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能够爱上历史，还要感谢一种快要消失了的表演艺术形式，那就是评书。
在我小时候，别说手机、电脑、网游了，就连电视也只有3、5个频道，书店里更是难得找到几本有趣的书籍。所以当年最大的乐趣，就是守着收音机听评书。还记得那时每晚6点钟是某个电视台固定播出评书节目的时间——时辰一到，那场景就算称不上万人空巷，街上也是行人寥寥，可见同好者是何其众也。
在那个年月，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才是真正的娱乐偶像，《三国》、《隋唐》、《岳飞传》、《杨家将》等书目更是脍炙人口，老少皆知。我也正是因为这些似假还真的人物艺术形象，才逐渐对历史产生了兴趣。
少年人除了慕艾以外，还会崇拜英雄。所以当年我最爱听的就是《三国》，最讨厌的就是《隋唐》——在少年人的眼中，这个世界非黑即白，做过的事就得认账。既然一个头磕在地上了，就得像关二爷那样过五关斩六将也得对得起一个忠字，就得像张三爷那样单枪匹马堵长坂也得成全一个义字，就得像刘大爷那样宁将半世基业化作夷陵一把火，也得给自己的兄弟讨回个公道。
可是瓦岗寨上的那帮见风使舵的墙头草算怎么回事？贾柳楼上的香火未熄，一群刚出炉的“兄弟”就反兵相向，而且砍得比谁都狠，恨不能把对方的祖坟都刨了。
所以，人们才说“宁学桃园三结义，不学瓦岗一炷香”。
既然有个“宁”字，显然桃园三结义并不是个最优选项，可能是因为刘关张的结局并不好。而贾柳楼的一炷香虽然烧出了一堆炉灰渣子，但其中的大部分人最终却功成名就，成为人们眼中的成功人士。在这种情况下仍然优选桃园而不学瓦岗，体现了人们在道德层面的坚持以及面对现实的不妥协。
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在我们的生活中更多遇到的还是“一炷香”而非“三结义”——当然作为一个历史自媒，我无力替社会学家对此进行剖析，但却可以从历史层面做出一些粗浅的解释。
比如瓦岗的一炷香虽然只烧出了一堆炉灰渣子，但也不能统统归结于渣子的错，还可以把黑锅扣到那“一炷香”、即世道的头上。
在陷入“皇帝必须姓刘”这个思维定式的年代，忠义这种东西还是要讲的。
话说早在春秋时期，儒家就对当时的世道横竖看不顺眼，成天哀叹道之不存，世风日下。牢骚发得多了，还创造出来个成语叫“礼坏乐崩”：
“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论语·卷九·阳货第十七》）
作为晚生两千多年的后人，我们当然有无数个理由可以嘲笑这些没见识的老古董——如果春秋还算礼坏乐崩的话，那得发明个什么词汇去形容往后那些更加不堪的时代？比如魏晋南北朝那个将近400年的大分裂年代，与之相比，春秋别说礼坏乐崩了，简直是宛若天堂。
哪怕在那个黑暗时代的前夜、也就是同为乱世的汉末时期，人们的心中仍然留存着对于道德操守的尊重与敬畏。比如在《三国》中的头号大反派曹操，虽有“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实，但终其一生仍未敢废汉祚自立。
对于自己架空汉帝、操纵大权的行为，曹操也给出了足够让人信服的解释：“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在他最为擅长的诗赋中，曹操也不止一次表明了自己的心志。比如著名的《短歌行》，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那篇只是其一，还有赞颂周文王、齐桓公、晋文公等人坚守臣节的其二：
“……
赐与庙胙，命无下拜。
小白不敢尔，天威在颜咫尺。
晋文亦霸，躬奉天王。
受赐珪瓒，秬鬯彤弓。
卢弓矢千，虎贲三百人。”（《曹操集·文集·卷一》）
曹操借这首咏史诗，向内外臣僚及天下表明了自己虽有盖世功业，但始终尊奉天子的心迹。
当然，老曹（在小说中）是个大反派，他说的话也不一定保真。毕竟关于篡汉夺位这种事，曹操应该也不是没考虑过——在孙刘因荆州归属交恶以后，孙权打起了祸水东引的如意算盘，便向老曹称臣纳贡，又忽悠他自立为帝。面对群臣的趁机劝进，老曹的回答就有点模棱两可：
“‘施于有政，是亦为政’。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一·武帝纪第一》）
可见老曹还是动了小心思，却始终下不定决心。这是为啥呢？
其实这也就是对我们这些后人来说是个问题，在当时压根不存在什么疑问。原因很简单，在皇帝这种生物被创造出来以后，除了始皇帝和胡亥爷俩干了十来年，剩下的几乎统统被姓刘的垄断。尽管距老泼皮刘邦搞出来的那个“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的白马之誓已经过去了400多年，但在当时几乎无人质疑这样一个事实：皇帝只能姓刘，外姓想要称王称帝简直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这个想法在今天看来才不可思议，但其实没啥出奇的，就是一种思维定式而已。比如现在一提起美国，就会让许多人产生超级大国、地球霸主的深刻印象，而且不容别人质疑。殊不知老美爬上这个位置也不过30来年而已，在百年前还不过是个二流国家。要是再往前数二百年，那美国都不存在了，还是妥妥的英国殖民地呢，连后来的“我大清”都不如。
区区30来年的印象就如此牢不可破，更何况被姓刘的牢牢把持了400多年的皇帝宝座？所以哪怕如霍光、曹操这样的豪杰人物也不敢冒此天下之大不为韪。当然也有过敢（nǎo）为（zǐ）天（jìn）下（lē）先（shuǐ）的家伙不信这个邪，比如王莽。但结果就是家破人亡，老王的脑袋瓜子还被那帮姓刘的皇帝郑而重之的收藏在大内，以便随时给那些脑子再进水的憨憨提个醒。
所以哪怕是称孤道寡的那个姓刘的脑子不太好，哪怕在东汉时绝大多数皇帝即位时还是个黄口孺子，哪怕那些窃取了大权的外戚、阉宦或是权臣们可以随便操纵那些姓刘的废立甚至生死，但你换个不姓刘的坐上那个位置试试？
这个铁憨憨马上就会被无数个打着忠义旗号的家伙大卸八块，还买一送一附赠“遗臭万年”的荣誉称号一枚。所以在汉末那会儿皇帝可能不太值钱，可以弄死，也可以当傀儡，但“皇帝必须姓刘”却是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确，谁碰谁死——起码在曹丕试着碰了一下之前大家都是这么认为的。
所以老曹玩了一手“挟天子以令诸侯”就能无往而不胜。刘大爷的实力比不上老曹，还抢不来皇帝当招牌，只好玩悲情喊出“匡扶汉室”的口号招揽人气。话说凭刘大爷的实力想要掀倒老曹纯属妄想，所以口号自然可以喊得震天响而不用担心有什么后遗症。如果真让他匡扶成了，估计汉献帝刘协一样逃不过被当泥菩萨供着的下场，否则刘大爷这么玩命折腾还图个啥？
小说和评书里的“桃园三结义”就诞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当时的人物可能一肚子的男盗女娼，但在人前必须满嘴的仁义道德，否则就没法在那个世道上混。当然讲忠义的对象首先在于姓刘的皇帝，那些抱不上皇帝大腿的，则要退而求其次忠于自己的“主公”——在真实的历史中，刘关张三人尽管关系也好得“恩如兄弟”（《三国志·卷三十六·关张马黄赵传》），但事实上只是单纯的主从（君臣）关系，并没有结拜，桃园三结义的故事自然也没有发生过。不过关张二人确实一生忠心侍奉刘备，千里走单骑、据水断桥等事迹也确有其事，只不过没有演义中描述得那样夸张传奇罢了。
而他们的所作所为也是契合了当时的道德观和价值观，所以受到了普遍的赞颂和流传，并最终被神化：
“臣子逃归君父，振古通义，故魏武善关羽之奔，秦昭恕顷襄之逝。”（《晋书·卷一百二十六·载记第二十六》）
在皇帝不比大白菜更值钱的年代，忠义的标准也得降降，凑合一下就得了。
我总喜欢吐槽汉太祖刘邦是个老泼皮，不是没有原因的——我一直觉得这家伙最牛叉的地方不在于推翻了暴秦、打败了项羽、建立了荣耀无比的大汉朝，而是居然毫不要面皮的逼着手下的勋贵大臣们立下个白马之誓，而且还历经400多年几乎没人敢跟他叫板。话说像霍光、曹操等枭雄人物距离打脸老泼皮其实只有半步之遥，但刘邦立下的flag就是屹立不倒，而且还一直不倒。
愣是把上古的“天子一爵”玩成了“天子一姓”，简直让人不服都不行。
但神话就是用来打破的。当老曹的那个调皮儿子小曹，对着老刘立下的那面400多年不倒的flag轻轻踹了一脚以后，陷入惯性思维的吃瓜群众们才恍然大悟——原来皇帝不姓刘了，天也没塌嘛！
于是没多久小曹的子孙又被姓司马的踹飞，紧接着一帮姓司马的都觉得自己比龙椅上坐着的那个姓司马的更适合当皇帝。内乱的结果就是五胡之乱，从此中原大地上遍地都是草头王，皇帝还不如大白菜值钱。而后来刘裕篡晋代宋时，又开了一个非常恶劣的先例，那就是宰掉了乖乖禅位给他的晋恭帝司马德文。话说在此之前，中原王朝向来善待前朝宗室，像汉献帝刘协就被封为山阳公，锦衣玉食直到寿终正寝；魏元帝曹奂不但受封陈留王、食邑万户，还可御用天子仪仗，可参拜不名、受诏不拜，待遇一点不比当傀儡时差劲。
刘裕此举让皇帝更加不值钱，新朝开辟拿前朝废帝的小命献祭成了普遍的现象。当然优先享受这一待遇的就是刘裕的子孙——刘宋十帝中，除了刘裕、刘骏和刘彧得以善终外，剩下的统统死于非命。尤其讽刺的是，当萧道成派部将王敬则逼迫宋顺帝刘准禅位时，就拿当年刘裕干过的破事吓唬后者（其实也不是吓唬，后来真把刘准宰了）：
“帝收泪谓敬则曰：‘欲见杀乎？’敬则曰：‘出居别宫耳。官先取司马家亦如此。’帝泣而弹指曰：‘愿后身世世勿复生天王家！’宫中皆哭。”（《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五·齐纪第一》）
啰嗦了一大堆看似不相关的闲话，其实要强调的是“瓦岗一炷香”出现的时代背景。在这个皇帝不必一定姓刘而是姓啥都行，甚至阿猫阿狗都能混个皇帝当当的年代，评价一个人的道德水平的标准，就得往下降降了。至于在三国时期被视为“振古通义”的关张之忠，也变得没那么值钱了。
比如在唐贞观年间表彰的“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中，曾在前隋出过仕的就占到一半以上，剩下的也大多在隋末各方势力中占过坑，有的还占了不止一个。真正从始至终跟着老李家混的“纯臣”，不过长孙无忌等寥寥数人。
再说回到“瓦岗一炷香”。
首先必须明确的是，就像“桃园三结义”在真正的历史上从来没发生过一样，“瓦岗一炷香”也纯属子虚乌有。而在评书里的“贾柳楼四十六友”（采用单田芳老师的《隋唐演义》版本）中，大多是虚构出来的人物。真正在历史上确有其人的只有18个，其中参加过瓦岗军的才11个而已。
历史上的瓦岗军完全没有评书或小说中那么传奇和轰轰烈烈。隋大业七年（公元611年），曾任东郡法曹的韦城（今河南滑县）人翟让因坐罪逃亡到瓦岗寨（在今滑县附近）聚（zhàn）众（shān）起（wéi）事（wáng）。也正是在这一年，因隋炀帝杨广东征高句丽期间滥用民力、横征暴敛引得民变四起，齐郡邹平（今山东邹平）人王博率先起义，拉开了所谓的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不过因为受杨广东征影响最大的主要在北方地区，所以在当时最受瞩目的义军除了王博以外，就是孙安祖、高士达、张金称、窦建德等河北义军。而翟让领导的瓦岗军在当时不但没啥实力，更没啥名气，被各地民变折腾得手忙脚乱大隋官府甚至懒得去围剿他们。
而此时跑来投奔瓦岗的所谓英雄人物，也仅有徐世勣（即李勣）、单雄信、王伯当（有争议）等小猫两三只，根本没有贾柳楼大聚义那种热闹的场面。
不过，如果非要说瓦岗寨也有过“大聚义”的话，那么带头大哥不是小说或评书里的那位号称“马踏黄河两岸，锏打三州六府，神拳太保小孟尝”的秦二哥，而是总以反派面目出现的李密。
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追随杨玄感叛乱失败的李密投奔瓦岗。
话说李密这个人吧，无论是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的能力其实都不咋地，但架不住他有两个一般人无法比拟的优势——其一是出身好。李密出身襄平（今辽宁辽阳）李氏，曾祖李弼是西魏八柱国之一，曾任北周太师、魏国公；祖父李耀为北周太保、邢国公；父亲李宽任隋朝上柱国，封蒲山郡公（李密袭父爵），是妥妥的“四世三公”、绝对的名门望族，在当时非常有号召力和影响力。其二李密是当时世所公认的“大名士”。这货非常擅长给自己造势扬名，只要有大人物靠近，李密就一定摆出与众不同的pose吸引其注意力，而且屡试不爽。被他钓到的“大鱼”包括隋炀帝杨广、越国公杨素、许国公宇文述、大儒包恺等，都被李密忽悠得五迷三道。比如杨素：
“尚书令、越国公杨素见于道，从后按辔蹑之，既及，问曰：‘何处书生，耽学若此？’密识越公，乃下牛再拜，自言姓名。又问所读书，答曰《项羽传》。越公奇之，与语，大悦，谓其子玄感等曰：‘吾观李密识度，汝等不及。’”（《旧唐书·卷五十三·列传第三》）
杨玄感这个老实孩子听了老爹的话，跟李密倾心相交。结果起兵反隋后被李密一通瞎指挥，最后兵败身死，不过李密却逃上了瓦岗寨。
李密打仗的水平不行，但忽悠人的本事几乎无人能比。他上了瓦岗之后，仅仅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就以自己为招牌，招揽了大批我们熟悉的“瓦岗英雄”——
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武阳郡丞元宝藏跑来投奔李密，顺手附赠给他一个后来的大唐郑国公、被贞观大帝李世民誉为“人镜”的千古名臣魏征。
同年，隋虎牢关守将裴仁基被李密成功招抚，也顺手附赠给他一个后来的大唐胡国公秦琼和无敌猛将罗士信。话说秦、罗二将本来追随隋朝名将张须陀，没少跟瓦岗军打生打死。后来张须陀兵败身死，秦、罗率残军暂时依附裴仁基，结果还是没逃过李密撒下的罗网。
也是在这一年，后来的大唐卢国公程知节接到了李密的一封信后，就不远数百里之遥跑来投奔。大致在同一时间被李密忽悠反了的还有王君廓、牛进达、贾闰甫等人。
可这帮满怀着建功立业、升官发财梦想的各路英雄刚刚爬上瓦岗山，就被发生在眼前的血腥一幕惊呆了——瓦岗寨中发生了火并，大老板翟让被二老板李密一刀砍了，大将徐世勣被砍成重伤（幸被王伯当所救），单雄信吓得跪地磕头求饶，才保住一条小命。
不过这对程咬金、秦琼等人并算不上大事情。毕竟他们都是冲着李密的名头才来的瓦岗，跟翟让、徐世勣和单雄信之流谈不上有什么交情。
可问题是李密也不靠谱啊。本指望着乱世投明主，谁想到程、秦等人才给李密打了一年的工，瓦岗军就在王世充和宇文化及的夹击下土崩瓦解。李密率先跑路投了李渊，剩下的瓦岗旧将分裂成两部分——一部分如魏征、徐世勣、王君廓、王伯当等随李密降唐，秦琼、程知节、单雄信、牛进达、罗士信等则投奔了王世充。
不过没跟李密走的这拨人很快就后悔了。因为王世充就是个驴粪蛋子表面光，跟他接触久了就会发现这货根本不值得托付。程知节和秦琼就琢磨着，反正都当过一回叛将了（秦琼已经当过两回了），再搞一回也没啥心理负担。于是在武德二年（公元619年），这二位干脆给老王来了一招临阵反水：
“世充与唐兵战于九曲，叔宝、知节皆将兵在陈，与其徒数十骑，西驰百许步，下马拜世充曰：‘仆荷公殊礼，深思报效；公性猜忌，喜信谗言，非仆托身之所，今不能仰事，请从此辞。’遂跃马来降，世充不敢逼。”（《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七·唐纪第三》）
程秦二人的反水对于王世充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因为这二位不但自己跑了，还拐跑了牛进达、吴黑闼等人。还留在王世充阵营的瓦岗旧将也人心不安，不久以后罗士信、李君羡、田留安也相继投唐，而裴仁基、裴行俨等人则筹谋着干掉老王，结果事泄全部被杀。
唯一没有降唐的，只有单雄信一人。
在演义作品中，往往把单雄信描写成一个在当时难得一见的忠义英雄。事实上，这位“九省绿林总瓢把子”（隋唐时哪来的“省”）不但脑子不怎么好使，而且人品实在不咋地，比如史书中对他的评价就是“轻于去就”（《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六·唐纪第二》），意思就是反复无常，做人没底线。
想当年他投奔翟让，是瓦岗军的第一批元老。史书上没说他跟翟让的交情如何，但主从之义是无论如何都无法否认的吧？当李密火拼翟让并将其当场砍死时，这位号称忠义无双的单五爷不说替主报仇吧，怎么也得表现出点气节来不是？结果他居然“顿首求哀”（《旧唐书·卷五十三·列传第三》），只为保住一条小命。
对朝夕相处了五、六年的老主公尚且薄情如此，你能指望单雄信对刚刚投奔的王世充有几分忠心？
事实上，老单不但轻于去就，人也挺怂：
“太宗（李世民）围逼东都，雄信出军拒战，援枪而至，几及太宗。徐世勣呵止之，曰：‘此秦王也。’雄信惶惧，遂退，太宗由是获免。”（引用同上）
这段记载还间接证明了一件事——所谓单雄信因与李渊他家有杀兄之仇，所以才拒不降唐，纯属小说家言，不足为信。
那为啥在瓦岗旧将中，唯独单雄信没降唐？
我觉得可能有以下两种原因——首先，可能老程等人跟他没啥交情，所以不带他玩；其次，可能是这货脑子不好使，觉得王世充是真龙天子，所以不肯跳槽。
证据是单雄信后来被唐军俘虏后，并没有像评书中说的那样“慷慨赴死”，而是死乞白赖的挣扎求活，甚至可以说是丑态百出：
“初，李世勣与单雄信友善，誓同生死。及洛阳平，世勣言雄信骁健绝伦，请尽输己之官爵以赎之，世民不许。世勣固请不能得，涕泣而退。雄信曰：‘我固知汝不办事！’世勣曰：‘吾不惜馀生，与兄俱死；但既以此身许国，事无两遂。且吾死之后，谁复视兄之妻子乎？’乃割股肉以啖雄信，曰：‘使此肉随兄为土，庶几犹不负昔誓也！’”（《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九·唐纪第五》）
李世民要宰单雄信，结果就徐世勣一人替他求情，演义中跟这货好得恨不能合穿一条裤子的秦琼等人压根就懒得搭茬。可面对唯一真正的好友，单雄信的怨气和酸气简直能直冲云霄——我就知道你这个废物点心从来都办不成事，根本救不了我！最后逼得徐世勣在自己大腿上割下块肉给这货吃以表明心迹，这不是个人渣还能是啥？
所以说，瓦岗从来都没有过一炷香，相反倒是山头林立、人心各异，效忠如投机。这样的团体在顺境时还能同谋，一遇逆境必然四分五裂，然后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在这个给谁打工都没啥区别，大势一去就赶紧跑路也没啥心理负担的年代，所谓的忠义必然是不存在的。甚至在交情都不怎么谈得上的情况下，让瓦岗的这帮家伙跟桃园三结义相提并论，实在是乱点鸳鸯谱。
再假设一下——如果贾柳楼真的烧过一炷香，情况会有什么不同吗？
直接给出答案：不会。
限于篇幅，理由只给出一个：只要看看那帮瓦岗英雄的出身就明白原因了。
前文说过，贾柳楼四十六友中的非虚构人物有18个，上过瓦岗的有11个。这其中老大魏征的籍贯到现在还有争议，所以家世自然搞不清。不过他的老婆出身顶级士族之一的河东裴氏——话说在当时别说士族与寒族通婚了，连不同等级的士族之间也绝不可能联姻。所以老魏的情况要么就是家世不凡，要么就是才能出众。所以才能在乱世中被豪门挑中当上了金龟婿，然后作为其代表掀起一方风云。
事实上老魏后来之所以成了著名的“人镜”，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是山东（指崤山以东）士族在大唐朝廷中的代言人。所以牛叉如李大帝也不敢轻易招惹他，所以在老魏死后，李大帝差点刨了他的坟头。
老二秦琼出身官宦世家，但在“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中属于门第较低的那一类，在投唐后始终混得不太如意可能就与此有关（当然也有一身伤病死得早的缘故）。
老三徐世勣出身高平徐氏，不算大门阀，但比秦琼门槛高；老四程知节出身东阿程氏，老婆则来自顶级门阀的清河崔氏，是典型的豪门女婿；老七牛进达的曾祖牛定曾任东魏上柱国，爵封平原县公，爷爷和老爹的官虽然越做越小，但他能娶到河东裴氏的澄城郡公裴神安之女为妻，也足以证明其家世不凡。
以上这几位的出身都算不上顶级士族，但与顶级士族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他们在每次面临人生重大选择时都能不犯错或知错即改，后来也都混成了大唐朝的顶级人物——如果这是巧合的话，那么也实在是太巧了吧？
相反，剩下的几位如单雄信、王君廓、王伯当、罗士信等要么出身寒族，要么身世不详。而他们的结局也与前几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就是都没能混出头，而且无人得以善终。
再放眼到当时的天下格局，率先掀起反隋大旗的无不是些身世卑微的小人物，如王博、窦建德、杜伏威、王世充（本是西域氐族，姓支）等，但最终无不替人做了嫁衣裳——到了大业十三年（公元622年），眼见着大隋朝这颗熟透了的桃子就要烂掉了，于是像李渊、薛举（河东薛氏）、萧铣（兰陵萧氏）、沈法兴（吴兴沈氏）这样的世家勋贵以及宇文化及、梁师都、刘武周这样的军阀豪绅才亲自下场，并接手了这场问鼎天下的饕餮盛宴。
所以别看在隋末那个乱世中你方唱罢我登场，但似乎始终都有一只隐藏幕后的手在默默操控。尽管大隋朝变成了大唐朝，但原来的既得利益集团仍然还是赢家，只不过换了一茬操盘手而已。
所以在这场赤裸裸的利益博弈中，瓦岗寨中点没点燃过一炷香其实无足轻重，也不会有任何改变故事结局的可能性。
就像徐世勣对单雄信说的那样：虽然咱哥俩的交情到了同生共死的程度，但是我已经决心以身许国，所以抱歉，你老兄还是先走一步吧。
这就是典型的世家子弟做派——理智的利益谋算永远重于感性的情绪，比如所谓的忠义。
当然了，老徐所谓的“以身许国”也不必当真。毕竟在那时只有家国而无国家，家永远在国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