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这是在帮朋友讨正义，怎么就平白挨了顿打，还给“帮”到号子里来了？还有那个调解员，调解了五六个小时，怎么就调解成双方被拘留了？
去年秋天的时候，我和林冲还是男女朋友的关系，罗涵算是我们俩的朋友。我们跟她是在两年前的一个公益活动上认识的，只知道彼此行走江湖的网名，之后又打过几次照面，不过是泛泛之交。
一天，罗涵发消息给林冲，说有事找他帮忙，林冲又捎上了我。我们仨约在咖啡馆见面，罗涵想让我们帮忙去她合伙人的家里索要注销公司的公章。
但我并没想到，这件事让我和林冲当晚就被拘留在了派出所。
1
窗外敏知夫妇的窃窃私语时有时无地传进来，我想他们是在讨论如何争取他们最后的利益吧。过了一会，又传来女人啜泣的声音。
作为一个连红灯都不闯的人，我没想到自己现在会被拘留在派出所。我“违法”了——这是两个小时前调解员给我普法的时候说的。
上交手机之前，我收到的最后一条微信消息是来自罗涵：“说你有心脏病。”我即刻向警辅报告“林冲有心脏病和哮喘病”——心脏病是假的，但哮喘病是真的。
身材肥胖的警辅回了一句“呵，又来了”，在表格里写下“心脏病、哮喘病”后，还是将“身体有病”的林冲请进了“笼子”里。
我想，罗涵一定在外面想尽办法来营救我们，我坚信这一点。
因为寒冷，很难入眠，我伸直蜷缩着的双腿，在散发着霉味的地板上平躺成一个“大”字，以此来缓解背部的酸痛，同时打开大脑中的记忆文件夹——
“来，说一下事情的经过。”坐在我对面的警察敲击着电脑键盘。
我不知从何开始说起，脑海里的片段不停地回放，画面暂停在咖啡馆三个顾客身上，那是罗涵、林冲，还有我。
“她叫我给她15万，她才同意注销公司。可她前期才投了2万块钱！搞活动的钱、文案的稿费，都是我出的，公司根本就没有任何盈利！”罗涵一副被人算计了的样子，她说，活都是她一个人干的，那个女人怎么好意思找她要15万？
我猜测她的合伙人如此狮子大开口，一定是认定了她是个“富二代”——她是本地人，开的车是奔驰，身上的衣服是名牌，又有几处房产。
罗涵说，就算她真的有钱，难道就活该被人敲诈？她需要我们一起去那个女人家索要注销公司所需的公章或营业执照。她说，“有个男的一起去，他们就不会那么嚣张了”。
人高马大的林冲拍着胸脯保证，这事情就交给他了。
“从哪里开始说起？”我一头雾水地问警察。
“你们是几点到达幸福花园小区的？”
我尝试去记起确切的时间，却是白费力气。
“你们是怎么到幸福花园的？几点开始报警的？”警察又强调了一遍。
开车去幸福花园的路上，罗涵告诉我们，只要我们确认那个叫敏知的女人在家后，她就会报警。
我们商量过了，为了让敏知放心开门——毕竟她可以从猫眼里观察外面的情况——我是敲门的最佳人选，因为我是女的。
一个女声在屋里问是谁，我告诉她“是物业的”，门锁转动着，门开了。女人望着屋外的我们，愣了一秒钟，转身进去了。
接着，一个男人走到门口，应该是敏知的老公，他指着罗涵道：“我知道你是来干嘛的，周六的事跟你还没完！”
“你们把罗涵的东西还给她！”林冲理直气壮。
敏知站在她老公旁边，双手交叉抱于胸前，说：“你买了我的股份，公司就是你的，你想要注销还是干嘛，都是你的自由。”
她这话当然是说给罗涵听的。
罗涵摇着头，从我和林冲的身后走到门口，靠在门上。
“这时，敏知的老公过来推罗涵，还是打她，我没有看清楚。”我回忆道，“因为走廊里太暗了。”
警察继续追问我，敏知老公的手“触碰在罗涵身体的哪个部位？”
我想我应该表达清楚是敏知他们先动手的——可她老公打的是罗涵身体的哪个部位来着，肩膀？还是头？
我尝试在脑海里还原当时的场景：林冲上前来阻止敏知老公，并喝止他不要动手，紧接着，敏知老公推了林冲一把，林冲回推了过去。
“接下来你们就拉扯起来了，是吧？”警察上扬着他的一条眉毛与我确认，这时，一个警察推门而入，提醒他“不用询问得太过详细”后就出去了。
我继续陈述——然后，一个老太太手扛一个有轮子的“武器”出现了，她抡着那个东西袭击了林冲，还碰到了我的鼻子——我摸了一下鼻子，还在隐隐作痛。
老太太的突然出现，使得场面彻底失控，“不要打了！”我喊着。
敏知过来抢我的手机，因为她看见我在录视频，她把我逼到墙角，抓住我的头发，我一下子瘫倒在地——我实在不想回忆那个场面。
“她用哪只手抓你的头发，哪只手抢你的手机？”警察在等待我回答的空隙间，点起了一根烟。
我努力地回忆着打架的场面：因为她抓得我头皮很痛，我本能地咬了她的胳膊，很用力，她疼得松了手，然后转身去帮她老公打林冲。
刚才进来一次的警察再次推门而入，将我脑海的画面暂停在打架纠缠的那一刻。他看了一眼电脑屏幕，拿起桌上的烟，走到半开的窗口旁抽了起来，侧着身对我说：“你下口很重啊，咬得人家胳膊都紫了。”
看来他应该是给敏知做笔录的，听到他为敏知辩护，我立马激动起来：“是她先打我的，我才咬她的！我才是受害者！”
那个警察冷笑一声，弹掉烟灰说：“每个来这里的人都说自己是受害者。”
“你咬了她哪只胳膊，左胳膊还是右胳膊？”给我做笔录的警察继续询问。
我对他痴迷于细节的追问感到疲累了，那种情况之下，我哪记得咬的是哪只胳膊。
那个站在窗口的警察不屑地看了我一眼，出去了。
我继续回忆：在我们打成一团的时候，他们家客厅传来小孩的哭声，听到喧哗声的邻居——一个老人在楼道对面半开着门，看戏。
邻居老人的观望，使得敏知一家和我们都住手了。林冲对罗涵叫道：“警察怎么还没来？你再打个电话！”
可罗涵没有按事先计划的那样报警，或许她吓傻了吧？
我的眼镜在我低头的时候掉了下来，我给做笔录的警察展示：眼镜腿架不住了，那是被敏知拉扯坏的。接着，我伸出我的右脚给他看，我的球鞋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给弄坏了。我继续认真地端详起我的双腿和胳膊，努力地寻找可以证明自己是受害者的证据：“喏，你看，我的胳膊也被抓伤了——”
“身上其他地方还有伤口吗？”警察瞟了一眼我胳膊上的抓伤，不以为然。
我摇摇头。
在我们分开做笔录之前，罗涵用支付宝给我转了1000块，我说大家都是朋友，毋需见外，后来的打架是我们没有料想到的。可她还是执意转账给我。
2
朦胧中，一只蚊子在我耳边不停歇地嗡嗡，我“啪”地一个巴掌中断了它的欢歌起舞，然后眯着一双近视眼试图找到它的尸体，无果，或许它没死。“天怎么还没亮？”我心里发出哀怨，胃部传来一阵叽里咕噜的声音，好饿。
不知道罗涵是不是回去帮我照看猫了，或许她还在派出所外面的停车场想办法，可现在是凌晨，她能找谁帮忙呢？我本来也只是来帮她忙的，怎么就给“帮”到号子里来了？还有那个调解员，调解了五六个小时，怎么就调解成双方被拘留了？
我的记忆又回到做完笔录、进到了“人民调解室”的那一幕——
敏知翘着二郎腿，双手交叉胸前，坐在我们的对面，在诬蔑是我们先动手打人的之后，大声控诉罗涵对她造成的伤害：第一，罗涵上周六带了4个人“上门闹事”，造成她母亲肋骨骨裂，已经花去2000块的医药费，又说她母亲年纪大了，不知道后面是否还会有后遗症和并发症的出现；第二，今天晚上罗涵又带了我和林冲两个人到她家闹事，她气愤地伸出她的胳膊，让警察看看我把她咬成什么样子。
我的情绪经过做笔录的煎熬，因为她这句话而爆发了。我的身子止不住地颤抖起来，声音也开始哽咽，眼泪已经流了下来。我扶住桌子，大叫道：“是你先抓我头发的！然后我才咬你的……”
我的歇斯底里吓坏了坐在旁边的罗涵和林冲。林冲反应过来后，揽着我的肩膀，叫我不要激动，罗涵也握着我的手安慰我。我的情绪渐渐平静下来，坐在椅子上开始抽噎。
“你们这是干什么？”那个光头调解员厉声道，赶紧撤掉桌子上的“当事人”桌牌，以防我们冲动起来拿着它掷向对方，“你们这哪像要调解的样子？”
他用鼻孔俯视着我们这群刁民，手叉着腰歇了一会儿后，用右手食指指着他的手表说：“看看现在都几点钟了？！我们的警察同志——”他又转过身指了指调解室的两名警察，“人家是义务加班解决你们的问题，等会饿了，还要自己掏钱买夜宵吃。”他说他晚上9点30就该下班了，之所以留下来，也是因为我们。
他问我们是不是都不想调解了，要被拘留才满意？
“就你们之间这点小事，还吵吵什么！”他吼道。
我们双方都沉默了——这表明他的话有了震慑的效果。他继续苦口婆心，首先向我们申明：“调解是本着双方当事人自愿的原则进行的，我们没有任何人强迫你们，我也不认识你们其中的哪一位。很多人说，人民调解是‘东方奇葩’，应该被取消，可你们想想，为什么人民调解还存在？为什么我们还在这里加班？那是为了协助政府化解社会矛盾，增进人民内部团结，维护社会稳定的！看看你们这个样子——打架斗殴，违法的！”
说完这句话，他让立在门边的警察给我们背诵《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条规定。年轻的警察说了一句没有标点符号的话，我压根就没听清。
“现在清楚了吧，谁先动手的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双方都动手了！好了，我看你还比较明事理，你来说说。”光头调解员望着罗涵。
“我特别抱歉将我的朋友卷进来——”罗涵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有些哽咽了，调整好情绪后，她声明我们去敏知家的目的是索要公章，不管是周六还是今天，她都是因为这事去敏知家的。
“他们来的目的根本就不是要公章，他们要的是出警记录！”敏知怒气冲冲地反驳道，她说她妈的肩胛骨以及肋骨骨裂，以后不知道会怎么样，我们要对此负责。
罗涵说她没碰老太太，是老太太过来推她，自己却倒在地上的。
不管是哪一方报警，都会有出警记录，警察解释道。
“我可以说话吗？”憋了很久的林冲向警察举手示意要发言。得到允许后，他先是澄清我们俩和敏知她妈的骨裂没有丝毫关系，然后说：最关键的，是老太太拿着儿童滑板车敲了他的脑袋，他的头现在很痛，说不定有脑震荡。
站在一旁的另一个警察问：“你们这边，怎么又多了个‘妈’出来，是谁的妈？”
“是我丈母娘，我老婆的母亲。”敏知老公说得像是要撇清关系一样。
光头调解员强调，他不管之前罗涵和敏知合伙开公司的事，今天的调解，只解决打架的问题。他指着我和林冲问敏知：“罗涵周六带的4个人里有没有他们俩？”
敏知对着我和林冲翻了一个白眼，说她根本不认识我们，至于她妈的伤情，她今天下午已经到派出所提交医院证明了，但是派出所还没给她解决。
“你妈的事和今天打架的事就一起解决，两案合一，好吧？”光头调解员说道，“我听你们说了这么多，根本就没有调解的意思，如果不想调解，我们还在这里浪费时间干什么？”
他站在中间，来回地瞪着我们敌对的双方，十分平均。他挥舞着戴着手表的左手臂，问我们知不知道现在几点了，再次强调自己本该9点30就下班了。他说他看了我们的笔录，本来觉得是一件很简单的小事，没料到耗了4个小时，还没调解成功。
他摇了摇他的光头，叫敏知夫妇出去商量，想清楚“诉求是什么”再进来。
3
光头调解员点起一根烟，惆怅地看着我们仨，吐了口烟，教育我们：报警是对的，但是动手打人不对。
我纠正他说：“我是正当防卫。”
“你根本就不懂法！她打你，你首先是要跑啊，而不是打回去。”光头调解员对我表示出极大的耐心：“她打你，对你的生命造成威胁了吗？她有武器吗？手里有刀吗？有枪吗？”
“她把我逼到墙角，而且力气那么大，我根本就没有逃跑的空间。”调解员的解释不能说服我，我反驳道。
光头调解员叫我用手机查“正当防卫”的解释，说我要找他普法，请在工作日时间来找他，他免费给我做咨询，今天我再来学习法律知识为时已晚，因为我已经违法了。
坐在中间的警察适时加入一句：“罗涵怎么知道不打回去啊？”
我被他的话给噎住了：是啊，为什么敏知他们不打罗涵，反倒与我和林冲撕扯起来了？这个警察是不是在挑拨离间？
罗涵劝我什么都不要说了，然后，她低着头拨弄着手腕上的表带。
半个小时后，敏知夫妇回到调解室。敏知开始陈述她的诉求：第一，公司的事请罗涵走正当法律途径；第二，罗涵需赔偿她母亲肋骨骨裂医药费1万元，并承担后续的并发症等问题；第三，罗涵需保证不再上门骚扰她的家人。
“如果我真的碰了你妈，哪怕是100万的医疗费，我去借也会给你。”罗涵拨弄着手表，头也没抬地说，“如果你不嫌弃的话，我这只手表可以给你。”
罗涵的手表，我在电视广告上见过，是CK的。
“谁他妈的要你用过的破表！”敏知破口大骂，被她老公拽了出去，一个警察也跟着他们出去了。
光头调解员坐在我们对面，语重心长地对罗涵说：“能用钱解决的问题，根本就不是问题。”
罗涵无奈道，公司没有赚到钱，她自己又没有其他的收入，父母也不知道她和敏知注册了一家公司。她用衣角捂住眼睛，断断续续地说，她不能再拖累别人了。
“你也知道自己不能再拖累别人啊？你这两个朋友已经被你拖累了。”光头调解员丝毫没有因为罗涵的眼泪心软。
罗涵躲在衣服里呜咽，在强忍着不出声。这或许让调解员感到困惑，看着她剪了一个男孩子头，没想到她是一个哭哭啼啼的小姑娘。调解员摸了一下他的光头，说他已经是本市调解成功率最高的调解员，可今天我们这个案子，完全超出了他以前的调解时间范畴。
罗涵平静下来，问调解员是不是有更好的解决方法。
“赔偿的款项是可以谈的嘛，就像你买东西，也是可以讨价还价的，你可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调解员的声音高亢起来，“就看你会不会砍价了，设置一个你能接受的底限，我再把他们叫进来。”
罗涵再次给她的律师朋友打电话，律师的意见是：你们被打了，还要赔钱给别人，这道理怎么都说不通。
天色从漆黑转为黛色，外面值班的警辅们正在交接班，只听见胖警辅埋怨他回去也睡不着了。
“警察同志，沈师傅什么时候来？”是敏知老公的声音，他口中的“沈师傅”，就是之前的光头调解员。
“他不是跟你说一个小时后来吗？”胖警辅答道，接着没好气地说：“现在着急有什么用，之前干嘛去了？”
沉默，一片沉默。
我放弃了在冰冷的地板上辗转反侧，去了卫生间，里面的灯光闪烁得我眼睛都快瞎了，应该是灯坏了没修理才这样的。不知道是不是冻着了，我拉肚子了。
小腹绞痛和困倦让我精神恍惚，调解室的记忆又在脑子里涌现出来。
敏知夫妇再次进调解室的时候，给罗涵打了个八折，并且强调，她不是在讹诈，不然的话，就不是这个数了。
罗涵没法接受这个数字。或许是调解员的话起了作用，她的态度开始软下来，先是为自己两次上门打扰到敏知家人的行为道歉，说本来是她和敏知两个人之间的小事情，现在牵扯到这么多人，她心里不好过，她相信敏知把她妈推出来也会心有愧疚。她希望今晚这事双方可以签订调解协议，公司的事情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光头调解员像聊家常一样，建议敏知每天给她妈炖骨头汤，说肋骨骨裂主要是靠后期调养。我猜他说这话并不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而是他想早点调解成功，下班回家。
“你啊，也别一万八千的，你这是杀敌一万、自损八千，知道吧？”光头调解员如是对敏知说，又转过头对着我们这边，说他相信罗涵现在确实拿不出这么多钱来，“但是要说你1000块钱都没有，肯定是骗人的。”
他又转向敏知夫妇，说赔偿费用定在1000到3000块之间，是合理的，叫他们再出去商量商量。
当敏知听到这话，嘟囔了一句“搞了半天——”，后面半句话被她气急败坏推椅子的响声给盖住了，她老公拉着她又出去了。
说实话，当我听到“1000到3000块”的赔偿范围时，我几乎要跟罗涵说妥协了。可是罗涵似乎心有不甘，因为律师给她的意见是，现在赔钱了，以后敏知会找罗涵要更多的钱，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罗涵让我们再坚持一会儿。
光头调解员大声砸吧着嘴里的咖啡，像在喝鲜汤一样，听到我们仨在嘀咕，摇头说，罗涵的朋友可能是个好律师，但她不是警察，而且还“不懂法”。他说，现在这个价格，如果敏知不接受，我和林冲全都得关进去，他就下班回家睡觉。
我对他的威胁很反感——我没有做错任何事，为什么要接受惩罚？
他说我又不懂法了，因为“做错事”和“违法”是两回事，他跟我举了一个浅显易懂的例子：小明借了小红的橡皮没还，是做错事，但小明借了小红的橡皮不还，还打了小红，小红也打了回去——那就是违法。他还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进去了”，见到的人都是我们不喜欢的人，吃的饭菜也不是平时喜欢吃的，至于睡觉——那根本是没法睡好觉的。
事已至此，罗涵说，不可能让被打的人赔钱。
“不付钱？”调解员放下搪瓷杯，“可能性呢？可能性在哪里？不要问我，问你自己。”
说完，他又拿起杯子大喝一口咖啡：“现在的问题是——在法律面前，没有所谓的被打不被打，你们双方都是嫌疑人。”
旁边的警察听到罗涵的答案，也觉得不可思议，质问我们怎么好意思让沈师傅坐到这么晚。
罗涵打断警察的话，说如果可以出去，她早就去买烟给他们了。
“最后问你一遍，确定了吗？”调解员仍不放弃。
罗涵点点头。她现在能如此坚定，是因为她的律师朋友跟我们说“警察会威胁两边的人”，并以她的经验向我们保证“不会被拘留”。
“如果你真的是这样想的话，”光头调解员一副受挫的语气，“我对我今天的工作只有两个字——呵呵，如果再多一个字——很遗憾，如果再多一个字——非常悲催。”
警察劝调解员先回去，好像因为没有调解成功而觉得很对不起他。
调解员说不能再拖下去了，他最后喝了一口咖啡，瞥了一眼手表，3点了。
4
敏知夫妇最后一次进入调解室时，警察代替调解员发言：你只需回答“接受”或“不接受”。
敏知沉默了。我注意着他们夫妇的神情，期待从他们的脸上能找到答案。但是敏知的老公的眼睛望向调解室的窗外，不知道在想什么。敏知不停地眨着眼睛，我跟着打了个哈欠。我知道她和我们一样困乏。
眼皮不再打架之后，敏知先是看着罗涵，然后打量着坐在中间的我，我心想我有什么好怕的，立刻回视了她。与我对视几秒后，她的眼神转到林冲那边。就这样来回瞅了我们仨几遍后，她放下翘起来的二郎腿，身体松弛地落在椅子上，用一种近乎绝望的声音说：“接受吧。”
“接受了，是吧？”光头调解员确认自己没有听错，并且着重说了一句，“双方都不能后悔。”
调解员丧气地放下手中的笔：“今天我们经过调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现在双方各自认同于一次性解决这个事件。结束了就是结束了，如果后面确定你妈的伤是在案件的基础上，按照你妈的伤情，升级为或者本来就达到轻度伤害，那么就有一定的空间。”
“我可以不要赔偿，但是后面她有后遗症……”
“你妈的伤得由第三方权威部门来认定。”调解员跟敏知解释，他说这不是他今天可以调解的事情，他今天要解决的是治安纠纷，治安刑事案件。
最后敏知也做出了让步，但让步并不意味着她放弃了，她担心以后不能找罗涵负责她妈的后遗症，问：“是不是一刀切了？”
“签了调解协议，就是说双方达到了基本认可。”调解员答道。
敏知默不作声，调解员当这沉默是默认，继续写调解协议，进一步确认我们双方的伤势，和我们仨上门的目的。
敏知重申：罗涵第一次上门不是索要公章，是为了出警记录——好作为日后为公司打官司的一个证据。
光头调解员笑了，说她“愚昧得很”。
“我可以不要钱，但是我要保留追究的权利。”敏知带着哭腔说：“如果你们现在盖棺定论了，我以后找谁去？”
我们本以为这件事情就这样结束了，没有想到敏知会一直抓着她妈的事情不放。光头调解员转过头与警察确认她妈的医院证明，然后他们一起出去了。等他们再进来时，警察说，你们今天既然过来解决问题，就没有说在案件上“保留追究权利”这个说法，如果敏知要保留追究罗涵的权利，这就不算调解成功。
他问敏知能不能理解他的意思，敏知嗫嚅道：“不是，那是我妈，又不是别人……”
警察没再理会她，宣布既然双方调解不成功，他们只能先关我们一晚，明天再通知敏知的母亲鉴定伤势，到时候再做处理：“现在，双方都跟我走吧。”
“你们先给家里人发个短信。”一个身材肥胖满脸油光的警辅提醒道，“手机关机后再上交，皮带、鞋带、眼镜都拿下来给我。”
我想起我的猫，叫住罗涵，把家里的钥匙给了她。
“无关紧要的人先出去！”
罗涵推了推眼镜，试图掩饰她已泛红的眼眶：“不是，我可以跟他们一起吗？”
“我们凭什么关你？我们有什么权力关你？”警察推着她，“你出去，出去！”
罗涵背过身出去了，我想她在转身的那一刹那，一定忍不住流泪了吧。
“哎，今天要是不关进来几个人，我心里还有些不平衡。”胖警辅笑得脸上的肉都炸开了，“姓名！”
林冲用当地的方言说出了自己的名字，他以为这样会博得胖警辅的一些同情，谁知胖警辅一句“说普通话”，就灭了他本地人的优越感。
“男的进左边的笼子，女的去右边的房间！”胖警辅头也不抬地说，听见敏知老公还在打电话，冷笑一声说：“进来是有案底的，回去上班会被公司开除，不用白费力气请假。”
敏知老公不知所措地抬头看了一眼胖警辅，解释他只是跟家里老人说明下情况。
胖警辅问敏知的住址，问房子是不是她自己的。
“不是，租的。”敏知轻声道。“租的”两个字，似乎让我明白她要赔偿的缘由来。
进了一扇门，正对面的身高拍照标识就映入我的眼帘，我眯着近视眼，看清楚了门框边上的“辨认室”三个字。敏知没有进来，大概是胖警辅担心我们会打起来，才让她待在辨认室外的椅子上吧。
经过晚上的打架还有一夜的调解，疲乏的身体告诉我应该躺下来，我背对着敞开的门口，在木板上侧躺了下来。
“你，出来一下。”我听出那是光头调解员的声音，等他再次进来说了一句“好好劝劝你老婆”，我才知道他是把敏知老公叫出去又说了些什么。
“我能和她说话吗？”敏知老公的询问声。
“谁让你出来的？我又不是调解员。”是肥胖警辅的声音，“你，进去！不准交流！”
片刻之后，我听见铁门开合的声音，应该是调解员进来了，他似乎与胖警辅耳语了几句。
“我现在能和她说话吗？”敏知老公小心翼翼地问道。
警辅应该是默许了他，因为接下来是他们夫妻的低语。
5
窗外手机外放的音乐声、工地上的轰隆声告诉我，天已经亮了。年轻的警辅伸了个懒腰，哈欠连天，说现在外面抓不到坏人了，派出所哪天要是关门了，到时候只能开了打扫卫生的——这句话应该是对刚进屋拖地的阿姨说的，他说，他们警察失业了只得去扫厕所了。
我以为天亮之后熬到9点钟会容易些，却发现时间在这个时辰就像静止了一般，走得更慢了。
在辨认室里，除了等待——等待天亮，等待调解员9点上班，等待罗涵的营救，我还能做些什么呢？
我摩擦着咖啡色皮质软包的墙皮，它已经被之前关进来的人抠得不成样子。我摸着墙上的坑洼处，想着，这里关过的前任嫌疑犯是想留下什么信息吗？还是为了缓解焦虑？又或者仅仅是为了打发时间？这么想着，我的手指像被某种东西指引着一样，也在墙上抠了起来，指甲缝里塞满的墙皮碎屑令我难受。
我趴在远离警辅视线的墙面上，一竖行的“好人没好报”五个字依稀可见。我取下头顶上的一字黑色发夹，以其为笔，以墙为纸，想写下——“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好与坏的标准是什么？”
“你在里面干什么？”警辅不知何时走了进来，“站到我们能看到你的地方来！”
我将发夹抠在手心里，乖乖地挪到门口的位置。
“调解员还没来吗？”那好像是罗涵的声音，我饿得有点神志不清了，不敢确定。
一个年轻的警察走进来，手里拿着卡其色纸袋的卷宗，确认我们是昨晚调解失败的当事人后就离开了。不久，又进来一个穿着湖蓝色上衣的调解员，不是昨晚的光头。
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调解员坐了下来：“你们对打架的事情是和解的，对吧？”
“和解！”林冲高呼。
“但是，我妈肋骨骨裂，我要保留追究罗涵的权利！”敏知坚持不懈。
调解员手拿资料，走了过来，说敏知应该在她妈妈肋骨骨裂的那一天追究，而不是放在昨晚打架的案件上一起来追究。
“我妈肋骨骨裂，后续还不知道会有什么后遗症……”
“你妈肋骨骨裂跟他们两个有什么关系？”调解员似乎有些发怒了，手里的卷宗被他弄出很大的响声，他站了起来，“不想和解的话，你们就在这边继续坐下去吧！”
“调解员！”敏知老公的喊声留住了调解员，“我们要和解，我家里还有老人和孩子在等着。”
“你刚刚说的那个罗鹏——”调解员返回到敏知旁边。
“是罗涵。”敏知纠正他。
调解员问我和林冲：“罗涵是哪一个？”
“罗涵不在，我根本就不认识他们两个！”敏知委屈道。
调解员冷笑一声，说：“真有意思，你与罗涵有纠纷，却跟两个不认识的人打起架来了。”
“好，来说下你的诉求——”调解员返回到座位上。
敏知的诉求变得简单了：一是罗涵要保证以后不再上门骚扰她的家人；二是保留追究她妈骨裂后遗症的权利。拘留的煎熬基本上摧毁了她昨晚的气势。
“这事还得当事人罗涵同意，你们一方说的也没用。”调解员拿着手中的资料出门了。
不一会，调解员回来了，开始写调解协议：“第一个案子，2017年9月9日21:30许，罗涵带着4人到幸福花园18幢1008室赵敏知家，因上门向赵敏知索要合开公司的公章与——”
敏知打断了调解员的话：“她不是要公章，是要出警记录！”
调解员将手中的笔“啪”地扔在桌子上：“出警记录跟你们的案子有什么关系？”
“不是，她是要……”敏知解释到一半停顿了，她终于换了个思路，“罗涵虽然是公司的法人，但是我占公司的股份是70%，她只有30%，公章营业执照只是暂由我保管。”
“你们因开公司发生的纠纷，我们不管！”调解员继续低头写调解协议——“赵敏知保留其母在冲突中造成的肋骨骨裂对罗涵的法律诉讼权利，对吧，你是要加上这一条？”
敏知连声应是。
“我们派出所只负责你们的治安案件，至于法律诉讼——你回头自己找法院解决。”调解员奋笔疾书——“第二个案件，2017年9月12日20:40许，罗涵带着两人再次到赵敏知住宅处讨要公章和营业执照，赵敏知等与罗涵等发生肢体冲突，现双方保证互不追究，互不相欠，达成和解。”
6
敏知从信息采集室出来，走到她老公旁边，她老公并未将自己的座位让给她，她只好站在边上跟他说话。
她说他们真傻，然后又否认是自己傻，因为“罗涵太厉害了，她自己一点事都没有，关进来是她的朋友”。她冷笑了一声，说上次推倒她妈的人也是罗涵带来的人，她要追究罗涵也没用。
她这话好像是故意说给坐在旁边的我听的，并非她的老公。她一个人自说自话，说她是罗涵坑的第二个人，罗涵在跟她合作以前是跟另外一个女人合作，搭上她之后就把那个女的踢了，“谁知道罗涵这次把我踢了，下一个会踢掉谁”。
敏知的话唤醒了我关于昨晚打架场景的记忆——那个时候罗涵在干什么？她为什么没有试图拉开我们和敏知夫妇？
她好像只是站在旁边，什么也没做。
我不想继续听下去了，或者说我不想去揣测罗涵的恶意。还好，警察及时过来叫我进去做笔录。
我坐在一把有“围栏”的红色木椅上，身体的约束感让我有些许恐慌，我转过头，墙上是两行红字，“善不可失，恶不可长，心中有法，幸福安宁”，字大得我不戴眼镜也能看得见。
做完笔录，去信息采集室——身高、足长、十指的指纹、DNA全都被采集了，一想到“我这个人”已经进入公安机关数据库，真不好受。
我在签名领取个人物品时，敏知和她老公已经准备离开办案区，她弯着腰对警察们说：“真是不好意思，打扰你们了，我现在知道错了，我知错了！”
我戴上变形了的眼镜，世界终于不再那么模糊了。打开手机，全是罗涵的留言，她又给我的微信转了1000块，我没有点击接收。
一出派出所的大门，只见罗涵拿着水和面包站在那儿。她跟我们说，昨晚想给我们送些吃的喝的，“但是他们不允许”。
过马路的时候，一辆红色的车停在我们面前，驾驶员探出头，是早上的调解员，他问罗涵：“事情都解决了吧？”
罗涵不停地对他说“谢谢”，他望了我们一眼，说：“走了。”
我们这才知道，原来早上的调解员和做笔录的警察，都是罗涵托了朋友的关系找来的，不然我们不会这么早出来。
此时已是上午11点半左右了。我们上了罗涵的奔驰车，先陪林冲去商场买裤子。林冲去试衣间的时候，我告诉罗涵，不会收她那1000块的，因为事实是：林冲说了挑衅的话在前，才引发了后面的肢体冲突。
罗涵自是过意不去，毕竟在这件事之前，她连我和林冲的真实姓名都不清楚，她觉得欠了我们很大的人情。
“朋友之间，不就是欠来欠去的嘛！”我说，“还好，最后达到了你的目的，不然，我们俩真的是在帮倒忙了。”
没错，罗涵的目的是出警记录，以及笔录、调解协议上写着她去敏知家的目的是索要公章，并且是敏知他们先动手打人的——这些材料是日后敏知不同意注销公司的情况下能打赢官司的证据。
“以后你们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跟我说。”罗涵一脸真诚，“我会尽全力帮你们。”
好像是怕我不信一样，她又加了一句：“真的。”
回去的路上，我跟林冲说，以后做事不要那么冲动了。
“其实，一开始，是我先动手的，不是敏知的老公。”林冲说。
他的话让我不寒而栗，经过这一夜一天的折腾，我已经后悔卷入这自以为是的正义之战。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作者 | 张若水
编辑 | 许智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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