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和我同牢房的是三个抢劫犯、一个杀人犯、一个强奸犯——强奸犯是和我同时进来的，是一个快五十岁的老光棍。听管教说他在初中门口蹲了半个月的点，最后诱奸了一个14岁的小姑娘，把人家下体都给弄裂了、脸也划花了；三个抢劫的是合伙做案，叫人家的男主人当场抓了个正着，他们把男人打成了重伤、脚筋也挑断了；杀人犯本来应该关在看守所的，但当时的监狱管理比较混乱，普通犯人和死刑犯混着关押的情况时有发生，我刚进去的时候他已经没有几天活头了。不过这样也好，一旦有人到了日子要拖出去枪毙，整个监狱都一起跟着加餐——死一个人换来所有人碗里的炸鸡腿、豆角炖排骨、爆炒鱿鱼卷，也算是他们对社会的最后一次贡献了。
我的几个狱友或许是知道我早晚会放出去，所以对我兴趣不大，反倒是三天两头地殴打那个强奸的，饭不好吃、电视不好看、管教吼我了，都能成为动手的理由。他们一开始还邀请我一起揍那个老王八，我拒绝了，因为我觉得自己并不比他干净多少。那老王八看我不动手还以为我和他是一伙的，每次挨揍都向我投来求助的目光，而我能还给他的只有冷漠——被强奸的那个孩子的眼神不知要比你的绝望多少倍，那你都下得去手，活你妈的该！
如果没有那四个月的铁窗生涯，我可能现在还不知道生活是怎么一回事——外面的世界有那么多的丑恶与愚昧，太多太多的人像行尸走肉一般地活着，对于生命、对于生活，他们没有一点敬畏。而我却安然地生活在我叔给我造的象牙塔里，凭着自己的些许天资放荡地混日子、搞女人，偶尔结下一些愁怨就开始伤春悲秋，在课桌上刻着“唐朝”、“黑豹”、“指南针”、“窦唯”，甩着自己的一头长发故作深沉地勾搭着漂亮女孩，其实自己也是个没有长大的孩子。唉，太傻太傻了！
听管教说，同牢房的那个杀人犯只是为了一垄地的小事和邻居就扭打起来了，手里的镰刀都没动，邻居的脑袋就掉下来了。这世上不知有多少人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死了，如果他们知道明天自己就将离开人世，今天又是否会同样的碌碌？然而不这样又该如何呢？想到这里，我感到一阵恶寒。
监狱里的生活没有想象中的苦，我们甚至还可以看电视，但最折磨人的是蔓延在这里的那种无力感。没进来之前什么都好说，一旦进了监狱就是另一个世界了，这里就是现世地狱、人渣的集中营——抢劫、偷盗、强奸、杀人、奸了再杀、杀了再奸、吸毒、冲击公安机关，屡见不鲜。这里的每个人或多或少都被欲望所支配过而泯灭了人性，而那些狱警与管教就是地狱里的恶魔——这并不是说他们殴打或折磨我们，只是每天下午的五点，你都会亲眼看到他们以一个正常人的身份光明正大地推开那扇你做梦都想打开的门走出去，回到那个世界和妻子孩子团聚。如果有一天你有机会走出去，你最好期望这段不光彩的经历不被任何人发现，因为一旦被发现，你和那些被削了发、割掉鼻子的人就没有什么不同了——我们是什么人啊?危害社会的人啊！人家看到你就躲得远远的、一有坏事就第一个猜是你干的，但人家错了吗？没有，是我活该。
所以以前监狱里时常有自杀的事情发生，东北天冷，牢房内都装了暖气，铁的。有的犯人寻死就用头往暖气上撞，撞不死就接着撞——反正是铁的，只要你想死的心够坚定，肯定能撞死。监狱怕犯人全撞死了，狱警该没有乐子了，所以给暖气都装上了木头的套子，木头不软不硬，你要是不嫌疼随便撞。
然而木头怕火，所以监狱里禁止吸烟。我本来就不抽烟，但是在狱友的鼓动下染上了烟瘾，一直到现在。我很清楚他们是想在我这里捞油水，但我无所谓，他们没打过我，只是让我刷刷厕所而已，我很感激。那三个合伙抢劫的还鼓励我考个好大学，真他妈有意思！自己一辈子完了就指望别人，这样的人可千万别生孩子，要生也最好是个先天性智障。
他们捞油水的方式是让我给他们提供卫生巾，他们会把卫生巾拆开，把里面的棉花掏出来，用那个点烟——棉花拆成三条摁在石灰墙上，揪住中间的一条一拉，火就着了。
而我拿到卫生巾的方式是通过邹悦，她半个月来看我一回，每次都带来两包卫生巾——前几次她还带了点好吃的，但我坚决的拒绝了，毕竟她当护士挣的钱也不多。况且就算她带了，最后也吃不到我肚子里，好东西都是管教们的。
狱警第一次检查东西的时候翻出了那两包卫生巾，他们问我拿这个干什么，我说我有性病，不戴那个就要天天换裤子。他们说不会吧，进来之前身体检查很正常啊，我说我脱裤子给你看看？所以从此洗衣服的时候，打杂的大姐都要把我的裤子单独挑出来洗，洗澡的时候也没有人惦记我，方便多了。
进来的第三个礼拜的最后一天，同牢房的那个杀人犯大哥到日子了，早上六点就要拉到地方枪毙。他似乎一晚上没睡，我睡之前他就在抽烟，醒来时他还在抽——烟是管教给的，对于临刑的犯人，只要你的要求不算过分，就是帮你叫鸡也是可以的。
四点的时候管教进来给我们每人盛了一碗排骨汤，我没吃，给了那个大哥。大哥把骨头啃得干干净净的，汤也喝的一滴不剩，丝毫没有临死时的慌张。看着他喝汤，我特别想问他到底是因为什么进来的，可我想了想还是忍住了——管教告诉我的肯定不是事实，毕竟我也对他们撒了谎。而他守了这个秘密这么长时间都不说，还是如他的愿让他把它带进棺材里吧。
喝完汤以后，大哥说，咱俩唱会歌吧。我说好呀，唱什么？他说唱张学友的吧。我说听得不多，你唱吧，我听着。
大哥唱得很好听，不比张学友差。唱完他告诉我他以前在文工团干过，我说你还当过兵？他说进来之前当过民兵，还是有枪的那种。
”你是不是特别想知道我是怎么进来的？“大哥抽了口烟，眯着眼问我。
”嗯。“我没必要对一个死人撒谎了。
“我本来有家，老婆孩子都有，女儿上高中，进来之前是高二了，学校能排前十来名，老师说上个好学校没问题。我没钱，就打打零工、出出苦力，老婆还是干洗店的小工，但只要闺女能考上，卖房子我也供她。“大哥说着吐了个烟圈出来，抬头看着那圆环渐渐散去，“有一天，学校老师找我，我说怎么了？她说你快来一趟，你女儿自杀了。我说你快送医院啊，她说，送了，估计要不行了，医院没有她要的血型。那天我才知道我们一家都是熊猫血，之前整个哈尔滨一例都没有。我到那的时候，我女儿已经死了。学校老师给了我一份遗书，从她书包里找到的，上面写着我女儿是因为被同班同学强奸才自杀的。”
“那为什么进来的是你？”我忍不住问到。
“能问出这种问题说明你是个好孩子、你想的是将坏人绳之以法，我想的是怎么把那小子杀了。“大哥抽了一口烟继续说到，”我把他给绑了，给他爸妈打了个电话，他爸是教育局的一把手，他说只要你放了我儿子我就给你一百万。我说那不可能，我打电话过来就是告诉你一声，你儿子要死了。”说到这，他狰狞地笑了，“最后我把他的肺给捅穿了，不是致命伤，但是他会渐渐地上不来气。我就蹲在他边上，看着他死，特别好玩。我问他后悔吗？他说他没有强奸我女儿。我问那我女儿怎么死的？他说了一通我也没听清，他那时就已经没气了。我就蹲在那，我操，我就看着他他妈死了，一个人就这么死了，太有意思了。”他勉强地笑了笑，整个人都在颤，冷汗顺着脸淌下来。
“你不是说你是误杀了邻居才进来的吗？”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骗了你们，这个社会有病，都是骗子。”我们听见铁门的哗啦声，大概是狱警来提人了，大哥手抖了一下，把烟扔了，“我女儿，那小子，至少有一个人在骗我，我也是骗子。死了好，活着太恶心了，太恶心了... ...”说着，他整个人都在颤抖，面色一片惨白，我握着他的手，他的手又湿又冷。
2000年7月8号，一个我幻想过无数次的日子——那一天我早早地醒来，拿着扫除工具进了厕所，从里到外一丝不苟地清理。九点整，我停下了手头的工作，望着厕所高墙上那小小铁窗外的一方天空出神了好久，一只白鸟飞过，我在心里对它说，白鸟啊，你他妈怎么那么瘦啊！要是你听你妈的话，平时多吃点，你就把我也带走吧，带到那高考考场上去啊！
我入狱后的四个月，陆倩医生终于脑子好使了，她指认出那个被我杀掉的中年男人曾多次医闹并威胁要对她动手，而我很有可能是在他准备杀害陆倩医生时夺刀反杀了他。
最终法院判了我无罪释放，那个派出所和医院赔偿了我3000块钱，我叔没要。钱有什么用呢？我们更想要的是一面“见义勇为”的锦旗，我好歹能告诉自己付出了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
出狱那天，我叔做了一大桌子菜，都是我顶喜欢吃的。他平时话不多，但那天很能说，我告诉他我准备回学校复读，他点点头、连声说着“好事好事”。说着他进了里屋取出了一个书包——我出事当天背的。
“民警给你从旅店弄回来了，一直放在派出所，我忘拿了。昨天人家送过来了，你看看少没少哪科的书。”
我放下筷子，接过书包、拉开，三枚避孕套从里面滑了出来、掉在桌上。霎那间，关于17岁的那个春天的回忆如同潮水般向我涌来——高考、秃顶的班主任、一起看黄色小说的死党、班长、班花、和文艺委员在学校仓库的缠绵、小旅馆，当然，还有邹悦。
我呆呆地盯着那三枚避孕套、怔住了，我叔也懵了，放下了碗筷，静静地看着我。我猜他会说，其实我特别想知道你那天到小旅馆去做什么，但他没有，他只是看着我。
良久，他清了清嗓子打破了沉默，又大口扒拉了几口米饭，一边嚼着一边含混地说着“扔了吧，应该过期了吧。”似乎是怕我尴尬，但马上又意识到这反而会让我更尴尬，于是又闭口不言，小声地吃自己的饭。
我脑袋里绷了许久的弦一下子断了，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了，眼泪顺着脸颊“啪嗒啪嗒”地砸到碗里。我真他妈该死！我想起了我叔蹲在雨里的那个清晨，穿过十年的时光，那时看不懂的唇语一下子有了意义，我叔是在对已经成了一块铁的我爸说，放心吧，我肯定养得活他、让他考大学。
“叔，我肯定好好学习。”我呜咽地对我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