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欢迎来到五哥读书。今天我为大家解读的这本书叫《宋徽宗》。
首先来认识本书的作者伊沛霞,她是知名的汉学家、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博士,华盛顿大学的历史系教授。专注于宋代社会文化史研究,著作颇丰,除《宋徽宗》这本书外,其代表作还有《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内闱:宋代的婚姻和妇女生活》等。除此之外,他在学术研究上也有突出的贡献,曾获得美国历史学会颁发的终身成就奖。
身为美国人,伊沛霞是作者自己取的中文名。《宋徽宗》这本书是宋朝皇帝徽宗的传记,然而与以往的观点不同,作者从全新的视角来解读宋徽宗,也让我们认识到了一个,更真实全面的帝王。对于宋徽宗的评价,多年来已经盖棺定论,大多离不开“腐化、昏庸”的标签,被认为是一个失败的君王,一个不作为的皇帝,也是道德教育典型的反面教材。但是呢,故事总有反转,作者伊沛霞通过数十年的积淀,为大家还原宋徽宗的真实生命历程,力图重塑一个不一样的帝王形象。而她之所以能有这样独特的见解,离不开她的教育背景。在写这本传记时,他没有被儒家思想所影响,而是能更客观的分析史料,实事求是的展现自己的观点。
我们对宋徽宗的印象除了一些史料,还有四大名著《水浒传》的影响,里面宋徽宗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昏君。但事实上呢,宋徽宗在位期间,北宋几乎成为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作者也看到了宋徽宗为巩固政权,促进北宋发展所做的努力,比如说宋徽宗终结了由来已久的新旧党之争,稳固了朝政。伊沛霞认为,靖康之变的责任人并不是宋徽宗一人,相反,儒家士大夫与宋徽宗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且宋徽宗在位期间还推行了福利政策,不仅惠及百姓,且经济发展也比较繁荣,因此,当他们父子被俘的时候,百姓是痛哭的场景。另外,与其他皇帝相比,宋徽宗有着极高的艺术天赋,他在绘画、书法、诗词、茶道、建筑等多个领域都有建树,他还通过艺术的革新和道教的推崇,实现了政治目的,可谓一举多得。
不过,不管是宋徽宗推崇道教还是重用新党,都触犯了儒家士大夫的利益,与儒家的道德观相悖,关于宋徽宗的历史评判,儒家士大夫也毫不留情,把他塑造成了一个不作为的昏君形象。那么宋徽宗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呢,本期节目中,我们将从以下三方面为大家解析:
一、宋徽宗倡导的道教及文艺复兴背后蕴含了哪些政治意义?
二、宋徽宗对于北宋的政党之争处理的妥当吗?
三、宋徽宗真的不需要为“靖康之耻”负责吗?
第一部分
在中国历史上,对于宋徽宗的评价,主流观点基本是负面为主,除了对我们熟知的“靖康之耻”负最大责任外,还有他对国政的怠弃等,但他也是一个充满个人魅力的亡国之君。即使史学家对于宋徽宗的治国理政不以为然,但却无法否认其艺术领域的才华与成就。这也是本书第一个要点,宋徽宗的一生极具故事性,而他对艺术的兴趣让故事变得更有趣,这种艺术造诣和追求甚至也与他统治的政权息息相关。
本书的作者伊沛霞在书中这样描述,宋徽宗“是造诣很深的诗人、画家与书法家,他热衷于修建寺观与园林,是开风气之先的艺术品及文物收藏家”。作者甚至认为,宋徽宗在艺术领域达到的高度,即使在世界范围内,都很少有君王比得上。那么,大家肯定又以为,一个皇帝每天不处理朝政,而是沉迷于这么多爱好,岂不是会引起儒家士大夫的非议。当然,如果仅仅从不理朝政,过度沉溺于兴趣爱好方面来讲,宋徽宗的做法确实引起了朝臣的不满,但殊不知,他的个人爱好背后,其实还隐藏着政治目的,这才是让儒家士大夫忌惮的地方。
听了是不是觉得有点难以理解,难道皇帝都不能有点爱好吗,怎么爱好还与政治挂钩了呢?一起来看看作者的分析,了解一下宋徽宗是如何通过兴趣爱好实现文艺复兴,推崇道教,进而达到政治革新的目的。
首先来看看宋徽宗是如何借助兴趣爱好来推行文艺复兴的。曾经,宋徽宗编过一套叫作《宣和书谱》的书法作品,收录的全是皇帝的一些书法作品,像唐太宗、唐玄宗以及宋太宗、宋真宗等人的作品都被收录在册。此外,宋徽宗还对唐太宗和唐玄宗资助书法家的做法尤为赞赏,认为正是他们的这种做法,才推动了书法艺术的发展。他认为这与皇帝的身份并不矛盾,而且还体现了皇帝的尽职尽责,以及对文化的尊重。不仅是书法上的革新,还有公元1104年,宋徽宗在“画学”方面的创新。那时他为了培养画家,专门下了一道旨意,让学校增加“画学”科目。同时,宋徽宗还在京城汴梁举办了绘画考试,考中的人可以进翰林图画院当官,这种选拔待遇也的确是让人垂涎不已。宋徽宗的做法,与欧洲中世纪的美第奇家族如出一辙,那时候意大利的佛罗伦萨被这个家族统治,这个家族不但把别墅改造成了一所学校,来培养年轻的艺术家,而且对艺术也是大力扶持,像比较著名的艺术家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都曾接受过美第奇家族的赞助。美第奇家族也被学者们认为是文艺复兴的孵化器,宋徽宗与该家族类似的做法,也推动了宋代艺术的发展,甚至被学者认为是“中国的文艺复兴”。事实上,文艺复兴不仅是艺术上的革新,同样也是政治上的革新。
除了上面的书法和美术方面的革新,宋徽宗还借助爱好推行了道教。说起这个就要说说历史上著名的方腊起义了,毕竟这与大家熟知的《水浒传》有一定的因果关联。方腊起义的原因,是因为宋徽宗对园林艺术的喜爱,喜爱到什么程度呢?从他在京城汴梁,修建了著名的“艮岳”园林可以看出来,这座园林可谓搜罗了奇珍异石,花鱼鸟兽,而正是因为搜罗“花石纲”,使得百姓不堪重负,只能起来造反,方腊起义也就是这样来的。那么,宋徽宗之所以修建艮岳,出发点是什么呢?首先就是因为他的个人享乐思想,因为艮岳建成之后如人间仙境,宋徽宗认为这是天人合一。为什么修建的园林叫艮岳,也是相当有考究的,因为“艮”源自八卦中一卦,代表东北方,艮岳呢正好处在汴梁城的东北方,这个名字就这么来了。当然,本书的作者并没有回避,宋徽宗建园林所造成的危害,但也指出除了个人享乐,修建园林还伴有些许政治目的,那就是借此宣扬推广道教。那之所以推崇道教,除了个人的喜好,还夹杂有政治考量。这是因为,北宋时期,儒学思想的一个重心是“君与士大夫共治天下”,顾名思义,就是皇帝要受儒家士大夫的制约。这对于高高在上的皇帝来说,如何能忍?宋徽宗自然也不例外,他想从儒家的这些思想道德束缚中跳出来,利用道教来获得更多权威。为此,他还和茅山道士建立了亲密的联系,经常书信来往,而从这些记录中,我们也能看出来,宋徽宗对于各种征兆的兴趣,甚至还恳求道士,对于威胁到国家和权利的一些,较为凶险的卦象,进行化解,由此可见他对于道教的推崇,除了兴趣更多的是政治需要。
宋徽宗不仅自己与道士来往密切,而且还下定决心在全国范围内推广道教。在公元1103年,宋徽宗甚至要求全国各州都要修建道观,还对道观的名字做了要求,必须用当时的年号崇宁,道观名字一律叫“崇宁观”,这个工程可谓非常壮观了。那么建立道观的用途是什么呢?答案是,为了在帝诞辰日举办庆典仪式。诞辰日当天,宋徽宗本人在皇宫举办庆祝活动,而全国各地的崇宁观呢,则对士大夫和百姓开放三日,让他们焚香祈祷,为皇帝庆生。显而易见,宋徽宗是想通过道教来摆脱儒家的束缚,神化自己,树立权威。因为道教有着严格的上下等级关系,与人间的宫廷比较相似。宋徽宗也是想借助道教的神灵秩序,与宫廷的秩序相结合,增加其权力的神圣性。但这样一来,矛盾也就出现了。因为道教与儒家本来就不是一个派别,皇帝推崇道教试图摆脱儒家的牵绊,势必影响了儒家的利益,也会使他与儒家士大夫之间产生矛盾。
所以,无论是通过艺术推行革新,还是推广道教,宋徽宗的做法都是典型的,艺术和政治相关联的案例。但他的这种做法并不被儒家理解,认为皇帝不能控制自己的私欲爱好,没有把精力放在国家大事上,而且搞艺术需要花费大量金银,这与他们提倡的勤俭节约是背道而驰的,何况宋徽宗追求的道教,是想摆脱儒家的束缚,这些矛盾影响了儒家对宋徽宗的评价。作为外国的作家,本书作者的思想,并不受儒家道德观的束缚,所以,作者能够透过宋徽宗的艺术追求,看到其背后对于政治的革新,以及借助艺术实现对政治的统治。而宋徽宗本人的艺术魅力,也被不少人喜爱,在他的众多粉丝中,金国的皇帝章宗就是真爱粉,他可以模仿宋徽宗的字体、绘画爱好等,而且有些字体模仿的逼真程度与宋徽宗本人并无差异。直到今天,宋徽宗还被很多文艺青年称为“胖佶”,认为他是中国最有文艺范儿的皇帝。不仅礼乐射御书样样精通,还自创了“瘦金体”,打开“艺考”先河,算是艺术造诣颇深的一位大艺术家。
第二部分
如果说宋徽宗的文艺复兴与推崇道教,得罪了儒家士大夫,那么他对于党派之争的治理,无疑就加深了这一矛盾。这也是本书的第二个要点,宋徽宗对于北宋的党羽之争处理的妥当吗?
上面我们提到过,虽然在宋徽宗追求个人爱好的过程中,满足了他的私欲和个人享受,但按照本书的观点,他对于艺术的追求也是有着政治目的,那就是为了巩固政权。不但如此,在做皇帝的过程中,他也试图通过一些政治措施,比如处理政党之争等手段,来为皇权服务。这本身也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然而却因为牵涉深广,危害到一些政党的利益,使宋徽宗与儒家士大夫之间的矛盾加深了。
对于刚刚登上皇位的宋徽宗,可谓任务艰巨,因为党派之争已经进行的如火如荼。开始时,他对于政权的处理是有些理想化的,他自认为是至高无上的皇帝,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颁布法律任免官员,然而实际情况是什么样的呢?前面我们提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皇帝权力受到的牵制,宋徽宗也不例外,他推行的政策必须得到官员的支持,否则就会被抵制,使那些政策完全无法执行。因此,宋徽宗不得不认真的去考量官员的建议,平衡他们之间的关系,尽快结束新旧两党之间的斗争,使朝堂各项工作能够正常的开展。
当然,残酷的党争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不只存在于宋朝,像汉代、唐代和明代都有党派之争。一般来说,大臣执政掌权越久,招致的非议和批判就会越多。身为皇帝的宋徽宗,在面对这种争端时,就必须要学会权衡利弊,并找到他们之间的制衡点,那这个挑战难度,就可想而知了。至于北宋时期新党与旧党的争执,就要追溯到王安石变法。在1069年,也就是宋徽宗出生的十多年前,其父亲宋神宗与宰相王安石进行了一场变法,也就是推行新政。这些政策牵涉面比较广,从政府事务、科举考试制度到平民百姓的差役等,都包含其中。对于主张变法与反对变法的政党,也进行了划分,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支持变法的人,被称为“新党”,反对变法的官员则被称为“旧党”。
新旧两党之间的区别,和各自的背景是分不开的。就像新党是依赖王安石变法上位,政治方面属于新秀。而旧党呢?处于政权的核心地位,他们有着雄厚的财力和人力。王安石推行的新法,毫无疑问,威胁到了旧党的利益。就像新法中的“青苗法”,就直接威胁到了地主们的利益,原来青黄不接时由地主放贷给农民,赚取收益。在新法中变成了政府向农民放贷,这种做法无疑断了地主的财路,他们自然会求助于在朝廷的靠山,就是那些所谓的旧党。所以,旧党自然而然就会反对,新党的变法。但这中间还有个技巧问题,那就是反对的理由,他们肯定不能直接说,是变法威胁到了他们的利益,所以,只能打着道德的旗号,指出王安石片面追求利益的变法,不符合儒家道德。毕竟儒家一贯追求的是道义,这与利益是互为矛盾的。与旧党的满嘴仁义道德和对皇权的指指点点,有所不同,新党热衷于财政税收改革,而且作为后起之秀,新党更依赖于皇权,说白了,就是更听话一些。
上面我们之所以要讲王安石的变法,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变法不但产生了新旧两党,而且这种变法是打破北宋政治平衡的根源。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王安石变法之前,虽然存在有政治斗争,但政党之间并不搞打击报复。王安石为了推行新法,就打破了这个规则,借助宋神宗的支持,把反对派司马光等人赶出了京城,使新旧两党之争演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而这种局面继续演变就是随着宋神宗的离世,高太后垂帘听政,她重新启用了司马光。司马光掌权后,效仿以前王安石的做法,对于新党的人也是毫不留情。高太后去世后呢,宋哲宗则是启用了新党,新党为了打击报复旧党司马光,甚至毁掉了司马光墓前的御碑。所以,在如此反复中,随着新旧两党被重用的程度不一样,另一党派也毫无例外难逃打击报复的命运。这种积怨矛盾越来越深,直接影响着政权的稳定。
面对这种愈演愈烈的政党之争,宋徽宗掌权后,决定改变现状,寻求两党之间的平衡点,成立联合政府。他在继位的第二年就把年号改成了“建中靖国”,就是希望联合两党的力量,重建国家的稳定。为了实施这一想法,宋徽宗重用了一个叫做曾布的大臣,试图通过他联合新旧两党,达到平衡,熟料事情的发展,远远没有宋徽宗预想的那么美好。
首先,由于政见与行事风格的不同,新旧两党很难和平相处,而且旧党本身比较看重道德,连皇帝都敢批评,何况是大臣呢?他们的批判对象不仅局限于新党,就连像曾布这种保持中立的大臣,也难逃被旧党弹劾的命运。时不时就要在皇帝面前上书,说曾布是个小人,两面三刀的。在旧党的种种弹劾中,宋徽宗意识到了,联合政府只是一厢情愿的设想。于是他改变了方法,因为那时候的宋徽宗觉得,比起旧党的空话和大话,新党显得更务实,也比较听话,与其想尽办法维持两党的平衡,倒不如直接重用新党。而皇帝策略改变的标志,是因为年号的改变。前面我们提到,宋徽宗最初的年号是建中靖国,仅仅延续了一年,年号就变成了“崇宁”。至于为什么会用“崇宁”这个年号”?自然也是有考究的,因为他的父亲宋神宗用了“熙宁”做年号,那么崇宁的寓意就是崇拜、推崇宋神宗的策略。简言之,即推崇并支持王安石的新法,支持新党。
其次,除了年号的改变,宋徽宗策略改变还有个重要标志,就是任命了新党的人当宰相。宰相原本是旧党的人,但既然宋徽宗已经决定与旧党分裂,所以,就需要任命一个新党的人当宰相,这时候,蔡京就成了不二人选。蔡京是谁?他就是《水浒传》中大家熟悉的大奸臣,一个典型的反派人物。现实中的蔡京什么样呢?与水浒传中相比,现实中的蔡京相对比较多元化一些。他不但擅长理财,而且在管理方面也很有自己的一套方略。刚上任就大刀阔斧的,进行了一系列的改善。比如说改善了国家财政,对贸易船只仅收关税,重新丈量土地收取土地税等。也正是由于他的这些举措,使他在出任宰相的第二年,就消灭了财政赤字,这份魄力与胆识也是相当惊人的。此外,在那个年代,蔡京还设立了社会福利制度,建立了“居养院”、“安济坊”等机构,专门收留无人赡养的老人、孤儿及没钱看病的穷人。能在宋朝就设立这些福利机构,这在现在看来,依然是比较先进的做法。
对于新旧两党的制衡,宋徽宗可以说是成功的,因为他最终还是结束了两党之争,稳固了政治局势。在这期间,由于蔡京担任宰相,对旧党势力疯狂镇压,在削弱旧党利益的同时,使国家财政增收,穷人得到了福利。虽然因此得罪了大批旧党官员,但最终赢得了局势的稳定,这也是宋徽宗的一大政绩。不过,如果你因此就认为,旧党完全被打压了下去,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旧党还有“理学”这个重要的思想武器。虽然宋徽宗时期一直压制理学的发展,推崇新党王安石的思想。但在南宋之后,朱熹等人把“理学”逐渐发扬光大,形成了大家熟知的“程朱理学”,并逐渐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而且理学在元朝时期还成为科举考试的指定内容。理学成为主流之后,官方史书都是以理学的价值观为指导的。像元朝时期创作的《宋史》也不例外,不但把蔡京和曾布列为了奸臣,还把宋徽宗描述成了无药可救的昏君,并给了宋徽宗“什么事都做得好,就是不会做皇帝”这样扎心的评语,而我们后期看到的,关于宋徽宗的各种负面评价,也大都来源于此。
第三部分
前面我们也提到,宋徽宗过分沉溺于个人爱好,继而与儒家士大夫之间有了矛盾,而他为了终结党羽之争,更是重用新党打压旧党,与旧党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也是他诸多负面评价的导火索。不过,历史上宋徽宗留下骂名的直接原因,是靖康之变。这也就引来本书的第三个要点,在作者眼中,宋徽宗真的不需要为“靖康之变”负责吗?因为按照传统的观点,正是由于宋徽宗贪图享乐,骄奢无度,才使朝政腐败,才置百姓于水火之中,也让军队丧失了战斗力。在面对金兵的攻打,甚至完全没有抵抗能力,最终一败涂地。但在作者看来,这个观点却并不全面,作为西方人,作者觉得靖康之变与宋徽宗个人享乐没有直接的联系。以往的观点,大多受儒家道德历史观影响,所以把宋徽宗的责任过度放大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先来看看作者笔下的宋徽宗,在执政期间带来的变化。如果按照作者的观点,在宋徽宗最初执政的前几年,确实为当时的政府带来了新的改变,这种新气象使大家相信他能够改变朋党之争的困局。后期,宋徽宗选择新党,回归熙宁变法路线,也无可厚非。但在回归变法的过程中,宋徽宗不但专宠蔡京,而且将反对派列入“黑名单”,黑名单刻在石碑上,不但名单上的人禁止在京师逗留,就连他们的子孙从政都要受到限制。作者伊沛霞认为,宋徽宗这种做法是可以理解的,黑名单恰好证明了皇帝有权选择臣子。但作者的观点并不被宋朝的士大夫认可,而宋徽宗的“御笔行事”也是从专任蔡京时候开始的,所谓“御笔行事”,是指以皇帝手诏的方式直接下达命令。他不仅用“御笔行事”来挑战常法,而且宣称御笔高于常法,违者有刑。为什么要提到御笔呢,因为某种程度上来讲,御笔也是“靖康之耻”爆发的导火线。这么说的理由是什么呢?大家知道,在宣和年间,关于是否“联金灭辽”的讨论一直不断,虽然大臣反对,然而宋徽宗仍然一意孤行,他希望借机收复燕云故土,于是,就派遣使者到靖国谈判,对于他的做法朝廷并不知情,而且更不可思议的是,宋徽宗让使者带去的御笔有很大的纰漏,这也为金国后期的发兵,提供了有力的借口。
了解了靖康之变爆发的背景,我们再来说说这场变动的全过程。“靖康”是宋钦宗的年号,宋钦宗是宋徽宗的儿子。起因呢,就是前面提到的,宋朝想收回燕京一代,于是想联合金国,一起夹击辽国。由于宋朝到金国需要坐船穿越渤海,这个盟约也就被称为“海上之盟”。奈何愿望是美好的,结果却并不尽人意。因为宋朝在攻打燕京的过程中,并没有大获全胜,而是连连战败。相比之下,金国倒是比较顺利,一举拿下了燕京。问题来了,作为联盟,这时候的金国,难道不应该把燕京还给宋朝吗?显然,金国并不想把燕京给宋朝,虽然反复交涉最终同意撤兵了,但却把钱财和人口席卷一空。也是因为这样,金国认识到了宋朝的实力,并想把宋朝占为己有。于是,在1125年,金国对宋朝发动了战争,仅半年时间就抢占了燕京,由此可见。金国的军事力量还是比较强大的。宋徽宗被迫禅位给了太子宋钦宗。虽然后来宋朝反复与金国进行和平谈判,但最终都难以逃脱灭亡的命运。随着汴梁城被金兵攻占,宋徽宗、宋钦宗父子被俘,标志着显赫一时的北宋王朝完全覆灭了。
那么,靖康之变中宋徽宗真的不需要负责吗?在儒家学派的史书中,宋徽宗是靖康之变的始作俑者,正是他的奢华无度、不理朝政,才有了靖康之变。但本书作者并不这么认为,他觉得这是儒家对宋徽宗的道德绑架,但也不是说宋徽宗没有一点责任。相反,儒家士大夫及宋徽宗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那宋徽宗的错误在哪呢?作者表示:在于他对敌我双方错误的估计,错在他对金兵没有正确的认识,并在一无所知,又不去和将领了解对手的情况下,就仓促的与金国签订了海上之约。同时,作者也认为,如果宋徽宗能对金兵多些了解,就不会做出那样愚蠢的决策,也不会导致北宋灭亡了。对于宋徽宗不关心军事,不了解金兵的原因,作者认为,这是受了儒家思想的影响。因为宋朝的儒家士大夫认为,皇帝应该关注道德而非军事,皇帝也不应该出巡避免享乐的嫌疑。正是这些观念,使得宋徽宗在位期间没有离开过汴梁一代,更妄论带兵打仗了。从这个层面来看,北宋的儒家文化对靖康之变,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且,面对外敌兵临城下,儒家士大夫不是组织有效的抵抗,而是专注于内斗,并趁着金兵入侵之际弹劾蔡京。这也是为什么,在当时的文人笔记中,会出现 “不管东京,却管蔡京”这样的话。
本书中,还有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画面,就是宋徽宗父子俩被金兵虏走之时,汴梁城很多百姓并非是觉得大快人心,认为他们罪有应得,相反,很多百姓们在路边痛哭。作者推测这或许与宋徽宗在位时的经济发展及福利体系有关,不少百姓对于宋徽宗是感激的,这与我们以往的印象是截然不同的。在以往的观点中,之所以宋徽宗始终以昏君的形式被大家认知,与其在位时对压制旧党有关。因为后期在旧党成为主流之后,他们用儒家的观点对宋徽宗进行道德批判,放大他的错误,把他描绘成了一个安于享乐的昏君形象,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也一直影响着大家,即使后期关于宋徽宗的介绍有不同的版本,但都没有改变其在人们心目中的固有形象。
总结
那么说到这里,我们本期的内容即将告一段落,接下来,我再带领大家,简单回顾一下本期的主要内容。
从以上内容中,我们知道,宋徽宗身上虽然有昏君的标签,但丝毫不能阻挡他在艺术上的较高水准。作为一代帝王,他在对艺术革新,推崇道家思想有着深层的政治意义,也是宋徽宗巩固政权的一种手段。但他的做法无疑与儒家文化相悖,也影响了对他的评价。不过,宋徽宗继位后,为终结党羽之争也进行了诸多尝试,最终通过重用新党、压制旧党的方式结束了新旧两党的争斗,并稳定了局势。但旧党遗留的程朱理学,后期成为主流文化,这种观念指导下的史书,抹掉了宋徽宗的贡献,让他成了完全不作为的昏君。作者认为,是儒家思想,过度夸大了宋徽宗的错误,靖康之变并不是宋徽宗一人的过错,相反,儒家士大夫与宋徽宗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宋徽宗的错误在于海上之盟的错误决策,但不得不说,他不懂军事、不了解敌情的这些短板正是受了儒家思想的影响。而且面对兵临城下的敌军,儒家士大夫没有积极组织有效的反抗,相反还在进行政治内斗,这也是靖康之变重要的原因。最后,《宋徽宗》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个外国作家,所以她跳出了儒家传统的文化观点,从全新的角度,为我们解读了不一样的宋徽宗。本书中的这个宋徽宗更加真实饱满,打破了我们以往的认知,这对于我们看待历史人物也是一个启发,让我们以后能更加客观、更加全面的去分析看到的,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相信能做到这点,就是阅读本书较大的收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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