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县八年 二 知青三年

1.上山下乡

自进初中以来，各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宣传， “知青”运动对我们这个50年代末出生年龄段的中学生而言，已是一项国家政策，不像出生于50年代初期、或70年代前已经上山下乡的“前辈知青”那样，是掀起社会变革的新鲜事件，要经历一次人生中巨大思想转变，在参与“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与什么旧教育制度彻底决裂，如电影《决裂》一样，打先锋上山下乡扎根农村去完成“三大革命”的改天换地的神圣使命。这些光环应当属于前辈知青！我家楼下的吴大姐（吴晓琪），正好1966年初中毕业，上山下乡到了乌当区水田乡，是真正的响应“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扎根水田乡六年后，以优秀知青推荐到贵州大学读外语系，成为文革大学复校后贵州第一届工农兵学员，毕业分配到省外贸局，80年代末移民美国。吴大姐的经历可谓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中国知青时代的“经典知青”。再如我老辈子中的兄妹，大都以光荣使命上山下乡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其中一个老辈子高中毕业，1967年到安县最艰苦的“高寒”山区茶坪公社，至1975年才招工下山进入工厂；而他一个用今天通常的形容，有着模特身材、电影明星模样的姐（不确切是姐还是妹），也到本县最边远的河清公社插队落户，另一妹妹好象也在同一个生产队落户，她们在1974-75年间才分别招工进工厂。一个家庭五兄妹三个当了知青，堪称知青时代的“经典家庭”。不管知青时代在新中国史上去如何评价它，如果作为时代青年中的人生选择，那么上述光环应当奉献给这些“前辈知青”。

到我们进入中学时，似乎不用去思考什么上山下乡的伟大意义，因为伴随着中学时代有太多的影视宣传和读物如《金训华》《红雨》《春苗》等，已将上山下乡转变成一项课本知识，而不是一个什么伟大的新鲜事物。受到这种教科书一样宣传教育的70年初进入中学的中学生，上山下乡已演变成一般城镇中学毕业生天经地义的义务。知青运动蓬勃兴起时，用红油漆刷在六中教学楼正面墙体上毛泽东主席为鼓励广大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提词“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已是斑驳的痕迹；而实际上用今天的话来说，知青运动带来的“负能量”在70年代初已在社会上广泛地弥漫开来，记得中学时还在学校的大会上听宣读毛主席给李庆霖的信，其中说“此事全国已众多，应当统筹解决”，并给李“寄上三百元，以聊补无米之炊”。因此，用不着什么“神圣使命”这样高尚的辞藻去鼓动中学生年轻的心灵和青春的躁动，上山下乡就是宿命。好像家长也这样认为，因为我说要下乡，家长也没做任何思想工作。

因此，我上山下乡的原因，没有前辈知青那种发自革命热情的高尚动机。除了上述无从选择的社会原因外，自已当时下乡有两个心思。一是当时最好的朋友蒋选武，竟然在初二读完后就莫名地“消失”了，过了好几个月后的春节，才知道去六技三线厂当了工人。同样莫名地“消失”现象也出现在进高一时，发现初中时很优秀的两个同学吴迈与汤跃，也上山下乡到了乌当区野鸭公社。上高一不久我们班组织的一次集体春游，就是应他们邀请，到他们落户的生产队“接受再教育”。他们的消失，启发了我也想模仿他们玩一次消失。当然，最重要的原因是，还是不想读书了。早在初二下学期时，就对本班班主任产生了严重的抵触情绪（原因在以后回忆“中学”一节中再讲），我们这个班三分之二的同学升入高中，成为高一新班级的主体，但还是初中时的班主任；当时班主任也被公认是六中最好的班主任教师之一。在还未开学时，当我知道高一还在这班主任领导下，就让母亲帮我重新调个班。母亲很诧异，说这个班就是最好的班了，为什么要调班？所以高一是勉强读下来，没有学习与当学生的兴趣。当知道高二后面临上山下乡，就在要结束高一时，父亲听说我想下乡，就帮助联系了老家，结果就找到叔叔工厂旁边的公社，决定下来。

图1 贵阳知青办发出的下乡介绍信（1975年8月18日）

在贵阳办理知青手续是由在贵州铝厂工作的蔚佰哥办理，还在知青办领取了一床棉絮，一顶蚊帐等物品。而接受下乡知青那边的相关手续是婶婶办理的，当时同栋楼毛校长的儿子毛羽，也跟我一样的方式下乡。他是五中应届高中毕业生，也是回老家乐山插队落户。我们属于“回乡插队”，是单独行动，因此，我们没有像电影《新闻简报》上经常看到的那样，知青集中起来召开盛大的群众欢送大会，没有佩戴过光荣花，没有乘坐集体的汽车载着沿街展示。只是跟着双方的家长，自己到火车站乘坐92次车先到成都，再转车往下乡目的地。我甚至连行礼都没有带。所以整个当知道的前奏中，我感觉是没有任何离开“组织”的感觉就当了知青。

2.没在生产队住的知青

我属于“回乡插队”，是上山下乡多种形式中的投亲靠友。但回的这个乡也不是我父亲老家安县花荄镇界牌公社的农村，因为那里我们已没有亲戚，无亲可投。而是插队到离县城更近的梓潼公社梓潼大队。这个公社有五个大队，其中两个大队——上清大队、梓漳大队在坝区，骑牛大队、大竹大队、柳坝大队在山区。我在梓潼大队第二生产队。

回想起来，我整个三年知青生活，绝大部份都是吃住在工厂（安县水泥厂）任职的叔叔婶婶家里，每天只是拿着工具去生产队劳动而已，经历的是一个半生不熟的知青生涯。

到下乡的生产队，已是8月下旬。因为是秋收前短暂的农闲时间，所以还无农事可做。本来利用农闲先可以建设好自己在生产队的家，可是，并没有一个家可建设。我所在的第二生产队，最多时期有五个知青，二个男生三个女生。我下乡那一年的前一年，最后一个女知青返城，再之前已有两位女知情离开，其中离开较早的一位在梓潼公社所属区桑枣区（镇）小学任教。这样，空出来的知青房子应当由我和另一个当年去的成都知青同住。生产队还在这住宅边分给了我一块自留地。但我去后才知道，当时生产队刘队长的妹妹占住了知青房，不愿意退出，那个先我一个多月到的知青，就只好住在他同一个生产队哥哥住房，没住处的我只好暂时住我叔叔婶婶家。这一暂住就是三年。1978夏天公社将知青收集一起办知青点，分散在整个大队八个小队的知青汇集成一个知青队，通常称呼知青点，才从叔叔家搬出进住到知青点。所以实际上我当了三年伪知青，也享受了三年福气。每天吃着婶婶做的好菜好饭，那生活品质是贵阳生活不可比的好。

虽然没能进住到女知青离开后留下的那栋房里，但原住在这里的那位早已到桑枣小学任教的女知青，也算熟悉。因为经常听男知青讲到她及她先生的事，在后来的岁月中有时她也到生产队来，所以也能见到。1975年时她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先生是桑枣中学的高老师，当时就声名赫赫。很巧的是1983年我到安县中学任教，高老师也在安中教书。安中时的高老师后面的回忆中再叙。而要说的是，他们的大女儿，成为我在安中的第一届学生，现在已是成都武侯区资深高级老师，著名的英语教研员。

与我同年来的那位知青叫李炳新，因哥哥李炳章也在这个生产队，他们一起住。原来两位“老”知青李炳章和兰白浪，是1972年由成都到此插队安家落户，这样三个人住。这幢知青房与女知青住房都是一个建筑模式（图2），三开间，每间房十来个平方。大门进去一间放置农具等杂物，另有一个大木柜储藏粮食。右侧一间做卧室，放三张床还有较宽的余地活动。左侧一间是厨房堆放柴禾。房前有一个10平方米不规则的小坝子，此外出门左侧有一个偏房，功能是猪圈兼厕所。房子建造质量都不错，建材是大小不一的鹅卵石，用三合土灰浆砌墙，只是与其他大多数社员家住户不同的是，房屋是木做栋梁，大竹做檐，房顶以麦草覆盖。刚去时不懂，问为何不用更长更厚实的稻草覆盖，原来麦草比稻草耐腐蚀，所谓传统建材谚语有“千年草万年竹”，其中的草就是麦草。房屋是建立在老河堤上，这道堤是从公社驻地那边延伸而来，蜿蜒近1公里到本生产队，但因废弃太久，堤垣残缺不齐，在还完整的段面上，建筑有三家住房，两端就是知青房，中间一户称为杨家院子。因院子占有河堤内外的土地，故是一个比较大的院子。一个单家独户，院子比许由多户人家组成的院子还大，大概与院子主人是“四清”前的公社社长身份相关吧，“四清”后被撤职成为公社的普通干部。

图2 2016年河堤上的知青房仍在，只是草顶改造成瓦片，外墙体也作了处理。

3.生产劳动 

下到生产队后不久，就是打谷子（水稻，当地习称为谷子）的时间了，也是一年四季中最累的劳动之一。整个八月末至九月上旬，十多二十天都是收谷子的日子。自己当时也没上心，不知生产队有多少亩田和多少亩地，全队有多少社员（居民）。但男女劳动力收割完全队田里的稻谷要20来天。整个收割劳动分为三个环节。普通工作是专门收割田里生长的水稻，往往是由女性与末成年男性负责。然后是负责打谷脱粒的劳动，一般由成年而强壮的男性承担。再一个是负责从田里将脱粒后的稻谷转运到小队仓库，这是动力量最重的工作了，一挑“水谷子”——刚从田里脱粒下来的谷子上百斤，田地离仓库远近不一，最远外近1公里。所以一般是强劳力承担。开始我与一同去的知青，所做的活是收割水稻，而老知青既可收割，也可参与打谷子工作；打谷子这是种“技术”活，须要掌握动作摆动与用力分寸，既要有力将谷子完全拍打进拌桶里，又要不在舞动禾把时不将谷子抛洒在外。同时劳动量比较大，一般是男性“劳全力”做，但有也有较年轻的女性“全劳力”做。

收割时间一天分三个时段，六点半左右出早工，然后到8点过歇工，也是吃早饭时间，然后10半左右又出工，直到1点过2点。此时及稍后是太阳最大的时间，所以收工做午饭。4点后又开始收割，直到近黄昏，这是一天连续劳动最长的时间。当时年轻，太阳烈日与持续的弯腰收割还难不倒自己，主要是稻穗上的芒锋落在身上比较难受，要好长一段时间因感官麻木了才适应。而且劳动一般是与同时去的李炳新肩并肩收割，所以两人还开展“劳动竞赛”，比谁进度快。

第二年收割时，我已可以参加打谷子工作了。才发现，打谷子其实也不比收割劳动量大好多，而且在拿放置在田地收割好的稻把时，或者将拌桶里的稻谷装箩时，还是瞬间休息的机会。只是拌桶很重，田里收割的推进，拖拉也要跟进，位移拌桶时要较大的力气。拌桶一般都是用寸板（3公分厚）做四个壁面，大小两个平方左右，高近1米，加上里面还有脱粒了的谷子，所以很重。而第三年收割稻谷时节，我也有时挑谷子进仓库。知青可以不做这个很累的工作，也没有人会说二话，但当时有一种荣誉感，觉得能挑谷子是一个男性成熟社员的象征。

收割完后，即是一个短暂的轻松劳动时间，即晒场，每天部分人在晒场工作，工作主要也是两个环节。先是把水谷子一箩箩地挑到仓库前的晒坝上，然后用专用工具耙将谷子摊开铺平，经过一定时间太阳照射后，再用耙在上面翻动一次。通过几次反复翻动直到谷子基本脱水。另一部分人的工作就是将晒干的谷子放进风车，然后搅动风车吹弃杂质，谷子就成为了可以过冬、可以交公粮的成品谷子。

每年10月中旬，又开始了一段农忙时节，所谓书面语“秋种夏收”，即种植冬小麦与油菜，当地通常称之为点小麦、栽菜籽。小麦与油茶播种面积的比例是多少，我也没有在意过。但生产队也会留下一部份田冬天休耕，只是撒上一种称之为“苕子”的绿肥植物。点小麦的工作比起收割稻谷活轻松许多，由牛将田翻起，然后大家用锄头将其捣碎，直至面土细碎，然后或起沟或挖坑，将麦种放进，再用肥土掩盖上土。肥土是早已准备好的人工搅拌而成的细土。栽菜籽就较为复杂，先是要育菜秧，然后将其移栽进经过与整理小麦地一样后的田地里。程序是用小锄头挖坑，再将菜秧苗放入，用土培好。这两项工作大致也要20天左右。这不是一个固定时间，只要不误农时即可，所以可快可慢。

完成了冬小麦与油菜的点种工作后，也到了11月下旬了。这项农事完成后，接着是殡洋芋，红薯。我们生产因临河坝，有许多河坝地，地里土层薄一点的主要用于种植豆类，土层厚一点的种植红薯或者洋芋。这此工作也在一月间完成。就进入冬闲时间。冬闲时队员有外出打工习惯，如去松潘或者茂纹藏区工作，有远到青海的，但我那个时期已很少了，因为大家可以就近在水泥厂打零工。

农闲期间主要农事是麦田与油菜田的田间管理，松土、除草、施肥，但相对于秋收与秋种而言，都是不紧不慢地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