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华夏漫谈这个系列而言，儒家哲学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话虽如此，当真要就此写些什么却是十分令人为难。儒家哲学源远流长，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又过于深刻，若以自身的浅薄认识（远谈不上半部论语）轻率地高谈阔论，只怕是会贻笑大方。
然而，最近翻看了易中天先生在《百家讲坛》中《实话孔子》的讲座，非常坦率地说，让人大失所望。倘若孔子真是这般庸俗人物，他所传的学问真是此等货色，是绝不可能引领中国长达2000余年之久的。
不过，这意料之外地让我有了些许信心。
如果央视节目都不过如此，自己在一个门可罗雀的小场所即便说点什么也未尝不可吧。
说句题外话，如今的央视还真是高看不得，比如说春晚，是不是？
言归正传。
站在自己的立场，既然想要全面地梳理儒家哲学是做不到的。那么不如找到一个合适的角度进行切入。之前我在华夏漫谈之《道，中华文明之源》中聊了‘道’和老子的话题，那么索性就从道、儒两家之间的的共性和分歧聊起。
首先普及一个最基本的概念，儒道同源。
关于这一点是不存在疑问的。在传世的《庄子》和《史记》中，我们都可以找到相关的证据。无论千年前的作者持何种立场和观点。老子与孔子曾在同一时代共同探讨所学，两人相较，老子年长甚多，而两人在学问上又有所传承，因此即便说孔子曾师承于老子，在我看来也是站得住脚的。
正如以前的文中所说，无论我们多么为先秦时期的哲学成就而自豪，它都只是发端于奴隶文明时期的思想成果，也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时代局限性。
儒、道之间最大的共性，就是共有一个对现实世界的朴素认知（两者的宇宙观和世界观是一致的）。双方都认可同一个万物生灵的活动舞台，即：‘天’与‘地’。
作为后进者的孔子所代表的儒家哲学在世界观上没有什么自我主张。对于《易经》所论述的‘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相、四相生八卦’的宇宙观也没有任何不同意见。至于阴阳五行、金木水火土之类的原子论，那是战国时代阴阳家的事，孔子的时代还不存在。
儒家志不在此。
孔子认为，寻道者（做学问的人）的奋斗目标，在于建立一个丰足、和谐的人间乐土（箫韶九成，盛世之象）。因此，人们在做学问之前必须拥有良好的品格（满足作为‘君子’的条件），我们中国人常说的‘做事先做人’便是由此而来。
关于这种良好品格的内涵，后人（西汉董仲舒）总结为五常，即：仁、义、礼、知（智）、信。在五常中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仁’。
据考证，春秋以前古汉语中‘人’与‘仁’是相通的。而到了孔子的时代，这位‘万世师表’的智者给出了他对于‘仁’的注解：仁者，爱人也。
可以很清楚的看出这里的概念已经有了变化，汉语的外延的内涵正处在不断丰富拓展的过程中。
而孔子所说的爱的意义也理应大于当下所指的爱。其中或许包含了男欢女爱的爱、也包含了家人亲情的爱、更包含了以建立人间乐土为己任、将‘人’这一存在置于最高位置（道之上）的理想和情怀。正是这样的理想和情怀，推动着中国知识分子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沿着‘君子’、‘圣人’之路不断饯行和求索。而西方世界随着文艺复兴而逐步产生的人本主义概念则要整整晚上一千九百余年（公园十四世纪）。
不过，道家表示异议。
我们知道，在道家的体系中，寻道的基础是‘自然’，即：天、地、万物。
而儒家的体系中，由于对‘仁’的强调，寻道基础变成了：天、地、人。
老子本人就曾对‘仁’的概念提出过直接反对（用今天流行的话，叫‘正面刚’）：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以此为开端，这一儒道争论也持续了数千年之久。
虽然争论似乎始终未曾停息，但若以当代的眼光重新审视，问题就变得非常清楚。
儒家和道家的学问本就不是一回事，如此而已。
纵观东西方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现象，早期哲学家几乎都是全才。如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精通几何；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除了是艺术家同时也是科学家、发明家、画家和生物学家；
事实上，现代概念下的各学科细分是近代工业革命以后的产物。农业社会时期并没有如此泾渭分明的学科分类。
古代中国当然也是如此。
站在老子和孔子的立场，他们似乎争论的是‘论知识分子的基本素养’这一共同问题。
而若以当下人也眼光来看，道家的研究范畴更接近于泛指的科学领域。而儒家所研究和努力的方向则属于社会学或政治学。正因为如此，前者反复强调‘真理是客观的’；后者则大声疾呼‘科技以人为本’。
写到这里，无论如何都必须驳斥一下易中天在《百家讲坛》上对孔子的评价。
他站在央视演播室的讲台上，面对观众大言不惭地说道：孔子想当官、想得不得了，简直是个官迷。
我几乎可以脑补出一位古代儒生从腰带上取下佩剑，令其自行了断的画面了。
《论语》开篇第一句：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
中文是象形文字，这里的‘习’，在甲骨文中是一个上羽下日的字型，原意是指鸟儿在晴天里试飞。并不是我们经常认为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地反复练习。
鸟儿的试飞需要在一个大晴天，有一点风（温暖的上升气流）的情况下进行，这便是‘得其时也’。显然，年轻的鸟儿能在一个大微风的大晴天获得展翅试飞的机会，是十分快乐的。
‘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在说：一个学有所成（得道）的君子，在适当的时机获得实践其知识、理念的机会，是十分快乐的。
孔子当然是学有所成的得道之人。然而他所身处的时代却是中国由安定走向纷乱的春秋时期。他广授弟子、周游列国、却始终没有找到实践自己治国之道的机会，这不能不说是他人生中的一大悲哀。
儒家作为一个重在研究社会治理的学派，其弟子（儒生）寻求出仕以饯行其道是十分自然的。而这些到了易中天口中，竟变成了‘孔子不仅自己想当官，还号召他的学生们都去当官。’并由此‘解决了读书人怎么养活自己的问题’简直是不堪入耳。
诚然，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的的传承和演化，很多东西已经难寻其宗。作为现代人，在理解其伟大之处的同时，也理应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清传统文化中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
但是，若由于当下人思维格局的不堪，转而曲解、矮化古人的学说，致使传统典籍变成了仿佛市井流俗之类的愚民玩意儿，是无论如何不可以被接受的。
在本篇里，我们通过对于儒道异同的切入，简单地谈了‘仁’的概念。后面如果可能，希望还可以分别聊一下个人对于‘义’和‘礼’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