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炎午小考(二)

        二、王炎午与文天祥的交往

        王炎午公然声称写《生祭文》的目的,就是“速丞相之死”。此举惊世骇俗,令人难以置信。宋元鼎革之际,被元军俘虏和向元军投降的宋廷高官,不胜枚举。王炎午对他们都不置一辞,为什么单单要文天祥速死?是文天祥犯下了滔天罪行?还是王炎午与文天祥有深仇大恨?如果不是,那又是因为什么?这些问题,不能不让人思考。    

        关于王炎午与文天祥的交往,前述资料中有多种说法。李时勉《王炎午忠义传》中说:“与丞相文公、青山赵公同游。”同治版《吉安府志》中说:“与文天祥游。”同治版《安福县志》中说:“与文天祥、赵青山同游。”《宋史翼》中说:“与文天祥同游”。游也好,同游也好,都是一个意思:王炎午与文天祥曾经亲密地相处过一段日子。至于他们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同游”,两人之间存在过什么样的关系,前述资料一概语焉不详。王炎午和文天祥本人又是怎么说的呢?遗憾的是,查遍王炎午的《吾文稿》,除了《生祭文》和《望祭文》中笼统地提到“丞相”、“文公”这个称呼外,找不到任何涉及文天祥的字句。同样,在文天祥的著作中,也找不到任何涉及王炎午的文字。他们两个人之间是否存在同学、同僚、朋友的关系?

        只要曾经“同游”,他们两个人的人生经历,就必定有过交集。他们的行踪就一定存在着交汇点。那么,他们的人生经历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有过交集呢?

        我们不妨看看他们各自的经历。

        王炎午没有传记、年谱之类的文字存世。其生平事迹后人不知其详。但他的《吾汶稿》及其附录中,可以找到一些零星的记述:

        余以宋咸淳甲戌混试豫章,补参太学。

        ——王炎午《吾文稿·卷七·贽谢叠山》:

        某少读父书,二十二入太学。于其行,先父命之曰;“吾族由江左起家,逮至南宋,文献彬彬,有以节义著于史者。数世以来,贡于乡,升于太学,科不乏人。然不能置身贵要,以尽显要之责,以是待汝。”某感泣拜受,悚然忧其不敏而不敢忘。曾未一年,而父殁于家不及诀,又一年而化更,科废矣!

        ——王炎午《吾文稿·卷一·拟再上参政姚牧庵》

        某庐陵下士也,异时博士弟子员也。幼事佔毕,长习骑射。

        ——王炎午《吾文稿·卷一·上贯学士》

        先父才多超迈,伟风仪畅,音吐慷慨,有大志。多闻强学,读书一过成诵。平生所著述,必宿于理。

……先父力虽不及中人,而拳拳奉先志竭力行善。每岁约所入半给公,私半以行义。渴者浆、病者药、死不能举者棺。凶年倡率平葬,过客之艰苦,姻旗之灾患,纤悉岡遗,孜孜不倦。

        ——王炎午《吾文稿·卷九·先父槐坡居士先母刘氏孺人事状》

        更革以来,兵寇杀螃焚荡,何所不有。而应梅恐负先训,委身犯难,密护旁维。使暴吏不敢加,过卒不得横,盗贼不得使其暴。丙子、丁丑到今三十年,田庐生聚,若未经离乱者。

        ——王炎午《吾文稿·卷九·先父槐坡居士先母刘氏孺人事状》

        ……诸子即日载米登山,视饥人肥瘠施有差。米尽,又转籴为继,如是弥月。又碎米为粥置通途,听其自取。赖以活者,不可胜计。或殍死者,又给棺以葬。 

        ——王炎午《吾文稿·卷九·先父槐坡居士先母刘氏孺人事状》

         早从曽大父梅边先生游。乡校须溪刘先生、中斋邓先生诸名公,皆一见器重。曽大父以盛德重望,所至衣冠云集。吾祖侍左右,候辞色,随所施设,必合亲意。

        ——王炎午《吾文稿·卷十·先祖宜山公远居士墓志》

        综合各种史料和《吾汶稿》中的零星记述,大致可以勾勒出这样一个轮廓:王炎午出身于安福县洲湖镇汶源村一个富裕的书香之家。生于宋淳祐十二年(1252年),自小在家读书,兼习武艺。咸淳十年二十二岁时,赴南昌参加考试,当年进入太学,到临安读书。二十三岁时,父亲去世,居家守孝。期间,文天祥在庐陵募兵,王炎午曾赴吉州谒见文天祥。文天祥邀请他留置幕府,为国效力。王炎午以父死未葬,母病危殆,婉言谢绝。事后回家守孝,侍奉母亲。次年,宋朝灭亡。入元以后,王炎午隐居家乡。他慷慨大方,乐善好施,以其颇高的社会声望和雄厚的家庭财力,成为当地有名的贤达人物,与永新、吉安一带的文人墨客时有交往。元泰定元年(1324年)病逝于汶源,享年73岁。

        文天祥是吉安富田人,据杨德恩《文天祥年谱》(1938年商务印书馆),文天祥简历摘录如下:

        理宗端平三年(1236年),1岁。

        五月二日出生。

        宝祐三年(1255年),20岁。

        是岁春,赴县城。入白鹭洲书院肄业。时山长为州人欧阳守道。是岁,公以字举郡贡士。弟璧同举。冬,俱赴省。侍父革斋先生行。

        宝祐四年(1256年),21岁。

        二月朔,礼部开榜,中正奏名,弟璧同登。及大廷试策,有司置公第五。理宗皇帝览公对,亲擢为第一。二月十八日革斋先生弃世。以六月初一奉柩南归,七月二十四日至里。

        开庆元年(1259年),24岁。

        正月,公携弟璧赴廷对。五月授公承事郎,签书宁海军节度判官厅公事。十月,上疏乞斩董宋臣。书奏,不报,还里。

        景定元年(1260年),25岁。

        二月,除主管建昌军(江西南城)仙都观。

        景定二年(1261年),26岁。

        十月,除秘书省正字。

        景定三年(1262年),27岁。

        四月,供正字职,兼景献府教授。五月,充殿试考官,进校书郎。

        景定四年(1263年),28岁。

        除著作佐郎,兼权刑部郎官。八月,差知瑞州,十一月赴郡。

        景定五年(1264年),29岁。

        十月,除礼部郎官,十一月,除江西提刑。

        咸淳元年(1265年),30岁。

        二月,就瑞州交割提刑职事。四月,行部至吉州泰和县。

        咸淳三年(1267年),32岁。

        九月,除尚佐郎官,十二月赴阙供职。

        咸淳五年(1269年),34岁。

        四月,差知宁国府,十一月领府事。

        咸淳六年(1270年),35岁。

        正月朔,除军器监兼右司。四月供监职,免兼右司。寻兼崇政殿说书兼学士院权直。七月,除秘书少监,兼职依旧。九月,台臣张志立奏免所居官,公遂归里。

        咸淳九年(1273年),38岁。

        正月,除湖南提刑,三月领事。冬,乞便郡侍亲,差知赣州。

        咸淳十年(1274年),39岁。

        正月,离湘,二十五日发衡阳,二十八日过衡山,由此往湘潭,经萍乡,二月初八日至庐陵,三月初二日抵赣州。

        德祐元年(1275年),40岁。

        正月朔日,得报虏渡江,寻诏下,召诸路勤王。奉诏起兵。十六日,公移檄诸路,聚兵积粮。二月,除右文殿修撰、枢密副都承旨、江西安抚副使,兼知赣州。寻兼江西提刑、江西安抚使。是月,元兵陷饶州。三月,元伯颜入建康。四月,公领兵下吉州。除权兵部侍郎,职任依旧。命留屯隆兴。五月,丁祖母刘夫人忧。六月,葬刘夫人,起复命下。七月七日,大军发吉州,至衢州。除权兵部尚书,职任依旧。八月至阙下,驻兵西湖上。九月,除浙西江东制置使,兼江西安抚大使,兼知平江府。十一月还师。进资政殿学士。置司余杭,守独松关。

        德祐二年(1276年),41岁。

        正月二日,除知临安府。初八日,刘察院廷瑞进称臣表。十五日,在朝臣一时俱逸。十七日,伯颜至高亭山,距临安三十里。赵吉甫、贾余庆献传国玉玺、降表。十九日,早除枢密使,午除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兵马。间奉旨诣北军讲解。二十日,以资政殿旧职诣北营见伯颜。二月初五日,帝率百官拜表祥曦殿,正式降元。诏谕郡县使降。初八日,虏驱公随祈请使吴坚、贾余庆等入北。十八日至镇江。十九日渡江见元帅阿术于瓜州,旋回京口。

        二十九日,公与杜浒以下十一人夜走真州。三月初一日入真州城,初三日至扬州,初七日至高邮,十一日至泰州。二十四日至通州,四月八日到永嘉,三十日至台州。

        五月朔,景炎皇帝登极。二十六日,授通议大夫、右丞相、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七月四日至南剑聚兵。十一月入汀州。

        景炎二年(1277年),42岁。

        正月屯漳州。二月至梅州。十月入汀州。十一月至循州。

        景炎三年(1278年),43岁。

        二月,进兵海丰县。六月,行朝至崖山,行府移船澳。八月,授少保信国公,职任依旧。十一月屯潮阳县。十二月十五日屯海丰,二十日,军溃被执。服脑子不死。

        祥兴二年(1279年),44岁。

        正月二日,张元帅下海,置公舟中。十三日至崖山。二月六日,崖山行朝溃。

        三月十三日,虏舟还至广州,弘范于公礼貌日隆。

        张元帅遣都镇抚石嵩护公北去。以四月二十二日行,五月二十五日至南安军。二十八日至赣州,六月一日至吉州。初五日过隆兴,十二日至建康。八月二十四日北行渡江,二十六日至扬州,九月七日哭母小祥于邳州。初九日至徐州,十五日至东平府,二十日至河间,二十一日至保定府,十月一日至燕。初至,立马会同馆前,馆人不受。

        至元十九年(1282年),47岁。

        正月二十后,公病。十二月初九日,宰执奏文天祥既不愿附,不若如其请,遂赐之死。明日,欧阳夫人从东宫得令旨收尸。江南十义士奉柩葬于都城小南门外五里道旁,为他日归骨便路。

        至元二十年(1283年)

        公柩归至故里。时弟璧任临江路总管兼府尹,办丧葬。


        以上摘录,个别事项、细节据《文山先生文集·文山先生纪年录》补录。

        年谱表明,文天祥出生于1236年。二十岁前一直在家乡读书。1256年(二十一岁)赴临安会试,荣登状元。因父亲去世,当年即回乡丁忧。1259年,授承事郎,任宁海军节度判官厅公事,七月赴任。当年十一月因自己的意见未被皇帝采纳而辞职回家。1262年,奉诏返京,先后在临安、宁国府、瑞州等地任职。1270年九月被贬,居乡近三年。1273年任湖南提刑,1274年任赣州知州,1275年应诏募兵勤王,当年七月,率大军赴临安。此后,一直奔波于苏、浙、皖抗元战场。南宋朝廷投降后,1276年二月,文天祥被迫跟随祈请使前往北京,途经真州时逃离元军。此后辗转跋涉,于四月底到达台州,寻找到新拥立的景炎皇帝。文天祥被授于通议大夫、右丞相、枢密使等职,都督诸路军马。重新开辟抗元战场,转战于福建、江西、广东各地。直到1278年十二月于海丰兵败被俘。1279年四月,张弘范将文天祥送往大都,十月到达北京。1282年十二月,文天祥在北京就义,时年四十七岁。

        文天祥比王炎午大将近17岁,文天祥中状元时,王炎午还只有四岁。王炎午二十二岁在太学读书时,文天祥三十九岁,已经是在官场历练近二十年的朝廷重臣,封疆大吏。年龄上的差距,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存在同学关系。社会地位的悬殊,以及互不相干的经历,也可以排除他们存在同事、同僚关系的可能。那么,他们的人生轨迹,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有过交集呢?上述史料表明,他们的相遇,发生在德祐元年(1275年)四月的吉州。其时,文天祥“奉诏起兵,移檄诸路,聚兵积粮……四月,领兵下吉州”,王炎午则有“丞相初起兵,仆尝赴公召”的吉州之行。

        文天祥与王炎午在吉州的这次会面,具体情况没有文字记载。只能据王炎午《生祭文》中的片言只语作一些推测。《生祭文》中,有两处提到这次会面:

        盖丞相初起兵,仆尝赴公召,进狂言。有曰愿名公复毁家产,供给军饷,以倡仕民助义之心;请购淮卒,参错戎行,以训江广乌合之众。他所议论,狂斐犹多。慷慨戆愚,丞相嘉纳。委帅机何见山进之幕府,授职从戎。仆以身在太学,父殁未葬,母病危殆,属以时艰。恐进难尽忠,退复亏孝。倥惚感泣,以母老控辞,丞相怜而从之。

        ——王炎午《吾汶稿·生祭文丞相》

        丞相起兵次乡国时,有少年狂子,持绯牍,叫军门。丞相察其忧愤而进之,怜其亲老而退之。非仆也耶?

        ——王炎午《吾汶稿·生祭文丞相》

        我们可以想象出当时的一番情景:那天,王炎午来到文天祥军营门口,拿着一个红色帖子,要求亲呈文天祥,被卫兵阻止,引发争执。王炎午说,我是响应兵部侍郎、江西安抚使兼赣州知府文天祥的号召,前来建言献策、商讨军国大事的,必须面见文天祥。你们不应该阻拦我。吵闹声惊动了文天祥。文天祥见他言语不俗,态度恳切,就接见了他。王炎午面对文天祥,大胆直言,无所顾忌。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表达了对当前的政治局面、军事形势等问题的看法,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文天祥没有怪罪他的莽撞唐突,反而表扬他的家国情怀,精神可嘉。便叫何见山具体接待,指示何见山给王炎午安排一个适当的军职,到时随大军赴临安抗击元军,保护皇上。但王炎午思考再三,最后以“父殁未葬,母病危殆”为由,谢绝了文天祥的一番好意。

        文天祥时任兵部侍郎、江西提刑、江西安抚使、赣州知州,同时还顶着右文殿修撰、枢密副都丞旨的头衔。是江西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能够一睹文天祥的风采,能够与文天祥近距离接触,是很多平民百姓求之不得的礼遇。王炎午不但都得到了,而且还受到文天祥的接待和赏识。这段经历,让人羡慕,也足以成为王炎午炫耀的资本。会晤期间的点点滴滴,照理说,都会给王炎午留下深刻印象,难以忘怀。但王炎午对当年会晤的过程与细节,诸如两个人一起相处了多长时间,会晤现场还有些什么人员,具体谈了些什么内容,有没有答问互动,他在吉州停留了多久,有些什么见闻,什么原因使得他乘兴而来,败兴而归等问题,王炎午在其著作中只字未提。就好象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怎样来解释这个现象呢?我们只能作如下几种猜想:

        一、从《吾汶稿》中《上贯学士》、《上参政姚牧蓭》、《拟再上参政姚牧蓭》等文章看,王炎午在文人面前,喜欢引经据典,高谈阔论,卖弄才学。当时他在文天祥面前的慷慨陈词,很可能积习难改。大多是“子云诗曰”之类的空话、套话,华而不实,大而不当。文天祥并不全部认可,照单全收。甚至当面指谬。使王炎午感到扫兴。

        二、“委帅机何见山进之幕府,授职从戎。”是文天祥的一个口头指示。具体什么职务,什么待遇。没有明示,让何见山看着办。而何见山安排给他的职务,很可能低于自己的预期,不能使他满意。

        三、王炎午在何见山的安排下,在吉州参观了文天祥的军营和义军士兵的操练活动。对文天祥的勤王前景并不看好,没有信心,选择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王炎午的吉州之行,可以说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吉州的所历所见,对王炎午来说,没有什么值得夸耀,值得留恋。也就不愿意再度提起并形成文字。

        王炎午回家以后,一直隐居汶源,直到终老。文天祥率大军奔赴临安以后,再也没有回过吉州。由此可知,文天祥与王炎午在吉州的这次会面,是他们平生的第一次会面,也是唯一的一次会面。《生祭文》中,王炎午以“丞相”、“公”、“名公”称呼文天祥,以“仆”自称,以及会面时说话的口气、谈话的内容,充分表明王炎午与文天祥之间的关系,纯粹是一个平民百姓与一个朝廷高官的公务关系。他们不可能曾经是朋友。也就不难理解,吉州会晤之后,他们之间再没有过任何形式的交往。两个人的全部文稿中,都没有留下任何怀念和追忆对方的诗文。也没有留下任何王炎午曾经在文天祥手下担任过公职的片纸只字。

        至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王炎午与文天祥从来就不是同学、不是同僚,不是朋友,也不是同龄人。他们只不过是在吉州有过一次纯属公务的官民接触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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