脊背上的童年

作者:胡杨枫渊

自二爸把我从外公家接回村子里上小学开始,就意味着我的童年该结束了。

每天清晨,我上学出门时的第一眼总能看见二爸一个人站在高高的硷畔上眺望着远山。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每天都要起那么早,连那东山头上的太阳还不如他哩——遇上天阴雨湿,太阳就偷懒不出门了,至少人们看不见太阳红彤彤的大圆脸了。而我的二爸却不管刮风下雨,也不管春夏秋冬,总会守时准点地进入我的视线。在这以前,二爸已经把我们家的院里院外都打扫得干干净净了。

记忆像一幅《指点江山》的肖像画,长久地矗立在我的心头,直至今天。

奶奶因病过早地离开了人世。要是放到现在,奶奶的病情也就是几瓶液体里加上些能量便可解决了的事情。可是在那个年月,农村的交通极不方便、医疗技术十分落后,农民的思想观念也跟不上趟儿,小病硬撑着,大病久拖不治。一个小小的发烧感冒硬是能拖成肺炎、肺结核之类的重大疾病,甚至是癌症之类的不治之症!最终要以付出生命为代价!——奶奶便是以这样的方式走完了她刚过不感之年的生命旅程……

那一年二爸才十二三岁,小学五年级还没毕业。

听父亲说,奶奶的后事三天时间就办完了。成了光棍汉的爷爷催促二爸回原学校念书去,省得他一看见二爸就会想起去世的奶奶而悲痛。二爸却执拗地选择了辍学回家。幼小的我便成了二爸的铁杆儿跟屁虫,那时候我还不懂得人生的生死纲常。

春天,二爸背着我走进山里挖野小蒜,带回家能当蔬菜吃;夏天,二爸背着我来到崖头地畔上挖柴胡、细辛、子母等中草药,晒干了能卖钱;秋天,二爸背着我到山梁上去捡红枣,顺便在回来的山路上捡一筐农业社收秋时散落在黄土地上的糜子和谷子穗儿;冬天,我俩穿着厚厚的补丁摞着补丁的黑棉衣、黑棉裤,到场畔的雪地里去套麻雀、逮野山鸡。

和二爸在一起干过的那些事,充其量我也只是一个忠实的的旁观者罢了,没有我什么具体行动,听二爸的指挥安安静静地待在那里就行了。不然,他就什么事也干不成。幼小的我还能干成什么事呢?用二爸的话说能跟着他出来,不给他添乱,那便是阿弥陀佛烧了高香了。

春天进山野里挖野小蒜的时候,起先二爸的肩上扛着一把大撅头,臂弯里挂着一个柳条筐,我是什么东西也不用拿的,呼哧呼哧地流着鼻涕,揪着他的后衣襟几近小跑。没走多远,二爸就调整了负重,把我背在了他的脊背上,把撅头放进了柳筐里,用另一只手臂提拿着,我们一起往山野里走。

半尺高的野小蒜苗被二爸一撅头挖下去,绿的叶、白的干、杏核般大小的茎和一撮细嫩白皙的根须就随着泥土被整苗挖出了出来。二爸提留着野小蒜苗递到我的手中,让我放到柳筐里去。

接近晌午时分,也就是城里的孩子们快要中午放学的时候,二爸把撅头一撂,坐在满满的“一青二白”的野小蒜苗柳筐前,长长地嘘一口气。这时候,二爸累得满头大汗。我闻见二爸额头上的汗渍都是一股野小蒜苗的味道。他那一双沾满了泥土和野小蒜苗色素的大手,擦汗时把馨香的味道留在了额际。二爸一把把我搂到他的怀抱里,在我的小蛮腰上挠痒痒,我俩的笑声欢快地跳下了崖畔,飘进了空旷的山沟里,长久地回荡。

母亲在村头的老井沟里把这些白白绿绿的野小蒜苗淘洗得干干净净,拿回家里,用切菜刀把它们剁碎,再给它们撒上一把食盐,搅拌均匀,便成了一瓷盆极佳的下饭菜。

拿一个早晨新出锅的窝窝头,夹一小勺野小蒜末,不亚于今天的城市里新推出的肯德基香美!而在中午和晚上的稀糊糊饭里再加上一小勺野小蒜末,那个香呀!简直能把人们的肚皮给吃撑哩!

每当夜幕降临,二爸就拉着我的小手,领着我来到农业社饲养院的石窑洞里,找四爷爷给我们讲故事。

一个半拉子老私塾生给一个新时代的小学五年级肄业生和我这个尚不堪人事的小跟屁虫讲中国古老的关于神神鬼鬼的民间故事。

在煤油灯点亮的昏暗的石窑洞里,老小三个男人都躺在铺着羊毛毡子的土炕上,好不惬意。

——接着上一回,布谷鸟开始吼叫“播谷、播谷”的时候,长工魏小子就和地主家的大女儿申娇娇扛着铁犁耙、牵着大黄牛,到地里种谷子去了……

听着、听着,我便躺在二爸的怀里头睡着了。迷迷糊糊中,也不知道是在夜里的什么时候,我又趴在二爸的脊背上回到了家里。有时候,二爸就直接把我背回了他和爷爷共住的土窑洞里。一觉睡到第二天,太阳能照在我的光屁股蛋子上哩。

日子就这样极轻易地过去了两年。在我过完五岁生日以后,外公把我接到了他的身边。

农业社分到每家每户的粮食越来越少了。村庄的沟渠里和山峁上长着的山榆树还没等长出榆钱来,树皮就被饥饿的乡亲剥光吃掉了。田埂上的草根也被挖光了,大坝里放完了水,大小鱼儿全都被社员们分吃了,孩子多的人家甚至还到地头上的老鼠洞里去挖糜子穗和谷子穗,拿回家里吃。人们的脸色变得越来越浮肿、越来越蜡黄、越来越难看了,就连农业社里的耕牛和拉车的毛驴也要隔几天杀掉一头分着吃。那真是一个青黄不接的饥荒年呀!

我的两个小弟弟一个比一个大两岁,正处在嗷嗷待哺的年龄,可给我们家出了一个大难题。虽说我们早已从爷爷那里分家出来另立了门户,可打断骨头连着髓,血缘上亲着哩!爷爷常常要三碗两碗地给我们接济一些粮食吃。

爷爷在农业社里挣得是满工分,二爸也成了半个劳动力。在陕北高原上生活的人们大都清楚,饥饱全是靠天给饭吃。老天爷的心情好了,一年四季风调雨顺,收成自然是极好的,吃饱肚子不成问题;老天爷心里不乐意了,给你个脸色看看,干旱数月,种进地里的种子干脆就捉不住苗,到秋天又是阴雨绵绵,庄稼颗粒无收。

我们村里还好一点,农业社在村头打了一个大坝,天旱的时候还能给园子里浇上水,水地里的高秆农作物就有了丰收的保证。遇到雨涝天年,赶紧再往山地里补种些蔬菜之类的东西,哪怕是晾干了放到冬天熬菜汤,也是有得喝呀。土地的作用完全颠倒了一个个儿。

这种光景,外公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的,一跺脚索性就把我接到了他的身边生活。算是给我们家、也给他唯一的女儿——我母亲减轻了一张嘴的负担。

农村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一实行,农民在土地上像变戏法似的,当年秋天就收获了满仓、满瓮的金灿灿的粮食。过年时节终于可以吃到自家喂养的土猪肉、山羊肉和土鸡蛋啦!人们在酒足饭饱之后夸张地撩起来黑色的棉衣大襟,摸一摸圆鼓鼓的大肚皮。

那时候我已经长到了七八岁大小,父亲想把我接回家里送到村子的公办小学里去念书——尽管外公舍不得我走,我也舍不得离开外公。

父亲到外公家来接我回去的时候,我使了小性子,撒腿跑到山里面躲了起来。直到夜幕降临,我才害了怕,回到了外公家里。外公告诉我,父亲撂不下家里的营生先回去了,他们翁婿俩商量成了——明天由我二爸前来接我回去,开学念书的时间不等人呀。看来,我也只能再与外公住一晚上了。

二爸已经长成十五六岁的大小伙子了。爷爷给他买了一群白山羊,让他放羊他不放,只好跟着我的父亲和母亲——他的哥嫂,在我们家的自留地上干农活。

二爸是在上午羊走时分到得外公家。一见面,就用他那粗糙的大手掌抚摸着我的后脑勺,说我又长高了不少。我却红着脸紧紧地抱住二爸的胳膊摇。

在回家的山路上,二爸和我在明长城遗址下驻足休息。他指着山脊上若隐若现的古长城遗址,给我讲述起“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在我幼小的心灵上第一次种下了生离死别的悲痛情感,以及对先人创造的伟大古迹的敬畏。偶尔遇到一处在路边被山洪推开的大沟渠时,我会往下面扔一些土石块,惊起一群花花绿绿的野山鸡向沟深处飞去。那种起飞时的聒噪声和起飞后滑翔般的飘逸,带走了我无限的遐想与羡慕。

也曾在一棵古老的白杨树下走过,二爸看着我说,他还十分留恋上学的时光,叹息着要我走进学校后好好念书。如果不是奶奶去世的早,他一定会上完初中再去上高中的。

回到村子的地界上时,二爸拉住我的手说:“来,让二爸再背你一次吧,等你念上书,我就再也背不成你了。”

趴在二爸的脊背上,随着他蹬腿起身的那一动,我的泪水一颗一颗地落进了他的脖子里;二爸的泪水也一滴一滴地掉在了高原的土地上。

哦,我的童年——那一段最美好的时光竟是在二爸温暖的脊背上度过的!


作者简介:胡杨枫渊,本名武俊祥,男,汉族,70后,军校大学文化, 陕西省神木市人。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榆林市作家协会会员、榆阳区作家协会会员、榆林市长城学会会员,西北大学作家班高级研修班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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