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二)--齐宣王

        齐宣王问曰:“齐恒、晋文之事,可得闻乎?”

        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恒、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

        曰:“德何如则可以王矣?”

        ....

        曰:“臣闻之胡龁曰: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对曰:‘将以衅钟。’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对曰:‘然则废衅钟与?’曰:‘何可废也,以羊易之!’--不识有诸?” 

        ....

        曰:“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

        ......

        曰:“有复于王者曰:‘吾力足以举百钧,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则王许之乎?” 

        曰:“否!”

        “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然则一羽之不举,为不用力焉;舆薪之不见,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见保,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

        曰:“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何以异?”

        曰:“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挟太山以超北海之类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王请度之。抑王兴甲兵,危士臣,构怨于诸侯,然后快于心与?”

        王曰:“否,吾何快于是!将以求吾所大欲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闻与?”

        王笑而不言。

        曰:“为肥甘不足于口与?轻煖不足于体与?抑为采色不足视于目与?声音不足听于耳与?便嬖不足使令于前与?王之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岂为是哉!”

        曰:“否,吾不为是也。”

        曰:“然则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

        ......

        王曰:“吾惛,不能进于是矣!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我虽不敏,请尝试之!”

        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王欲行之,则盍反其本矣!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上文节选出自《孟子》,本篇没有译文,以下皆是随笔

        孟子游齐早在齐威王(公元前356—前320年在位)之世,孟子就到过齐国。齐威王一心争霸中原,对孟子这样反对兼并战争、主张实行仁政的儒者不感兴趣,所以孟子没有受到任用。而到了齐宣王(约前350年-前301年,约50岁)的时候,孟子再次来到齐国,齐宣王也对孟子敬若上宾,礼遇有加,因此在《孟子》中有着不少的对话记录。而上文的《齐桓晋文之事》就是比较经典的一次对话,也曾被收录为中学语文课本之中。

        齐宣王见到孟子从一开始便问“齐恒、晋文”之事,而齐恒公、晋文公两人都是曾是春秋霸主。齐宣王很想恢复齐国昔日的霸业,因而一见孟子便向他请教如何成就霸业之事。这一问,也就埋下了后文齐宣王无意推行仁政的伏笔。后文齐宣王虽然“虚心好问”,又有“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的表态,但最后仍旧没有听从孟子的建议。“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寡人有疾,寡人好货”、“寡人有疾,寡人好色”,这说明齐宣王常常内省,并非真正昏庸无能之君。可现实是齐宣王表面上对孟子十分尊敬,但从来没有认真采纳他的主张,虽然给他一个卿的位置,也不过是摆摆样子,齐国的仁政未能推行,或者推行了,却没有达到孟子所说的效果。这也从另一方面印证了《孟子》开篇梁惠王所表现的--国家政治要的是名利,而孟子的仁义偏于理想主义。

        就像前文我所认为的,在政治腐朽、社会黑暗、物质匮乏的时代,仁义之道或许并不适用,但在政清明和、物质丰富的年代,仁义之道,是值得我们去思考和学习的。这一点,其实孟子也有提及:“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孟子说:“没有固定的产业,却有坚定不移的道德理想和行为准则,只有士人才能做得到。至于老百姓,如果没有固定的产业,就没有坚定不移的道德理想和行为准则,他们为所欲为,行为不规,到犯了罪,然后处以刑罚,这就等于张开法网让百姓钻进去”。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们不得不否认的一点,富有的人其实比赤贫的人更具有善意和同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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