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莉·杜因筋疲力尽了。她和哥哥史蒂夫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经营的养老院“克里斯特琳之家”因新冠肺炎疫情而瘫痪。3周内，有8名老人离世。为了保护自己，工作人员借来万圣节“医生”套装，把里面的外套和护目镜穿戴起来。
没有援助到来。杜因请求医院从她这里把感染新冠肺炎的老人们接走，但被拒绝了。她告诉美国《纽约客》杂志，有时，医院叫她给病人注射吗啡缓解痛苦，静待死亡降临；还有一次，叫她只管“祈祷”。
7月1日，在比利时佩吕韦尔兹的一家养老院，理查德·约瑟菲亚克（右）隔着塑料膜与女儿“亲密接触”。图片来源 新华社 综合编译 袁 野
4月10日的清晨就像一场噩梦。
一名老人在深夜1点20分死亡。3个小时后，另一人死亡。早上5点半，传来第三个死讯。夜班护士放弃了拨打急救电话。
89岁的艾多卢拉塔·巴尔杜奇在新冠肺炎中痛苦挣扎。她儿子弗兰科·帕奇奥里叫了救护车，恳求把母亲送进医院，但只得到了吗啡。
你妈妈会死的。就是这样。”医护人员对帕奇奥里说。他们离开了。
8个小时后，巴尔杜奇死去。
疫情快速蔓延、医疗设备短缺、被政府遗忘……悲惨的故事在养老院里司空见惯。《纽约客》称，在比利时，医院有时拒绝收治老人，哪怕病床闲置。巴尔杜奇去世时，该国的重症监护病床满床率不超过55%。
“他们不接收老人。”杜因说。
每三例新冠肺炎死亡病例中，就有两例来自养老院
英国《卫报》称，比利时是新冠肺炎死亡率最高的国家之一，部分原因在于养老院。截至8月初，比利时有5700多名养老院居民死于新冠肺炎。在疫情最严重的3月至5月中旬，每三例新冠肺炎死亡病例中，就有两例来自养老院。
比利时不是唯一忽视养老院的国家。美国有40%的死亡病例与长期护理机构有关；西班牙正在调查一些老人被遗弃在养老院致死的案件；瑞典传出了急诊医生拒绝老年病人的案例；在英国，政府要求数千名住院的老年患者（其中包括新冠肺炎患者）回到养老院，为可能出现的患者激增腾出病床。
《卫报》称，在比利时，养老院一度被排除在核酸检测范围之外。政府的口罩和防护服姗姗来迟，且质量堪忧。一家养老院的管理人员不得不穿上了雨披。另一家养老院从一名员工身在越南的父亲那里收到了5000个口罩。
眼见形势如此严峻，无国界医生组织向该国派出了长期在战乱地区工作的专家小组。据《纽约客》报道，3月25日，专家们抵达离欧盟总部只有几公里的佛勒斯养老院时，迎接他们的是消毒剂的味道和寂静。
10天里，这家养老院有17人死亡。缺乏防护设备，医用氧气快耗尽了，一半的员工感染了新冠病毒，院长和副院长都已病倒。一见到专家小组，代理院长就瘫在椅子上哭了。
“从没想过，我会在自己的国家跟无国界医生一起工作。太疯狂了。这是个富裕的国家呀。”曾在南苏丹和海地工作的比利时护士马琳·通德尔觉得，养老院被遗忘了。
“我们花了几周时间寻找谁该对此负责”
今年2月，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意大利北部时，比利时官员几乎没有表示过担忧。卫生部长玛吉·德布洛克花了1个月的时间淡化风险。
“新冠病毒攻击性并不很强，你得对着别人的脸打喷嚏才能将病毒传播出去。”《纽约客》援引她在3月3日的发言称，“等到升温，病毒可能就会消失。”
尽管世卫组织强调了制订计划保护养老院的重要性，比利时是养老院居民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该国卫生部门仍然表示，没有理由担心。
比利时的特殊情况也放大了风险。《卫报》称，比利时有9名卫生部长、6个议会。联邦政府在疫情中起协调作用，但养老院归地方管辖。
“我们花了几周时间寻找谁该对此负责。”联邦高级卫生官员佩德罗·法康在8月说。 随着疫情蔓延，地方政府在3月中旬开始向养老院提供建议，但仅仅是建议，物资几乎没有。养老院被建议重复使用口罩。
病毒检测能力不足，卫生部门决定仅对重症的住院患者进行检测，其他人居家休养。这意味着，养老院无法送走病人。
“我们得靠边站。”布鲁塞尔一家养老院的负责人对《卫报》说。
医院不再接收养老院的感染者
比利时于3月18日进入“封城”状态，此时，已有数十名老人因新冠肺炎死在养老院。3天后，91岁的范·佩特海姆从“克里斯特琳之家”被送往附近的医院，她的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
杜因兄妹以为老太太会留下住院，但她在3月27日被送回来了。医生说她“症状稳定，可以回去”。
身穿防护服的医护人员用担架把她抬到“克里斯特琳之家”门口，史蒂夫戴上医用外科口罩迎接他们。
“你只有这个口罩吗？”医护人员问。史蒂夫点头称是。
“祝你好运。”他们说。
范·佩特海姆从新冠肺炎中幸存下来，于7月去世。没人知道她是否令养老院里的感染者增加，但老人们陆续离世。
比利时政府意识到出了问题。“从医院回来的一些人被感染了。”法国《费加罗报》援引政府紧急委员会3月25日的文件称，“有几个疫情点是这样造成的”。 委员会建议给养老院居民做检测，并建立“方舱医院”。这个建议在扯皮中无果而终。4月8日，政府就一项权宜之计达成一致：挑选一批养老院进行试点检测。五分之一的受检老人检测结果呈阳性。 此时，已经有2000多名养老院居民死亡。与此同时，医院悄悄停止了从养老院接收感染者。
“如果她能进医院，也许可以活下来”
4月9日上午，联邦政府顾问安德烈正在为每日新闻发布会做准备，媒体记者提前向他提出的问题让他吃惊：养老院居民很快就能去医院了吗？
“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安德烈博士回答，“他们当然可以。”
事实却是，有新冠肺炎症状的养老院居民一次又一次被拒绝住院，哪怕医生评估他们有希望康复。无国界医生对《纽约客》表示，在其部署期间，比利时约30%的养老院报告了此类问题。
政府数据也表明，在疫情初期，养老院居民近三分之二的死亡发生在医院里，随着危机蔓延，这个数字却直线下降。《费加罗报》称，在疫情最高峰时，只有14%的重症养老院居民能去医院。
没人知道有多少死亡可以被避免，但医院总是有空床。政府顾问尼尔·亨茨表示，即使在疫情最严重时，该国的2400张重症监护病床中也有1100张空着。
“转诊医院指示医护人员，不接收超过一定年龄的病人，通常是75岁，有时低至65岁。”无国界医生在7月报告称。
《费加罗报》称，一些联邦高级官员和地方官员承认有这个问题。对此，卫生部长德布洛克拒绝置评。
“养老院的人认为，打急救电话已经不值得一试。”布鲁塞尔圣皮埃尔医院首席流行病学家夏洛特·马丁对《纽约客》说，“他们（养老院居民）本该第一批住院，但他们就这么被遗忘了。”
“克里斯特琳之家”正在慢慢恢复，但阴影仍在：14名老人被证实死于新冠肺炎，一位老太太在隔离期间因抑郁自杀。
母亲被医院拒收的事一直困扰着帕奇奥里。“如果她能进医院，也许可以活下来。”他说。
卫生部长德布洛克谈到养老院时，仿佛它们是政府成功抗疫过程中一个不幸的注脚。
她指出，比利时的病床从未不够用。“我们在正确的时机采取了措施。”《纽约客》援引她的发言称，“我们可以为此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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