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他主义：一个利他的人，即使在无利可图或不期待任何回报的情况下，也会关心和帮助别人。耶稣关于善良的沙玛利亚人的预言为此提供了经典的诠释。
帮助行为发生的原因
社会交换理论并不主张我们要有意识地去监控成本和收益，只是表明这类因素能预测人们的行为。
奖赏：催生帮助行为的奖赏可以来自外部，我们的付出是为了奖赏。因此我们会热心的帮助那些吸引我们的人，帮助那些我们渴望得到其赞许的人。奖赏也可能来自于内部，帮助行为提升自我价值感，这为因何那么多人在做过好事之后感觉良好提供了一种解释。“给予可以提高幸福感”，帮助行为带来赞许之后，帮助行为会增加。
内部回报，帮助行为也包括内部的自我回报，对他人的痛苦反应最强的学生，给别人提供帮助的也最多。内疚感一直是一种令人痛苦的情绪，以至于我们总是要设法避免内疚感的产生。内疚感有很多益处，他促使人们坦白，道歉，帮助，避免再犯错误，它还使人们更敏感，并使亲密关系能够持久。
坏心情——好行为会在那些关注他人的人们中发生，对他们而言，这样的利他行为才是有价值的。如果不是全然沉浸在自己的抑郁或悲痛中，悲伤的人是敏感而乐于助人的。快乐的人共乐于帮助别人。帮助行为能缓解不好的心境也能维持好的心境。反过来，积极性就又会产生积极的思维和积极的自尊，从而导向积极的行为。
社会规范：很多时候，我们帮助别人并不是因为我们有意识的去计算了那样的行为符合自己利益，而是出于一种更为微妙的自身利益形式，因为某些东西告诉我们“应该”这样做。“应该”就是社会期望，它们规定了我们生活中适宜的行为和应尽的义务。
互惠规范对于那些帮助过我们的人，我们应当施以帮助而不是伤害。
社会责任规范是指人们应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而不要考虑以后的交换。
性别与受助：当处于需要中的人是女性时，男性会提供更多的帮助。而女性则对不同性别的求助者一视同仁。女性不仅在特定环境下能获得更多帮助，她们也更多的寻求帮助。专家阿里•纳德勒将个现象归于独立与相依的性别差异。
演化心理学
生命的本质就是使基因存活下来。我们的基因驱使我们采用某些能使其存活机会最大的方式。心理学家唐纳德•坎贝尔把它称作人类深刻，的自我服务的“原罪”的生物学性的再现。那些预示个体为了陌生人的利益而自我牺牲的基因，是不会的演化的竞争中存活下来的。然而进化的成功确实源于合作，
亲缘选择：如果你身上有我的基因，我就会帮助。
直接互惠：我们互相帮助。
间接互惠：我帮你，你帮另外一个人，那个人再帮我。
群体选择：互相帮助的群体得以生存。
比较和评价帮助行为理论
现在你可能注意到社会交换，社会规范和进化理论对利他主义的解释存在着相似性，投桃报李的互惠交换和无条件的帮助。
真正的利他主义
那些救人性命的英雄们，那些日常生活中的献血者们，那些维和部队的志愿者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关心他人的无私终极目标，还是出于某种自我获利的终极目标？比如获得奖赏，避免惩罚和愧疚，以及消除烦恼？
自利能够引发所有的善行。巴特森的理论认为，我们帮助他人的意愿同时受利己和无私的影响。爱护子女的家长会因孩子痛苦而痛苦，以孩子高兴而高兴，这就是那些虐待儿童的人和残忍的罪犯所没有的同理心。我们还会对那些我们认同的人产生同理心。
我们更容易与一个活生生的人产生同理心，而不是都是痛苦的人数，遭受痛苦的人数增加，人们的关注反而下降，这一现象称为“同情崩溃”。
当我们产生同理心时，我们就会更少关心自己的痛苦，更多的去关注受害者的痛苦。真正的共情和怜悯驱使我们为了别人的切身利益而帮助他们，当我们去评估他人的福利，发现他人需要帮助，并站在他人的立场时，我们就体会到了同理心式的关怀。稍微体验一下别人的感受，这样有助于增加同理心，痛苦和同理心通常共同起作用，促使人们对危机作出反应。基于同理心的利他主义和为了减轻痛苦的利他主义，产生同理心的人通常会施与帮助。
如果我们产生了同理心，但同时知道还有别的方式能让我们好过些，我们就不太可能帮助别人。
帮助行为的影响因素
1其他旁观者在场——会大大降低人们对事件的干预。
2“人众无知”——被紧急情况下，每个人也许都认为“我很关心外界”，但认为他人十分平静，因此得出“情况可能并不紧急的结论”。
3更不认为自己负有干预的责任。
当别人也提供帮助时
攻击性榜样助长攻击行为，亲社会的榜样能够促进利他行为。
时间压力：当潜在的帮助者有闲暇的时间时，他也更可能提供帮助行为。当他时间紧迫是，他提供帮助行为的可能性很小。
相似性：因为相似形容易唤起喜欢，而喜欢又会引发帮助行为，以此我们更多的对那些跟我们相似的人产生同理心，也更乐于帮助他们。
帮助者的特点
人格特质：帮助行为和某些人格变量——如社会赞许需要——有中度程度的相关。我们的人品影响着我们的所作所为。首先，的确有一些人共倾向于助人。其次，那些具有较高的积极情绪，同理心能力和高自我效能感的人更关心人，也更容易表现出帮助行为。第三，那些自我监控能力强的人，如果认为帮助人能够得到社会赞许，就会迎合他人的期望从而显的乐于助人。他人评价不太能影响那些内向的，低自我监控的人。
性别：当面对的求助者是陌生人并且情景有潜在危险时，男性更常伸出援手。
通过卢西塔尼亚号客轮和泰坦尼克号客轮沉没来看，当人们有时间考虑社会规范时，女性生还者比男性多。
因此，性别差异交互作用与情境，妇女更容易对朋友碰到的问题产生共情，更愿意付出较多的时间来帮助朋友。
宗教信仰：相比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有宗教信仰的人在从事志愿者工作上花的时间更多。
增加帮助行为
减少模糊性，提高责任感：对于献血来说，来自朋友的个人呼吁比海报和媒体宣传要有效得多。
个人的，非言语的恳请也是有效的。
当人们预期会与求助者及其他在场者再度碰面时，帮助性也会增加。
任何能凸显旁观者个人特征的事情——个人请求，目光接触，告知名字，预期的会面——都会增加帮助的可能性。
内疚和对自我形象的关注：富有内疚感的人愿意提供帮助。1以退为进的方式会得到更多的帮助。2请求很微小的帮助，以至于使个体不能拒绝，也可以得到帮助。3贴上乐于助人的标签也能强化人们乐于帮助人的自我形象。
利他主义的社会化：五种方法
简化道德包容：欧洲纳粹时期救助犹太人的人，美国反奴隶运动领袖，以及巡回义诊的传教士们，他们都具有道德包容性。
道德排除：将某些人（或动物）排除于自己的道德关怀之外——则起相反的作用。
树立利他主义榜样：1现实中的榜样，如果人们看见其他人的帮助行为或读到助人为乐的故事会更有可能做出帮助行为。2媒体中的榜样。事实上，亲社会的电视榜样所起的作用远大与反社会榜样的作用。3其他媒体也有效的助长了亲社会行为。
通过做出的具体帮助行为来学习：不道德的行为滋生不道德的态度，而帮助行为能促进进一步的帮助行为。
把帮助行为归因于利他主义动机：当对一种行为的反馈过度时，个体可能会将行违归因为外部反馈，而非内在动机，对人们的良好行为给予恰到好处的反馈，我们也许可以增加他们自己从做这些事情中得到的快乐。
习得的利他主义：阿瑟•比曼及其同事在蒙大拿大学做了实验：让一部分学生听关于旁观者的冷漠如何影响个体对突发事件的解释以及责任感的演讲，另一部分学生则听其他的演讲或者不听任何演讲。两周之后，作为在另一场所的另一个实验的一部分，被试会在路上遇见一个人摔倒或者趴在自行车底下。结果发现那些听有关帮助内容演讲的人，只有四分之一停下来实施帮助行为，而接受了启迪的人中实施帮助的人数则两倍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