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形象的变化与深入的悲剧底色 ——从白居易《井底引银瓶》到白朴《墙头马上》

一、女性形象的变化

《墙头马上》,全名《裴少俊墙头马上》,是著名元杂剧作家白朴的代表作之一,它也与王实甫《西厢记》、关汉卿《拜月亭》、郑光祖《倩女离魂》三剧并称为“元代四大爱情剧”。《墙头马上》题材来源于白居易的《井底引银瓶》一诗,剧目也摘取自诗中“墙头马上遥相顾,一望见君即断肠”的名句。从新乐府叙事抒情诗改编为元杂剧,在体裁、情节等方面自然存在诸多不同,但最大的变化还是体现在女性形象的变化上,而这两篇名作中,也数女主人公的形象最为饱满。

《井底引银瓶》开篇即用“银瓶坠、玉簪折”二物作喻,用凄凉的口吻缓缓道出爱情的破碎。“银瓶”、“玉簪”都是珍贵而又脆弱的事物,恰似从前女主人公与恋爱相知相守的甜蜜时光,然而幸福的时光如此短暂,现如今“瓶沉簪折”她却无可奈何,“似妾今朝与君别”。引起读者的好奇心之后,接着白居易采用倒叙的手法,让女主人公缓缓回忆起曾经在家的年少时光,年少不知愁,美人园中戏,“此时与君未相识。”,少女或许也曾怀春,但还是懵懂不识情爱的年纪,只带着对爱情的天然憧憬。可一朝“妾弄青梅”、“君骑白马”,相遇于墙头马上,心儿瞬间怦怦不已,让人不由得念及秦观诗中“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的朦胧与美好之境。带着对爱情的渴望,少女“暗合双鬟逐君去”,大胆私奔,在此,谢思伟注曰: “女子未出嫁时梳双鬟,结婚时合鬟为一。”,这既体现出女子对爱情的勇敢与坦诚,但似乎也侧面反映出女子思考问题的草率。或许是出于诗歌体裁的限制,白居易在刻画女子私奔情节时用笔非常简洁,并未刻画她的心理活动,例如对家中双亲的眷恋等。等到恋人家住了五六年,恋人的双亲却频频说“聘则为妻奔是妾”,在那时被看做无媒苟合,女子终是不能在男子家继续居住下去,然而被驱赶出门、又羞于归家的她却找不到去处。最终结尾来到高潮,表达全诗主旨“为君一日恩,误妾百年身。寄言痴小人家女,慎勿将身轻许人!”,告诫当时女子不要私奔。

在《井底引银瓶》一诗中,女主人公起初是个天真烂漫的俏丽少女形象,一朝遇见心上人,未曾多想便追随男子而去。在面对男子父母的责骂时,诗中的她未做反抗,被驱赶出门,她心中除去自怜自艾,更多是一种悲羞的情绪。为何会羞?也许是因为女子心底也认同私奔是种“大逆不道”的行为,是会被人们看不起与唾弃的,是以结尾她才会带着后悔、哀凄与对昔日恋人的隐隐埋怨,以自身为诫,将悲剧的因归结为自己将身轻许他人,未曾细想其他原因来源。当然这样的结局,也受作者白居易本人的观念所影响,他在题目便挑明此诗主旨是“止淫奔也”,私相授受却不符合儒教思想下的等级制度,会乱了纲常。因此,尽管此诗在客观上展现出一定对拥有悲惨遭遇的女子的同情,但主观上还是以教化主题为主,女子的形象也因此不够饱满鲜明。

而在《墙头马上》中,女主人公李千金的形象却更泼辣,也更具叛逆性,她“那种坚强的个性、泼辣的性格、主动的姿态、绝不退缩的精神”,在古代文学中是比较少见的,她敢于反抗权威、反抗尊上不合理的观念,对封建礼教的不合理性提出了直接的控诉,。

李千金的性格特征体现在何处?首先看开篇,李千金的父亲李世杰原与裴尚书商议过婚约,然而由于两人仕途相左,李世杰决定另议亲事,从剧中可以看出,李千金对父亲的决定其实是不太满意的,但并非因为父亲取消婚约,而是因为自己没有太多的主动选择权,“或是谁家来问亲,那家来做媒,你教女孩羞答答说甚的?”,往来之间靠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约,可她要嫁,就要嫁自己心仪的如意郎君。李千金与侍女梅香共赏围屏上的才子佳人时,忍不住道出心中热烈的话语,她道,“若还招得个风流女婿,怎肯教费工夫学画远山眉。宁可教银缸高照,锦帐低垂;菡萏花深鸳并宿,梧桐枝隐凤双栖。这千金良夜,一刻春宵,谁管我衾单枕独数更长,则这半床锦褥枉呼做鸳鸯被。”,言语直白泼辣,态度主动坦然,浑然没有传统大家闺秀式的含羞带怯,从这里看出,李千金是非常有主见的性格,从而为她后来与裴少俊的私奔埋下伏笔,也使得她被休弃归家后不愿原谅公婆、怒骂苛责丈夫懦弱怕事的情节更有说服力。随后在后花园,两人墙头马上初相遇,李千金对爱情的态度一点也不扭捏,爱恨分明,如火焰般热烈,“既待要暗偷期,咱先有意,爱别人可舍了自己。”,她要主动追求自己想要的爱情,所以约裴少俊后院夜会,在等待时甚至忍不住催梅香去引路,生怕情郎来得太迟,或是迷路,误了约定。在等待时,李千金有这样一句唱词,“你道方径直如线,我道侯门深似海。”,或许也是在隐晦表达她对自己被锁在深闺内不得自由的不满与伤感。再到第二折中,李千金与裴少俊夜半私会被嬷嬷发现,面对嬷嬷的“真奸真盗”的指责与要将两人送官的恐吓,李千金的态度非但没有逃避,反而将深藏内心的表白大胆抒发出来,“是这墙头掷果裙钗,马上摇鞭狂客。说与你个聪明的奶奶,送春情是这眼去眉来。”。她并不认为这是不对的事,正如结尾第四折她用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事例反驳裴尚书,怎么她墙头马上的相遇,偏偏就输给了卓文君沽酒当垆?

再到第三折,七年后裴尚书在后院发现李千金的存在,面对院公说她是采花误入后院的遮掩说辞,李千金终于忍不下去了,她对裴尚书直言了自己与裴少俊之间的感情。在此,白朴将白居易诗中“银瓶坠、玉簪折”的比喻演化为具体的情节,带给人有情人被迫分离的艺术震憾与叹惋。面对公公的的责骂,李千金并不像《井底引银瓶》的女主人公一样,坦然承受,而是对他的话语一一进行了驳斥,她也是好人家的女儿,不是下贱之人,就算要遭官司也不认裴尚书的侮辱。相较于李千金的刚烈与勇敢,男主人公裴少俊令人格外失望,他道“少俊是卿相之子,怎好为一妇人,受官司凌辱,情愿写与休书便了。告父亲宽恕。”。听到这话,李千金的心中该是怎样的痛苦?她如同遭遇当头棒喝,忽然从爱情的幻梦中清楚,自己爱的人其实是个不敢担当的懦夫,由此“既瓶坠簪折,咱义断恩绝!”,十字似从心中逼出,字字泣血。第四折,心灰意冷的李千金面对已经考取功名的裴少俊再次上门,态度从往日的恩爱变为冷嘲热讽。她笑裴少俊“读五车书会写休书。”,笑裴尚书“枉教他遥授着尚书,则好教管着那普天下姻缘簿。”、“替儿嫌妇”。言辞犀利,叫人好出一口恶气。由此一个敢于反抗封建礼教、坚强不屈的女性形象跃然纸上,带来不朽的艺术魅力。

二、深入的悲剧底色

《墙头马上》曾一度被认为是元杂剧中的爱情喜剧,然而抛却结尾母子相聚的“大团圆”,我们细细品味剧情,却能从许多细节处发觉暗藏的悲凉基调。

第一,李千金与裴少俊的爱情以悲剧结尾。两人初遇时,李千金的态度是“为爱可舍了自己”,裴少俊的态度则是“这小姐有倾城之态, 出世之才, 可为囊篋宝玩”,从爱情的深浅程度来看,裴少俊注定不是李千金的良配。而在两人私奔后,整整七年过去,李千金甚至为裴少俊诞下了一儿一女,裴少俊却始终不向家人坦白,不愿给李千金一个正当的名分。如果不是裴尚书偶然撞见母子三人,难道李千金就要一辈子在后院中当个没有名字的“透明人”不成?再到裴少俊面对裴尚书时令人失望的应对方式,他把自己的名誉看得最重,至于李千金在他心上究竟占了几分,这还未可知。李千金甘愿抛却富贵荣华随他奔赴远地,可换来的却是来自情郎的一纸休书。至此,恩断义绝之语的确没有说错。从“墙头马上遥相顾, 一见知君即断肠”到后来被抛弃时的“则兀那墙头马上引起欢娱, 怎想有这场苦, 苦!”,爱情的破碎令人叹惋。结尾勉强而为的相聚,为的也不是裴少俊,而是李千金心疼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孩子却不能带走,被迫骨肉分离,更深一层体现出封建礼教对女子的摧残与压制。

第二.李千金被赶出裴家后,回到家乡却发现父母双亡,“子欲养而亲不待”,她心中是否有更多懊悔?李氏父母的逝去与女儿的离开有没有暗含关系?这些地方,白朴做了留白处理,但作为读者的我们细细咀嚼,却能从中感受到更多的痛心与悲剧色彩。在私奔时,她还担心母亲年高,然而一来嬷嬷相逼,她不愿与裴少俊分开,二来嬷嬷答应有她照看李千金的母亲,让李千金不必担心。如今时光匆匆而逝,回到家乡,形单影只,早已物是人非。这是游子的悲哀,足够引起更多人的情感共鸣。

第三,故事的结局是大团圆,母子相聚,最终还是得益于李千金的“李世杰之女”的身份,以及她“暗合姻缘”。从“娼优酒肆之家”改口叫“孩儿”,前倨后恭的可笑姿态,更显反讽。在古代,像李千金出生于上层阶级的官宦女子毕竟属于少数, 更多是像《井底引银瓶》中出生于痴小人家的女子一样,面对男子始乱终弃,她们只能屈从,没有反抗之力。

尽管《墙头马上》最终被处理为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大团圆”结局,却难掩团圆背后的悲剧底色,其一表明《井底引银瓶》对《墙头马上》的潜在影响,其二也展现出自由爱情在封建传统思想与势力的“风霜刀剑严相逼”下往往幻灭,侧面表明对封建礼教压制人性的抨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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