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陕西关中平原的一个小县城，县城很小，从东头到西头步行也不过20分钟，民风淳朴，简简单单的地形，简简单单的人心。
小县城虽然小，但也数十万人，早些年，还没有那么多人赶着去大城市买房就业，小县城倒还显得热热闹闹，乡村里也都还是壮年男女吆五喝六的种地养家，小孩子们上山下坡的挑野菜、掏鸟蛋。
一到夏天，乡里的瓜农们用架子车拉着已成熟的西瓜去集市上卖，提着一杆绝不缺斤少两的秤，车头塞一把切瓜刀，就那样一路跟人打着招呼，一路卖着西瓜赶往县城。
小县城东头是一家木器厂，厂长姓高，一个很正直的生意人，高高瘦瘦，看着挺帅气的一个小老板，厂长老婆叫赵小芳，白白胖胖的身型，一看都很招财的一个女人，很会说话，开了一个家具店，招揽生意很有一套。
赵小芳生育了四个孩子，全靠着这小小的木器厂养着一家大小。
而我，就是赵小芳的四女儿——高小月。
再往上，是大姐高小涵、二姐高小洁、三哥高小宇。
我出生在八十年代末，据说那个时候还很困难，而我的出生，就像一场无人问津的简单事故，像极了我后来的人生。
听姐姐们说，我是夏季出生的，那天妈妈从打谷场上刚刚干活回来，端起碗还没吃两口就有了反应，因为前边已经生了三个孩子，所以妈妈特别镇定，打发爸爸去叫村里的产婆，自己则爬上炕等待生产。
时间已是黄昏，在哥哥姐姐的记忆里，那天带着血腥和绝望，也带着新生的希望。在那个黄昏，哥哥姐姐们一边看着在炕上翻滚的妈妈，一边拍打着窗户喊着爸爸。
妈妈在炕上疼得满头大汗，甚至顾不上年幼的孩子们，就这样生下了我。
“你出生时可丑了，脏脏的，身上还有血，可吓人了。”大姐对那天的状况记忆犹新。
“还是我给你盖的小被子，才没把你冻着。”
与大姐的记忆犹新相比，哥哥倒没太大印象，他只记得从那天起，他不能再时时刻刻窝在妈妈的怀里了。但从那天起，他多了一个小妹妹，此后的数年里，像一条小尾巴，始终跟在他的身后，甩也甩不掉。
在妈妈的眼里，那天却是稀松平常的一天，平常到她忘了那是何年何月，所以后来的我，一辈子也不知道自己的生日是哪天。
在我无数次追问妈妈时，总是一样的答案。
“那天是哪天？好像是个夏天吧！”
“那到底是几号？”
“我肚子那么疼，谁还能顾得上看时间？”
“我爸呢？我爸就没看看时间？”
“你爸跟产婆聊天去了，他回来我都生了，就给了产婆10块钱打发走了，咦，就不应该把钱给产婆，又没给我接生。”
“那你都不产检的吗？”
“那个时候谁还产检啊？都自己在家里生。”
所以，我只知道我属兔，是哪年出生的，大概是五月，具体几号，没人能清楚。
在我出生第三天，我和外婆见到了第一面，这个精明的小脚老太，听说我出生之后，她第一时间为妈妈做了打算，并在第三天来看“我”的路上实施了自己的计划。
是的，外婆打算把我送出去。她的理由很充足：上边已有两个女儿，老三是个儿子，不愁无后，女儿么，要这么多干什么？还得多吃一口粮，哪里养活得起。
外婆苦口婆心的劝着妈妈：“我找的这户人家好啊，家里有两个儿子了，就缺个女儿，娃给他们，吃不了亏。”
在外婆的怂恿下，妈妈有些动摇了，但好歹是个孩子，还得看看爸爸的意见。
外婆笃定了爸爸会同意，全然做好了送我走的准备。
晚上爸爸下班回来，听说这事以后，坚决不同意，理由也很充分：“生了四个娃，就这个娃长得最好看，白白胖胖的，一看以后就是个大学生，吃饭嘛，她能吃几口？养得起。”
于是，我在爸爸的豪言壮语下理直气壮地留在了高家，外婆在爸爸的软硬不吃中负气回了舅舅家。
婴儿时期的我，很乖，知道家里有很多人，也知道大家都很疼我。
看着拽拽地不太说话的是爸爸，天天抱着我哄来哄去的是妈妈，每天上学来去匆匆的是大姐，妈妈做饭时把我抱在怀里哄的是二姐，虽然二姐那个时候也才四五岁，小皮猴一样的小男孩是哥哥。
我出生了，我的家庭成员已满，未来的人生里，这些人都成了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份子，天南海北的挂念着。
世上多了一个我，但我还没有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