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上一节课的结尾从认知讲到了幽默，这个结论可能让你有点儿诧异：幽默竟然和认知有那么密切的关联。
的确，幽默虽然不是认知，但它是一种基于高维认知的精神状态，在面对冲突和突然变故的情况下可以给出最恰到好处的反应方式。
接下来，你不妨跟我看几个和“幽默&认知”有关的例子。
案例1：周总理和嬉皮士
周恩来总理是有极强人格魅力的人，甚至政治上的敌人都非常尊重他，这里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面对大事小事，周总理都有一种高瞻远瞩的能力，能在复杂多变的事态当中既坚持原则又保持友好界面。
1971年，中国和美国有一场“乒乓外交”：两个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通过乒乓球比赛来进行最初而且是卓有成效的接触。当时到访的美国著名运动员科恩（Glenn Cowan）还在后来写了回忆录，其中有一个周恩来总理接见美国乒乓球运动员时的故事。
虽然中美两国当时仍处在相当对峙的状态，但周总理在跟美国运动员见面的时候展现出的是一种大国风范，并且在会见快结束的时候以一种很开放的心态问美国运动员：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科恩既是一个优秀的乒乓球运动员，也是一个著名的嬉皮士。那时候，别说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就是在美国也有很多人看不惯嬉皮士的作风——可以说，嬉皮士的价值观和他们的行为特点跟中国当时的政治和文化氛围格格不入。但科恩是客人，他抢先提了一个问题：请问总理先生，你怎么看待嬉皮士？
科恩的问题一提出来，现场立刻陷入到一种紧张状态。我们知道，周总理身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国的总理，他的回答必须要维护原则，与此同时，他还必须要尊重远道而来的客人——看上去，周总理只有两种选择：
旗帜鲜明地亮出对嬉皮士的批判性立场；
为了维持一种友好的气氛，对嬉皮士表示出一种无原则的恭维和称赞。
显然这两种选择都不合适，但似乎又没有别的选择。
周总理是这样回答的：青年人很聪明，敢于尝试各种各样的事情，寻找他们自己的答案，我相信经过各种尝试以后，他们一定会找到正确的立场和道路。
这段话科恩听起来很舒服，因为好像是在表扬他，但从中国的立场来看，尽管界面看上去相当友好，但这里没有作任何原则性的让步。周总理的这个回答之所以恰当，是因为他瞬间习惯性地找到了“第三种选择”。
案例2：任正非和IPD
还有一个我亲耳听到的故事。有一年华为总裁任正非在公司接待前来参访的中国银行肖钢董事长一行。
肖钢：任总，你们华为最近做的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啊？
任正非：我们这几年一直在全公司推行IPD（集成产品开发的简称）。
肖钢：什么是IPD？
坐在一旁的华为轮值CEO徐直军是个直性子的人，说话有时候口无遮拦，他听见肖钢这么问，随口回答：IPD对我们老板来说，仅仅是这三个字母。
当时现场的空气一下子凝固了，徐直军作为华为的高管，这明显是当着重要客人的面在拆老板（任正非）的台啊！
通常情况下，任正非有两种选择：
严厉斥责徐直军不懂规矩，既不尊重领导也不尊重客人；
没有原则地放低身份，面红耳赤非常尴尬，把不反应作为反应。
但任正非给出的反应却是，他马上哈哈大笑说：是啊，我哪儿懂啊，我要是懂，要你干嘛！你赶紧给肖总介绍一下什么叫IPD。
任正非的这个回答很精彩，因为他无意中也采取了“第三种选择”。
幽默感：第三种选择（维度）
一个有幽默感的人往往能在瞬间化解尴尬，或者化尴尬为尊严。
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是因为他看到了格局和事态的第三个维度，作出了第三种选择。而我们普通人生活在二维（只有两种选择的）的世界，但那些让我们肃然起敬的人早就感知到了事态的第三个维度（第三种选择）。
我们课程开始的时候提到过一个词：盲维。盲点可怕，盲维更可怕。你搜遍了整个地面都找不到贼的时候，以为房间没贼，殊不知贼以一个奇特的姿势贴在天花板上——这就是“盲维”的代价。
我们这个模块一直强调“第一性原理”和原则的重要性：
遗忘第一性原理、原则或者初衷，也就同时遗忘了最终的目标，导致了异化，我们的行为和思维也就失去了驾驭性的力量；
遵循“第一性原理”不是按图索骥，更不是刻舟求剑；无论“第一性原理”还是原则，始终存在于变动的场景和事态中。
“坚守原则，不忘初心”和“随波逐流”之间不是二选一，在这两个维度之上还有另外一个维度：实践智慧，或者“第三种选择”。
要提升我们的认知就不能忘了这个维度，否则就会陷入到致命的盲维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