菩提座岂一家物,那是法雨寺住持本家物！

梁启超先生在《清代学术概论》里面说，要“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而现在我经历的，也正是这么一个过程。我不停地阅读，写作，下结论，又不停地发现自己观点的错误，又不停地修正。很多时候，阅读历史，可能就是被故人蒙蔽了。

因为“华钟度水”的关系，我知道了福建漳平的许氏三兄弟。而正是这三兄弟，导演了这一场似真非真的故事。我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他们公然作假，但是拉抬吹捧是肯定有的。撰写山志的缘起，正如我在前文中提到的，已经表露了作者许琰的不诚实。而现在回头再来看这部山志，却处处可以看到打压他人，拉抬自己兄弟的痕迹。

我们先来看他的族弟法泽（明智），在这部山志的卷十五艺文中有一篇邵基的《法泽和尚传》。单就给活人写个传，就已经是鲜见的事情了。传里说他俗姓许，福建漳平人。母亲生他时，梦见菩萨送她一朵白莲花，于是他就出生了。从小就素食，不吃荤。十九岁受具足戒。二十九岁来普陀山礼拜别庵（性统），别庵就是那个康熙间重建法雨寺的大和尚。但别庵此时正好圆寂。他的徒弟在璿就把别庵的衣服念珠传给法泽。到见灴做住持，就请他做监院。说他“宽和悦众，调御得宜”。

之后见灴屡次要让位给他，他自谦辞之。之后，就是雍正九年的再次兴建，他出力尤多。好玩的来了，传的后面讲性泽邀邵基撰山志，邵基允诺了。但不久调任。法泽这辈子可能就干了这两件事，修庙和修志，一为立功，一为立言。

显然这篇传记是为了山志而新写的，且邵基是宁波人，他怎么能知道福建子法泽那么多事情呢？当然是有人口述给他了。由此可见，法泽长袖善舞，丝毫不肯放过能为他张目的机会，也确实称得上是“调御得宜”。

为什么法泽要再三托人写山志呢？黄应熊和邵基都说是法泽觉得雍正时的扩建，规模宏大，要撰本新志来纪念下。但，雍正年九年（1731年）距离上一部裘琏的《南海普陀山志》（裘琏法雨寺本1699年刊行，朱谨、陈璇普济寺本1705年刊行）刊行不过二三十年。除了增加点雍正扩建的记录，还能有什么新的东西呢？我是这么想的，但是法泽的族兄许琰就不是这么想的。现在就轮到许琰登场，看看他如何编排。

他的一番苦心，实际上不用看具体内容，他都已经写卷首的凡例里面了。他足足写了二十三条凡例。他将在此之前的盛熙明、侯继高、周应宾的山志称为旧志，将二三十年前的裘琏和朱谨、陈璇的山志称为前志。

或问，前志与旧志不是差不多意思么？但许琰不是这么认为的，他认为前志是前志，旧志是旧志。将前和旧做了一个区分以后，他就对旧志稍稍带过，开始褒贬前志了。一共二十三条凡例，批驳前志的达十三条，已占去一半。前面数条还客气地称前志，毕竟前志作者是三个，到后面直接称裘志，指名道姓冲着裘琏而来了。你说如果裘琏本人看到，会不会跳脚。可惜，裘先生在雍正七年（1729年），也就是普陀山扩建那一年已然死了。无怪乎许先生骂得这么心安理得。

来看看他都是怎么具体怎么批评前志的：说前志海山并提，主脑不清，改掉；说前志只讲山，而不强调菩萨道场，改掉；说前志都记了些和菩萨显灵无关的山，删掉；说前志列举太多朝廷颁赐，删掉；说前志讲古迹太少，专门列一目浪费，删掉入别目；说裘志（由此条开始就直接称裘志了）只讲佛，不讲仙，从旧志补足；说裘志对花卉考证有问题，改；说裘志事略都是写自己的，改掉；说裘志拿前明的碑刻列入艺文，改掉入旧章；最后四条说裘志收入无关的文艺作品太多，删掉，把旧志里的补进来了。其实这些东西，只是作者裁剪得当的问题，又或是学术立场的不同，实在不值得放在凡例里讨论。

我在这里只是挑了每条的重点。许琰的原文更为不堪，隔着纸都能闻到火药味。文末，他煞有其事地自我批评了一下：“改蔓为洁，删繁就简，某有罪焉耳！余实不佞负愧大方矣！”如果翻译成白话，就是：裘先生，不好意思啦！

在我看来，许琰用力去抨击一个已经作古且晚节不保（裘琏被人怀疑参与康熙年间废太子的拥立，死于狱中）的庶吉士同僚，在学术圈子里，也是常见的事情，只是不太厚道而已。只是他用普陀山志做工具，未免有点小人。

要命的是，他把其他高僧对于普陀山的贡献连同他们的名字和著作都抹掉了。凡例第十三，他说负担康熙年间重建任务的前后两寺住持潮音和别庵因为各自有语录与全集，他们的作品就“不登载入志也”。这么轻轻一笔，就抹去了。

然后对于佛门的宗派、谱系，说了一句“菩萨无亲，惟德是辅”，就只剩各寺住持算是惟一继承大统的了。也就是说，只有他族弟法泽这样的身份才是嫡传，其他人都靠边站，连山志都进不来。果然，我们可以看到在具体的山志里，讲两大寺的卷三梵刹，看不到历代祖师如何建寺，直接就开始康熙时期的重建了；卷六法统，普济寺直接从真歇禅师开始，法雨寺从别庵大师开始，别庵大师都是康熙时的人了，那前面的那些大师们呢？都在卷七禅德里面。大智大师亲手创建法雨寺的前身海潮庵，居然在列不到法统里面。我觉得他这么做，是不可原谅的。

裘志十五卷，许志二十卷，删掉那么多东西，反而还多出个五卷来。其实据我看，实在没多出多少东西来。裘志法统、释系为一卷，许志就分成两卷为法统、禅德；裘志法产、方物为一卷，许志分为两卷。艺文裘志四卷，许志变五卷。

值得一提的是，艺文卷，本来去时未远，又被删改，拿什么来凑呢？那就现写！上文提到的法泽的传记就是一例。艺文卷十五，最后那几篇文章，清一色是许琰自己的作品，共计五篇，跟在法泽的传记后面，其中三篇是关于他的族弟的。单单靠文章编排还是不够的，接着就开始凑故事。我想，华钟度水这个故事就是这么产生的。还有给庄士敦留下印象的那只法雨寺的通人性的山羊，被记在方物里面。但是没有像庄士敦说的点了住持的名字，只是说属于法雨寺，也算是比较隐晦了。

学者于君方在评价许琰的这部山志和之后道光年间秦耀曾的山志时说，两部山志的编纂各有偏袒一方的立场。这实在是一个有见地的判断。他这里讲的是普济、法雨两寺各自攻击对方，造成了有些史料的选择性录入。但是，裘琏的山志，就是出于法雨寺。许琰攻击裘志，显然不是针对普济寺，而是为了给他族弟求个千秋万代，永垂不朽。只是他搬弄是非在先，才有了日后道光年间普济寺的反击。普济寺能隐忍这么多年，尚不忘报这一志之仇，实属不易。

邵基在法泽的传记里说他是名家子弟，若不出家，也能光耀许家门楣，他也不是无所事事、百无聊赖才来普陀山出家的，是天要他出家的。对，他的确没有在为匹夫的时候光耀门楣，但是他在普陀山上以另外一种方式替许家争了光！许琰在凡例里说：菩提座岂一家物乎？的确，菩提座不是一家之物，而这部乾隆年间的菩陀山志，怕真的是你们许家的物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