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生产力的大发展，古代中国地域之间对文化交流和生活条件的需求增大。在广东省北部的连州，有一条“此路一开，中原之声近矣，然后五岭以南人才出矣，财货通矣，遐陬之民俗变矣”的岭南第一古道，即南天门秦汉古道。该古道宽约3米，在山岩上一级级开凿出来，从山下到山上共有8800多级，这就是秦汉时期沟通五岭南北的第一条古道。
连州南天门古道位于五岭山脉之中，汉晋以来曾称为腊岭、折岭、黄岑岭、桂阳岭等名。连州南天门古道所在的骑田岭不但是中原进入南越的关隘，而且还是中原与岭南的分水岭。海拔1500多米的骑田岭将岭南岭北截然分开，一过了骑田岭气候立刻就不同了。据相关史料记载：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派任嚣、赵陀二尉分三路入岭南，其中一路经此古道直下番禺（广州）。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南越国丞相吕嘉叛乱，汉武帝命伏波将军路博德率十万楼船水师，“出桂阳，下湟水”，走的是这条古道，一举平定了岭南。东汉章帝时期，大司农郑宏奉命将骑田岭古道铺设成了由岭南通往京城的“康庄大道”，骑田岭南天门古道成为了秦汉时期岭南通往京城的第一要道。唐朝黄巢起义军以及南宋著名将领岳飞平叛，都曾走过这里。可以说，连州南天门古道，方便了民众出行，又联络了各地风情和经济文化，同时对属地政权维护和管理大有裨益。
文化是实践的产物，而地域是文化的载体之一，并使文化具有地域的独特性。地理区域和环境是文化整个生命历程至关重要的基础性自然条件。地域文化，是地域的差异性作用于文化，使得文化也具有地域的独特性。从具体内涵来看，地域文化是民族风俗、语言习惯、生活方式等地方性差异，长期以来在区域上的沉淀。与此同时，地域文化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甚至表现在文学创作上。地域文化在作者的观念意识当中有着渗透作用，这种作用通过文学载体体现出来，并相互作用。情感的虚拟现实与自然现实的碰撞，使得文学创作得以升华。
唐代是一个民族大融合时期，文化这一时期表现为交流与融合，而诗歌也正是文化的产物。文化交融使得相互间注入了新鲜血液，有利于文化的发展与创新，为文化开拓出更广阔、更自由的新天地。诗豪刘禹锡正是在这种文化大融合的广泛交流中产生的，共同建造了一座魅力的艺术殿堂。
诗歌和散文便于写景抒情，自然环境的触动与风土人情是最能表现地域文化的特色。在唐代中期活跃的大舞台上，诗文并丰，新变不断。诗文兼擅的刘禹锡在为数不多的大家中，独具特点，名头虽不及韩愈、白居易等人响亮，但却能异军突起，别树一帜，引领风骚，这其中便包括刘禹锡富于地域文化色彩的文学创作。
据相关史料记载：刘禹锡曾被贬谪到多个地方，包括连州和柳州等地，并且在当地文化洗礼下创作出许多文学作品，刘禹锡用文字交织的时空，描绘了一幅幅相对原生态的地域风貌图，这些作品生动反映了地域文化对刘禹锡文学创作的重要性。
中国自古以来，形成了一种安土重迁的文化心理，古人普遍有一种浓烈的乡土意识。而这种情怀也体现在古代诗歌作品当中，并且篇目众多。所以受到贬谪的文人雅士背井离乡，远赴异地，刚开始对当地的自然或人文的认同感普遍偏低，这也是容易理解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文人们逐渐产生一种文化适应，随之才会逐渐改变最初的想法。
刘禹锡在其《连州刺史厅壁记》中记载：“此郡于天文与荆州同星分，田壤制与番禺相犬牙，观民风与长沙同祖习，故尝隶三府。”在刘禹锡看来，以星星作为依据，连州和荆州的划分方式是一样的；按照比较稳定的区域征税制度的一致性，连州和番禺的划分方式也是一样的；而连州和长沙人文风俗上比较相似，无论按照怎么的标准划分，都能得出如此结论：连州与湘、浙、赣接壤，是沟通中原的窗口。
再者，刘禹锡在其《插田歌》中记载：“冈头花草齐，燕子东西飞。田塍望如线，白水光参差，……农妇白芝裙，农夫绿蓑衣。齐唱郢中歌，嘤咛如竹枝”，生动地描绘了一幅连州春景图，气候温和湿润，山头花草繁茂，争奇斗艳，燕子欢快飞舞；良田千亩一望无垠，南方田园，风光绮丽，对于北方人来说是非常稀罕的。春日里，农妇们穿着干净的芝兰裙携同穿着绿蓑衣的丈夫，男耕女作，一起欢歌，好不和谐，清越的歌声如同竹枝摩擦击打。这些描述体现了连州劳动人民的质朴和热爱生活，以及高雅的生活情趣。
另外，从刘禹锡的诗文、游记当中可以发现，连州不仅山水秀丽，而且清幽隽永。其标志性景观便是刘禹锡在其《海阳十咏》中所写的十处位置：切云亭、飞练瀑、棼丝瀑、吏隐亭、蒙池、裴溪、双溪、玄览亭、月窟、云英潭。比如，《月窟》中所写的“岩曲月斜照，林寒春晚煦。游人不敢触，恐有蛟龙护。”便是描述当地幽深曲折的风景之美；再比如《吏隐亭》中所写的“日轩漾波影，月砌镂松阴。几度欲归去，回眸情更深。”白天阳光和煦，水波潋滟，晚上月色清幽，松影婆娑，引得几次想重返故园的刘禹锡，忍不住再多看几眼。
连州风光，美不胜收。连州绵延的江峡奇丽诡谲，峻峭秀美，两岸生动地点缀着农舍，参差错落有致，竹林茂美，柳树妩媚多姿，古塔庄严肃穆，溪流清冽婉转，亭子暗然生情，硕大的海阳湖温婉如玉如镜，风荷盈举，渔舟荡漾清歌，构成了深远的意境。
刘禹锡在其《吏隐亭述》中记载：“天下山水，非无美好”，“钟乳为天下甲”，山崖险峻，竹林秀美，景色包容和谐。风景如画人痴迷。任凭神笔马良，难以捕捉其中的精妙。海阳的景观已经打动了刘禹锡，有朝一日能够坐拥此山，就算辞官隐退也了无遗憾。在这种熏染下，刘禹锡充满了别样的豁达与魅力，无疑是物我交换，相融相谐的结果。画卷般的地域景观，淳朴的异乡风情，使得刘禹锡在贬谪的逆境中，获得些许慰藉，冲淡了人生失意的苦楚，孤独感被削弱，甚至转客为主，恬然自适。善于投入感情，与民同乐，乐在其中。
刘禹锡长期被贬，仕宦浮沉，然而这恰恰成就了他的秉性和文学地位。他有的是时间亲民，聆听人间底层最真实的声音，有闲暇欣赏民间艺术，民歌民舞，生活充满激情，有意识地审美并进行文学创作，把这份对生命炽烈的态度和对未来的殷切希冀应用到其文学创作之中，于是地域文化就对文学创作产生作用，赋予其生命和灵魂，这些都与刘禹锡在文学创作时，对地域文化的审美自觉和主观把握是分不开的。仿佛自己是土生土长的一样，文学创作生动传神，信笔由缰。
通过刘禹锡对连州地域文化的特质描写，在环境中看作品，在作品中反映社会面貌。我们或许可以以为：刘禹锡在困顿的环境中，连州的山川秀丽和风土人情使得他为朝廷和黎民的忧劳的精神品质和文学创新产生了新的觉醒。那么，现如今，连州该如何去珍视唐代大文学家刘禹锡的文学觉醒之旅，是值得用心去考量和弘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