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欢迎来到五哥读书。今天我为大家解读的这本书叫《宋徽宗》。
首先来认识本书的作者伊沛霞，她是知名的汉学家、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博士，华盛顿大学的历史系教授。专注于宋代社会文化史研究，著作颇丰，除《宋徽宗》这本书外，其代表作还有《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内闱：宋代的婚姻和妇女生活》等。除此之外，他在学术研究上也有突出的贡献，曾获得美国历史学会颁发的终身成就奖。
身为美国人，伊沛霞是作者自己取的中文名。《宋徽宗》这本书是宋朝皇帝徽宗的传记，然而与以往的观点不同，作者从全新的视角来解读宋徽宗，也让我们认识到了一个，更真实全面的帝王。对于宋徽宗的评价，多年来已经盖棺定论，大多离不开“腐化、昏庸”的标签，被认为是一个失败的君王，一个不作为的皇帝，也是道德教育典型的反面教材。但是呢，故事总有反转，作者伊沛霞通过数十年的积淀，为大家还原宋徽宗的真实生命历程，力图重塑一个不一样的帝王形象。而她之所以能有这样独特的见解，离不开她的教育背景。在写这本传记时，他没有被儒家思想所影响，而是能更客观的分析史料，实事求是的展现自己的观点。
我们对宋徽宗的印象除了一些史料，还有四大名著《水浒传》的影响，里面宋徽宗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昏君。但事实上呢，宋徽宗在位期间，北宋几乎成为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作者也看到了宋徽宗为巩固政权，促进北宋发展所做的努力，比如说宋徽宗终结了由来已久的新旧党之争，稳固了朝政。伊沛霞认为，靖康之变的责任人并不是宋徽宗一人，相反，儒家士大夫与宋徽宗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且宋徽宗在位期间还推行了福利政策，不仅惠及百姓，且经济发展也比较繁荣，因此，当他们父子被俘的时候，百姓是痛哭的场景。另外，与其他皇帝相比，宋徽宗有着极高的艺术天赋，他在绘画、书法、诗词、茶道、建筑等多个领域都有建树，他还通过艺术的革新和道教的推崇，实现了政治目的，可谓一举多得。
不过，不管是宋徽宗推崇道教还是重用新党，都触犯了儒家士大夫的利益，与儒家的道德观相悖，关于宋徽宗的历史评判，儒家士大夫也毫不留情，把他塑造成了一个不作为的昏君形象。那么宋徽宗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呢，本期节目中，我们将从以下三方面为大家解析：
一、宋徽宗倡导的道教及文艺复兴背后蕴含了哪些政治意义？
二、宋徽宗对于北宋的政党之争处理的妥当吗？
三、宋徽宗真的不需要为“靖康之耻”负责吗？
第一部分
在中国历史上，对于宋徽宗的评价，主流观点基本是负面为主，除了对我们熟知的“靖康之耻”负最大责任外，还有他对国政的怠弃等，但他也是一个充满个人魅力的亡国之君。即使史学家对于宋徽宗的治国理政不以为然，但却无法否认其艺术领域的才华与成就。这也是本书第一个要点，宋徽宗的一生极具故事性，而他对艺术的兴趣让故事变得更有趣，这种艺术造诣和追求甚至也与他统治的政权息息相关。
本书的作者伊沛霞在书中这样描述，宋徽宗“是造诣很深的诗人、画家与书法家，他热衷于修建寺观与园林，是开风气之先的艺术品及文物收藏家”。作者甚至认为，宋徽宗在艺术领域达到的高度，即使在世界范围内，都很少有君王比得上。那么，大家肯定又以为，一个皇帝每天不处理朝政，而是沉迷于这么多爱好，岂不是会引起儒家士大夫的非议。当然，如果仅仅从不理朝政，过度沉溺于兴趣爱好方面来讲，宋徽宗的做法确实引起了朝臣的不满，但殊不知，他的个人爱好背后，其实还隐藏着政治目的，这才是让儒家士大夫忌惮的地方。
听了是不是觉得有点难以理解，难道皇帝都不能有点爱好吗，怎么爱好还与政治挂钩了呢？一起来看看作者的分析，了解一下宋徽宗是如何通过兴趣爱好实现文艺复兴，推崇道教，进而达到政治革新的目的。
首先来看看宋徽宗是如何借助兴趣爱好来推行文艺复兴的。曾经，宋徽宗编过一套叫作《宣和书谱》的书法作品，收录的全是皇帝的一些书法作品，像唐太宗、唐玄宗以及宋太宗、宋真宗等人的作品都被收录在册。此外，宋徽宗还对唐太宗和唐玄宗资助书法家的做法尤为赞赏，认为正是他们的这种做法，才推动了书法艺术的发展。他认为这与皇帝的身份并不矛盾，而且还体现了皇帝的尽职尽责，以及对文化的尊重。不仅是书法上的革新，还有公元1104年，宋徽宗在“画学”方面的创新。那时他为了培养画家，专门下了一道旨意，让学校增加“画学”科目。同时，宋徽宗还在京城汴梁举办了绘画考试，考中的人可以进翰林图画院当官，这种选拔待遇也的确是让人垂涎不已。宋徽宗的做法，与欧洲中世纪的美第奇家族如出一辙，那时候意大利的佛罗伦萨被这个家族统治，这个家族不但把别墅改造成了一所学校，来培养年轻的艺术家，而且对艺术也是大力扶持，像比较著名的艺术家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都曾接受过美第奇家族的赞助。美第奇家族也被学者们认为是文艺复兴的孵化器，宋徽宗与该家族类似的做法，也推动了宋代艺术的发展，甚至被学者认为是“中国的文艺复兴”。事实上，文艺复兴不仅是艺术上的革新，同样也是政治上的革新。
除了上面的书法和美术方面的革新，宋徽宗还借助爱好推行了道教。说起这个就要说说历史上著名的方腊起义了，毕竟这与大家熟知的《水浒传》有一定的因果关联。方腊起义的原因，是因为宋徽宗对园林艺术的喜爱，喜爱到什么程度呢？从他在京城汴梁，修建了著名的“艮岳”园林可以看出来，这座园林可谓搜罗了奇珍异石，花鱼鸟兽，而正是因为搜罗“花石纲”，使得百姓不堪重负，只能起来造反，方腊起义也就是这样来的。那么，宋徽宗之所以修建艮岳，出发点是什么呢？首先就是因为他的个人享乐思想，因为艮岳建成之后如人间仙境，宋徽宗认为这是天人合一。为什么修建的园林叫艮岳，也是相当有考究的，因为“艮”源自八卦中一卦，代表东北方，艮岳呢正好处在汴梁城的东北方，这个名字就这么来了。当然，本书的作者并没有回避，宋徽宗建园林所造成的危害，但也指出除了个人享乐，修建园林还伴有些许政治目的，那就是借此宣扬推广道教。那之所以推崇道教，除了个人的喜好，还夹杂有政治考量。这是因为，北宋时期，儒学思想的一个重心是“君与士大夫共治天下”，顾名思义，就是皇帝要受儒家士大夫的制约。这对于高高在上的皇帝来说，如何能忍？宋徽宗自然也不例外，他想从儒家的这些思想道德束缚中跳出来，利用道教来获得更多权威。为此，他还和茅山道士建立了亲密的联系，经常书信来往，而从这些记录中，我们也能看出来，宋徽宗对于各种征兆的兴趣，甚至还恳求道士，对于威胁到国家和权利的一些，较为凶险的卦象，进行化解，由此可见他对于道教的推崇，除了兴趣更多的是政治需要。
宋徽宗不仅自己与道士来往密切，而且还下定决心在全国范围内推广道教。在公元1103年，宋徽宗甚至要求全国各州都要修建道观，还对道观的名字做了要求，必须用当时的年号崇宁，道观名字一律叫“崇宁观”，这个工程可谓非常壮观了。那么建立道观的用途是什么呢？答案是，为了在帝诞辰日举办庆典仪式。诞辰日当天，宋徽宗本人在皇宫举办庆祝活动，而全国各地的崇宁观呢，则对士大夫和百姓开放三日，让他们焚香祈祷，为皇帝庆生。显而易见，宋徽宗是想通过道教来摆脱儒家的束缚，神化自己，树立权威。因为道教有着严格的上下等级关系，与人间的宫廷比较相似。宋徽宗也是想借助道教的神灵秩序，与宫廷的秩序相结合，增加其权力的神圣性。但这样一来，矛盾也就出现了。因为道教与儒家本来就不是一个派别，皇帝推崇道教试图摆脱儒家的牵绊，势必影响了儒家的利益，也会使他与儒家士大夫之间产生矛盾。
所以，无论是通过艺术推行革新，还是推广道教，宋徽宗的做法都是典型的，艺术和政治相关联的案例。但他的这种做法并不被儒家理解，认为皇帝不能控制自己的私欲爱好，没有把精力放在国家大事上，而且搞艺术需要花费大量金银，这与他们提倡的勤俭节约是背道而驰的，何况宋徽宗追求的道教，是想摆脱儒家的束缚，这些矛盾影响了儒家对宋徽宗的评价。作为外国的作家，本书作者的思想，并不受儒家道德观的束缚，所以，作者能够透过宋徽宗的艺术追求，看到其背后对于政治的革新，以及借助艺术实现对政治的统治。而宋徽宗本人的艺术魅力，也被不少人喜爱，在他的众多粉丝中，金国的皇帝章宗就是真爱粉，他可以模仿宋徽宗的字体、绘画爱好等，而且有些字体模仿的逼真程度与宋徽宗本人并无差异。直到今天，宋徽宗还被很多文艺青年称为“胖佶”，认为他是中国最有文艺范儿的皇帝。不仅礼乐射御书样样精通，还自创了“瘦金体”，打开“艺考”先河，算是艺术造诣颇深的一位大艺术家。
第二部分
如果说宋徽宗的文艺复兴与推崇道教，得罪了儒家士大夫，那么他对于党派之争的治理，无疑就加深了这一矛盾。这也是本书的第二个要点，宋徽宗对于北宋的党羽之争处理的妥当吗？
上面我们提到过，虽然在宋徽宗追求个人爱好的过程中，满足了他的私欲和个人享受，但按照本书的观点，他对于艺术的追求也是有着政治目的，那就是为了巩固政权。不但如此，在做皇帝的过程中，他也试图通过一些政治措施，比如处理政党之争等手段，来为皇权服务。这本身也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然而却因为牵涉深广，危害到一些政党的利益，使宋徽宗与儒家士大夫之间的矛盾加深了。
对于刚刚登上皇位的宋徽宗，可谓任务艰巨，因为党派之争已经进行的如火如荼。开始时，他对于政权的处理是有些理想化的，他自认为是至高无上的皇帝，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颁布法律任免官员，然而实际情况是什么样的呢？前面我们提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皇帝权力受到的牵制，宋徽宗也不例外，他推行的政策必须得到官员的支持，否则就会被抵制，使那些政策完全无法执行。因此，宋徽宗不得不认真的去考量官员的建议，平衡他们之间的关系，尽快结束新旧两党之间的斗争，使朝堂各项工作能够正常的开展。
当然，残酷的党争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不只存在于宋朝，像汉代、唐代和明代都有党派之争。一般来说，大臣执政掌权越久，招致的非议和批判就会越多。身为皇帝的宋徽宗，在面对这种争端时，就必须要学会权衡利弊，并找到他们之间的制衡点，那这个挑战难度，就可想而知了。至于北宋时期新党与旧党的争执，就要追溯到王安石变法。在1069年，也就是宋徽宗出生的十多年前，其父亲宋神宗与宰相王安石进行了一场变法，也就是推行新政。这些政策牵涉面比较广，从政府事务、科举考试制度到平民百姓的差役等，都包含其中。对于主张变法与反对变法的政党，也进行了划分，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支持变法的人，被称为“新党”，反对变法的官员则被称为“旧党”。
新旧两党之间的区别，和各自的背景是分不开的。就像新党是依赖王安石变法上位，政治方面属于新秀。而旧党呢？处于政权的核心地位，他们有着雄厚的财力和人力。王安石推行的新法，毫无疑问，威胁到了旧党的利益。就像新法中的“青苗法”，就直接威胁到了地主们的利益，原来青黄不接时由地主放贷给农民，赚取收益。在新法中变成了政府向农民放贷，这种做法无疑断了地主的财路，他们自然会求助于在朝廷的靠山，就是那些所谓的旧党。所以，旧党自然而然就会反对，新党的变法。但这中间还有个技巧问题，那就是反对的理由，他们肯定不能直接说，是变法威胁到了他们的利益，所以，只能打着道德的旗号，指出王安石片面追求利益的变法，不符合儒家道德。毕竟儒家一贯追求的是道义，这与利益是互为矛盾的。与旧党的满嘴仁义道德和对皇权的指指点点，有所不同，新党热衷于财政税收改革，而且作为后起之秀，新党更依赖于皇权，说白了，就是更听话一些。
上面我们之所以要讲王安石的变法，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变法不但产生了新旧两党，而且这种变法是打破北宋政治平衡的根源。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王安石变法之前，虽然存在有政治斗争，但政党之间并不搞打击报复。王安石为了推行新法，就打破了这个规则，借助宋神宗的支持，把反对派司马光等人赶出了京城，使新旧两党之争演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而这种局面继续演变就是随着宋神宗的离世，高太后垂帘听政，她重新启用了司马光。司马光掌权后，效仿以前王安石的做法，对于新党的人也是毫不留情。高太后去世后呢，宋哲宗则是启用了新党，新党为了打击报复旧党司马光，甚至毁掉了司马光墓前的御碑。所以，在如此反复中，随着新旧两党被重用的程度不一样，另一党派也毫无例外难逃打击报复的命运。这种积怨矛盾越来越深，直接影响着政权的稳定。
面对这种愈演愈烈的政党之争，宋徽宗掌权后，决定改变现状，寻求两党之间的平衡点，成立联合政府。他在继位的第二年就把年号改成了“建中靖国”，就是希望联合两党的力量，重建国家的稳定。为了实施这一想法，宋徽宗重用了一个叫做曾布的大臣，试图通过他联合新旧两党，达到平衡，熟料事情的发展，远远没有宋徽宗预想的那么美好。
首先，由于政见与行事风格的不同，新旧两党很难和平相处，而且旧党本身比较看重道德，连皇帝都敢批评，何况是大臣呢？他们的批判对象不仅局限于新党，就连像曾布这种保持中立的大臣，也难逃被旧党弹劾的命运。时不时就要在皇帝面前上书，说曾布是个小人，两面三刀的。在旧党的种种弹劾中，宋徽宗意识到了，联合政府只是一厢情愿的设想。于是他改变了方法，因为那时候的宋徽宗觉得，比起旧党的空话和大话，新党显得更务实，也比较听话，与其想尽办法维持两党的平衡，倒不如直接重用新党。而皇帝策略改变的标志，是因为年号的改变。前面我们提到，宋徽宗最初的年号是建中靖国，仅仅延续了一年，年号就变成了“崇宁”。至于为什么会用“崇宁”这个年号”？自然也是有考究的，因为他的父亲宋神宗用了“熙宁”做年号，那么崇宁的寓意就是崇拜、推崇宋神宗的策略。简言之，即推崇并支持王安石的新法，支持新党。
其次，除了年号的改变，宋徽宗策略改变还有个重要标志，就是任命了新党的人当宰相。宰相原本是旧党的人，但既然宋徽宗已经决定与旧党分裂，所以，就需要任命一个新党的人当宰相，这时候，蔡京就成了不二人选。蔡京是谁？他就是《水浒传》中大家熟悉的大奸臣，一个典型的反派人物。现实中的蔡京什么样呢？与水浒传中相比，现实中的蔡京相对比较多元化一些。他不但擅长理财，而且在管理方面也很有自己的一套方略。刚上任就大刀阔斧的，进行了一系列的改善。比如说改善了国家财政，对贸易船只仅收关税，重新丈量土地收取土地税等。也正是由于他的这些举措，使他在出任宰相的第二年，就消灭了财政赤字，这份魄力与胆识也是相当惊人的。此外，在那个年代，蔡京还设立了社会福利制度，建立了“居养院”、“安济坊”等机构，专门收留无人赡养的老人、孤儿及没钱看病的穷人。能在宋朝就设立这些福利机构，这在现在看来，依然是比较先进的做法。
对于新旧两党的制衡，宋徽宗可以说是成功的，因为他最终还是结束了两党之争，稳固了政治局势。在这期间，由于蔡京担任宰相，对旧党势力疯狂镇压，在削弱旧党利益的同时，使国家财政增收，穷人得到了福利。虽然因此得罪了大批旧党官员，但最终赢得了局势的稳定，这也是宋徽宗的一大政绩。不过，如果你因此就认为，旧党完全被打压了下去，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旧党还有“理学”这个重要的思想武器。虽然宋徽宗时期一直压制理学的发展，推崇新党王安石的思想。但在南宋之后，朱熹等人把“理学”逐渐发扬光大，形成了大家熟知的“程朱理学”，并逐渐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而且理学在元朝时期还成为科举考试的指定内容。理学成为主流之后，官方史书都是以理学的价值观为指导的。像元朝时期创作的《宋史》也不例外，不但把蔡京和曾布列为了奸臣，还把宋徽宗描述成了无药可救的昏君，并给了宋徽宗“什么事都做得好，就是不会做皇帝”这样扎心的评语，而我们后期看到的，关于宋徽宗的各种负面评价，也大都来源于此。
第三部分
前面我们也提到，宋徽宗过分沉溺于个人爱好，继而与儒家士大夫之间有了矛盾，而他为了终结党羽之争，更是重用新党打压旧党，与旧党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也是他诸多负面评价的导火索。不过，历史上宋徽宗留下骂名的直接原因，是靖康之变。这也就引来本书的第三个要点，在作者眼中，宋徽宗真的不需要为“靖康之变”负责吗？因为按照传统的观点，正是由于宋徽宗贪图享乐，骄奢无度，才使朝政腐败，才置百姓于水火之中，也让军队丧失了战斗力。在面对金兵的攻打，甚至完全没有抵抗能力，最终一败涂地。但在作者看来，这个观点却并不全面，作为西方人，作者觉得靖康之变与宋徽宗个人享乐没有直接的联系。以往的观点，大多受儒家道德历史观影响，所以把宋徽宗的责任过度放大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先来看看作者笔下的宋徽宗，在执政期间带来的变化。如果按照作者的观点，在宋徽宗最初执政的前几年，确实为当时的政府带来了新的改变，这种新气象使大家相信他能够改变朋党之争的困局。后期，宋徽宗选择新党，回归熙宁变法路线，也无可厚非。但在回归变法的过程中，宋徽宗不但专宠蔡京，而且将反对派列入“黑名单”，黑名单刻在石碑上，不但名单上的人禁止在京师逗留，就连他们的子孙从政都要受到限制。作者伊沛霞认为，宋徽宗这种做法是可以理解的，黑名单恰好证明了皇帝有权选择臣子。但作者的观点并不被宋朝的士大夫认可，而宋徽宗的“御笔行事”也是从专任蔡京时候开始的，所谓“御笔行事”，是指以皇帝手诏的方式直接下达命令。他不仅用“御笔行事”来挑战常法，而且宣称御笔高于常法，违者有刑。为什么要提到御笔呢，因为某种程度上来讲，御笔也是“靖康之耻”爆发的导火线。这么说的理由是什么呢？大家知道，在宣和年间，关于是否“联金灭辽”的讨论一直不断，虽然大臣反对，然而宋徽宗仍然一意孤行，他希望借机收复燕云故土，于是，就派遣使者到靖国谈判，对于他的做法朝廷并不知情，而且更不可思议的是，宋徽宗让使者带去的御笔有很大的纰漏，这也为金国后期的发兵，提供了有力的借口。
了解了靖康之变爆发的背景，我们再来说说这场变动的全过程。“靖康”是宋钦宗的年号，宋钦宗是宋徽宗的儿子。起因呢，就是前面提到的，宋朝想收回燕京一代，于是想联合金国，一起夹击辽国。由于宋朝到金国需要坐船穿越渤海，这个盟约也就被称为“海上之盟”。奈何愿望是美好的，结果却并不尽人意。因为宋朝在攻打燕京的过程中，并没有大获全胜，而是连连战败。相比之下，金国倒是比较顺利，一举拿下了燕京。问题来了，作为联盟，这时候的金国，难道不应该把燕京还给宋朝吗？显然，金国并不想把燕京给宋朝，虽然反复交涉最终同意撤兵了，但却把钱财和人口席卷一空。也是因为这样，金国认识到了宋朝的实力，并想把宋朝占为己有。于是，在1125年，金国对宋朝发动了战争，仅半年时间就抢占了燕京，由此可见。金国的军事力量还是比较强大的。宋徽宗被迫禅位给了太子宋钦宗。虽然后来宋朝反复与金国进行和平谈判，但最终都难以逃脱灭亡的命运。随着汴梁城被金兵攻占，宋徽宗、宋钦宗父子被俘，标志着显赫一时的北宋王朝完全覆灭了。
那么，靖康之变中宋徽宗真的不需要负责吗？在儒家学派的史书中，宋徽宗是靖康之变的始作俑者，正是他的奢华无度、不理朝政，才有了靖康之变。但本书作者并不这么认为，他觉得这是儒家对宋徽宗的道德绑架，但也不是说宋徽宗没有一点责任。相反，儒家士大夫及宋徽宗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那宋徽宗的错误在哪呢？作者表示：在于他对敌我双方错误的估计，错在他对金兵没有正确的认识，并在一无所知，又不去和将领了解对手的情况下，就仓促的与金国签订了海上之约。同时，作者也认为，如果宋徽宗能对金兵多些了解，就不会做出那样愚蠢的决策，也不会导致北宋灭亡了。对于宋徽宗不关心军事，不了解金兵的原因，作者认为，这是受了儒家思想的影响。因为宋朝的儒家士大夫认为，皇帝应该关注道德而非军事，皇帝也不应该出巡避免享乐的嫌疑。正是这些观念，使得宋徽宗在位期间没有离开过汴梁一代，更妄论带兵打仗了。从这个层面来看，北宋的儒家文化对靖康之变，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且，面对外敌兵临城下，儒家士大夫不是组织有效的抵抗，而是专注于内斗，并趁着金兵入侵之际弹劾蔡京。这也是为什么，在当时的文人笔记中，会出现 “不管东京，却管蔡京”这样的话。
本书中，还有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画面，就是宋徽宗父子俩被金兵虏走之时，汴梁城很多百姓并非是觉得大快人心，认为他们罪有应得，相反，很多百姓们在路边痛哭。作者推测这或许与宋徽宗在位时的经济发展及福利体系有关，不少百姓对于宋徽宗是感激的，这与我们以往的印象是截然不同的。在以往的观点中，之所以宋徽宗始终以昏君的形式被大家认知，与其在位时对压制旧党有关。因为后期在旧党成为主流之后，他们用儒家的观点对宋徽宗进行道德批判，放大他的错误，把他描绘成了一个安于享乐的昏君形象，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也一直影响着大家，即使后期关于宋徽宗的介绍有不同的版本，但都没有改变其在人们心目中的固有形象。
总结
那么说到这里，我们本期的内容即将告一段落，接下来，我再带领大家，简单回顾一下本期的主要内容。
从以上内容中，我们知道，宋徽宗身上虽然有昏君的标签，但丝毫不能阻挡他在艺术上的较高水准。作为一代帝王，他在对艺术革新，推崇道家思想有着深层的政治意义，也是宋徽宗巩固政权的一种手段。但他的做法无疑与儒家文化相悖，也影响了对他的评价。不过，宋徽宗继位后，为终结党羽之争也进行了诸多尝试，最终通过重用新党、压制旧党的方式结束了新旧两党的争斗，并稳定了局势。但旧党遗留的程朱理学，后期成为主流文化，这种观念指导下的史书，抹掉了宋徽宗的贡献，让他成了完全不作为的昏君。作者认为，是儒家思想，过度夸大了宋徽宗的错误，靖康之变并不是宋徽宗一人的过错，相反，儒家士大夫与宋徽宗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宋徽宗的错误在于海上之盟的错误决策，但不得不说，他不懂军事、不了解敌情的这些短板正是受了儒家思想的影响。而且面对兵临城下的敌军，儒家士大夫没有积极组织有效的反抗，相反还在进行政治内斗，这也是靖康之变重要的原因。最后，《宋徽宗》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个外国作家，所以她跳出了儒家传统的文化观点，从全新的角度，为我们解读了不一样的宋徽宗。本书中的这个宋徽宗更加真实饱满，打破了我们以往的认知，这对于我们看待历史人物也是一个启发，让我们以后能更加客观、更加全面的去分析看到的，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相信能做到这点，就是阅读本书较大的收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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