除了身背“万元户”名称的焦虑。其实房子是父亲用退伍金从我姨爹手上买来，正儿八经“历史清白来源干净”。
做事低调这点我显然没得到父母真传，根本不懂夹着尾巴做人有诸多好处。所以当时虽然年纪不大，但对他们因为怕“出名”就少收500元，一直有些耿耿于怀。事过几十年回头，才发现父母这样做暗含了一定聪明，遗憾的是这种聪明并没有遗传给我。
虽然不是一万元，但九千多元在1982年还是可以做很多事情。比如：卖了盐津的房子可以在水富买新房，几层楼高也只要四五千；或者房子不卖租给人家，过上十多年可翻几十倍。
一生谨小慎微的父母又天生缺乏投资这根弦，揣着几千元钱存进银行，还还旧债、添添家具，等几年贬值买买电视和电冰箱几乎一文不剩。
几十年过去每每说起这套房子，一家人都深感可惜。
后来又慢慢想明白，虽然与“房二代”失之交臂，但平平安安活到现在也还不错。
盐津综合厂就建在红旗街。
从盐津新街往红旗街方向走，觉得路好远好远，小时候一般不会耍到红旗街。
我父亲退伍回来先是在盐津车队当教练员，当时他教了很多徒弟，其中一个徒弟就住在红旗街口，综合厂就在他家斜对面一个小坡坡上。
计划经济年代，盐津县城的部分副食品多半靠综合厂生产。像过年要买的猫儿屎、花生占、芝麻饼干等要买综合厂生产的。花生糖、芝麻糖、米花糖、苏麻糖、包谷花儿多半自己家做。
印象最深的就是综合厂生产的猫儿屎和花生占。
猫儿屎用面粉、苏打粉和鸡蛋炸出来，每坨上面都裹着一层白糖。丢一颗进嘴巴会“咔”地响一声，慢慢在嘴里咀嚼，每一颗猫儿屎满口生香。
盐津人喊“猫儿屎”，纯属取其形似。小时候我家对面的熊婆婆养过一只逮耗子的猫，那只猫机灵古怪，根本见不着它拉的屎究竟像不像“猫儿屎”。
终于有一次见它在一截断墙下面使劲刨，我拿一根棍子把它赶跑后凑上前观察。
果然，它拉的屎跟我手上的“猫儿屎”无论外形还是颜色，都几乎一模一样。
我丢掉棍子，心满意足地吃着我的“猫儿屎”去找小伙伴们玩，我想迫不及待告诉他们我刚刚发现了“猫儿屎”名称的来历。
没想到跟他们说了刚才的经历都笑我憨包，说“猫儿屎”跟猫儿拉的屎看上去一模一样，他们早就知道。
那天一个上午我都很沮丧，觉得自己真的是一个憨包。
“花生占”我也猜想过它名字的来源。薄薄的一层白糖面霜包着一颗花生米，一口一颗，花生脆响外衣甘甜。当然你也可以一口两颗，只是那种吃法比较富裕，我们一般舍不得。
有段时间我突然对名词解释兴致盎然，大凡觉得有点意思的名词，都要费力去深究半天。
喊它“花生占”是不是就是花生“站”？反正糖心里面只有花生独一颗，说它“站”应该不算错。
不过经历了“猫儿屎”的名词解释，小伙伴们对这种简单问题根本不感兴趣，不会顺着我的猜想把话题往深处带，我也就自讨没趣地闭上嘴巴。
盐津人过年前一个月就忙着“打糖”，做包谷花儿、苏麻塘、花生糖、米花糖，忙的时候隔壁邻居家家相互帮忙。这个时候综合厂也是最忙的，因为猫儿屎和花生占最受盐津人欢迎，所以花生的需求量最大。
我有一个同学的母亲在综合厂工作，父亲是当时盐津县政府的一个领导。
她家兄弟姊妹众多，即便父母都拿工资吃饭，日子依旧过得紧巴巴。所以那个年代盐津人的艰苦朴素和勤劳持家不是嘴上说说，而是童年的我亲眼所见。
印象中她家住在盐津县政府靠大沟边上一套房子里，每到逢年过节，综合厂需要更多的花生，光靠厂里的工人做不完，她母亲就会把活计带回家，让家里的大人孩子一起帮着做。
我每次去找她玩，看见她家堂屋头摆满好大的几个簸箕。花生要先剥壳炒熟等冷，然后再剥掉花生衣衣（皮）。
孩子们主要做剥花生和去掉花生衣衣这些初级工作。剥完后她母亲将花生米倒到大簸箕里面，一边上下过筛，一边拿嘴吹花生衣衣。
脱掉壳的花生衣衣，在她一口气一口气吹拂下，纷纷扬扬沾到她布鞋上。
她忙碌地指挥几个孩子工作，脚上的花生衣衣就跟着她跑满堂屋的每个角落。
剥花生米量少不累，量大就很辛苦。
他们家有一个专门夹花生的竹片，可以用巧力将花生和壳快速分离。我学着他们的样子，但总是把花生夹烂。
花生夹烂后她母亲会说“烂的不要放进去，你们把它吃了。”
我没有帮他们剥多少花生，却一连吃了好几颗夹烂的花生有点不好意思，所以赶紧借口我妈喊回家了，悄悄溜了出去。
其实是觉得这个活路不好干，一小下大拇指就又酸又痛。
剥好的花生送到综合厂，过几天就变成了又脆又香的糕点和糖果。
有一次去红旗街，还站在小河边边上，远远闻见综合厂做糕点散发出来的甜香味，我还莫名有点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