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文化更同情失败者？

        都说赢者通吃，似乎并不尽然。

        比如，古往今来，中国历史上功成名就的帝王将相，往往没有受到主流文化的青睐和歌颂。相反，一些壮志未酬的人物，却光彩动人，成了人民心中向往的大英雄。对于这些失败者，史家及文学家也往往不吝笔墨，大加褒奖，仅就留下的文字而言，数目也似乎并不输于同时代的赢家或大人物。

        比如荆轲、高渐离之于秦始皇，霸王项羽之于刘邦，李广之于匈奴，诸葛亮之于魏武帝曹操，岳飞之于完颜兀术，文天祥之于宋端宗赵昰，袁崇焕之于皇太极……等等，可谓不胜枚举。

        一般而言，了解诸如上面这些“胜者为王败者寇”的历史知识，皆自少年始。很多年以后，故事中的有些胜利者，在脑海中可能早已面目模糊，或印象不深。然而对于那些失败者，却往往刻骨铭心。

        故事也许早就忘记了，但看过的书，刚刚浏览过的文章，正在热播的电视剧，似乎都在反复不断强化某种约定俗成的意识。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对于失败者，我们往往心怀怜悯，但不至于还要赞美。

        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它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华文化所推崇的价值。

        简单来说，中国文化崇尚“忠义仁勇信，礼义廉耻孝忠”。只要符合这个标准，不管是否失败者，都要予以赞扬和褒奖。如果是春风得意、顺风顺水的时代幸运儿，践行这个标准可能会很容易，或许只是顺势而为那么简单。诚如是，歌颂之则“是是近乎谀”。然而每个时代，都有一些逆行者，他们并不掌握各种资源，也不具备应有的条件。这种失败者，明知势不可为而为之，但为了追求理想，他们义无反顾，置生死与度外，因此格外值得褒扬。

        这种文化价值观的建立，至晚至孔子时已经建立起来了。比如，孔子说：太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又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

        在孔子眼中，能表现美德，哪怕像吴太伯以及伯夷叔齐那样，只是谦让或逃避，也即是立德、立功！也值得与尧、舜、周文王一样受到歌颂！

        孟子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又曰：吾善养吾浩然之气。

        诸位请想：什么样的人才会有鱼与熊掌的选择？又是处于什么样的境遇，才会将“义”的选择和生死挂钩？答案不言自明。

        到了司马迁，则更上一层，登峰造极。《史记》是廿四史第一部，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方面起着擎旗的作用。《史记》开创了以人物为中心的写法，并设立《列传》《世家》等体例。需要注意的是，《史记》有三十世家、七十列传，而《吴太伯世家》列为三十世家之首，《伯夷列传》则列为七十列传之首！更不要说，司马迁还写了《刺客列传》，让籍籍无名的失败者（当然也有成功者）广为传颂，而且该传列第二十六位，居李斯、蒙恬、张耳陈余、淮阴侯韩信等一干“立德立功立言”豪气干云的将相之前。

        以后有没有过能改变中国文化评价标准的人暂且不提，仅就孔子、孟的子和司马迁而言，他们的价值观和评价标准其实是高度一致而又一脉相承的，同情正义的弱者，是儒家文化不变的底色。

        其实，孔子、孟子和司马迁三个人，都是自己所处时代的失败者。孔子致力于恢复周礼，是一个时代的逆行者。孟子曾经尝试去魏国、齐国施展抱负，但他的“王道”“仁政”却没有施行的市场。司马迁生前多遭厄运，去世多年后著作才得以刊行。

        就是这几个时代的失败者，却深深地影响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