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三次长沙会战等大型战役，浙赣会战似乎在抗战中的影响力不大。
可事实是，浙赣会战是日军自武汉会战出动140个大队参战以外，另一次集结大量兵力发动的会战。前后共有82个大队的日军步兵投入到战场，这还不包括日本空军。
可会战的结果依然差强人意，82个大队的日军不仅铩羽而归，而且还创造了三个记录：
其一、现任师团长阵亡。
其二、一个大队士兵误吃桐油集体中毒，失联长达36小时。
其三、主帅竟然瞎了。
浙赣会战爆发的历史背景
1942年4月18日，一支由16架B25中型轰炸机组成的美空军编队由杜立特中校指挥，从“大黄蜂”号航母上起飞，轰炸了日本东京、名古屋、大阪、神户等地后，飞至中国浙江的衢州等地机场降落。
这次突然轰炸引起日本朝野和本土陆、海军一片震惊。
日军大本营认为，由于杜立特此次空袭日本成功，美空军在日后定会以太平洋上的某个岛屿或航空母舰为基地，起飞轰炸日本本土，然后再飞往中国沿海机场降落；或者从中国沿海机场起飞轰炸日本。
日军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
抗战初期，中国空军在与日本空军的反复搏杀中已经损失殆尽。
二战爆发后，中国空军在盟军的支持下开始重建。短短时间内，就在浙江、江西等地建立了机场群。
特别是位于浙江丽水、衢州、玉山等地的机场，飞机从这三座机场起飞，航程足以覆盖日本。
鉴于此，日军大本营决定发起轰炸浙江机场群的作战。
为了加强作战力量，日本大本营从南方军抽调了第62飞行战队（重型轰炸机）到南京；第90飞行战队（轻型轰炸机）到广州；第84飞行中队（双座战斗机）到广州，由中国派遣军统一指挥。
空军的力量倒是足够了，可东条英机却认为，这还不够。
为此，他又命令中国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调集陆军，配合空军摧毁浙江机场群。
浙赣战役由此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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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的部署
1942年4月21日，日本大本营通知中国派遣军准备“浙江作战”。
当时，日军第十三军已经下达了定于4月25日开始的第十九号作战命令，作战目标是顾祝同指挥的三战区。
日军大本营命令畑俊六发起的“浙江作战”，作战目标是摧毁浙江机场群。
接到命令后，畑俊六很不以为然。
如果按照大本营的命令行事，进攻三战区的日军主力第十三军就要面临着重新调整部署的麻烦，会给第十三军的指挥造成困扰。
为此，畑俊六向当时日军参谋总长杉山元提出建议，希望第十三军仍按照原计划行事。可却遭到了杉山元的严词拒绝。
虽然遭到杉山元的拒绝，但畑俊六却并不准备服从命令。
在他看来，浙赣地区的三战区才是日军的心腹之患。当务之急的事情应该是歼灭顾祝同的三战区主力，而非摧毁浙江机场群。
日军第十三军司令官泽田茂与畑俊六持相同观点。二人均认为，即使此次摧毁了浙江机场群，待到他们撤走，很快就会被中国部队修好继续使用。这是其一。
其二、要想使浙江机场群在以后不能发挥作用，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派兵占领上述地区。
畑俊六是日军老资格的将领，担任日本陆相的时间还要早于东条英机。现如今，这位后任在自己面前指手画脚，他心里很不痛快。
因而，畑俊六根本就没有按照东条英机命令中的那样，以40多个大队的步兵出战，而是调集了82个大队出战。
自“卢沟桥事变”爆发以来，除1938年武汉会战时，日军出动了140个大队以外，一次战事就动用82个大队，这在日军中是罕见的。
畑俊六的目的很明显，那就是此次作战并不限于“浙江作战”，而是要在完成摧毁浙江机场群的任务后，占领上述地区，确保以后不会再有飞机从这些地区起飞轰炸日本本土。同时，还要把兵力延伸至江西省，打通浙赣线。
由此，原定的“浙江作战”就变为了“浙赣作战”。
其实，日军选择在南方雨季来临之前作战，是非常不明智的。
南方河网密布，本就不适合机械化部队展开和重型装备通行。
雨季到来后，说不定什么时候暴雨就会突然光临。一旦暴雨引发洪水，本来就行动困难的重型装备定会陷入泥淖动弹不得。
可无论是东条英机也好，还是畑俊六也罢，都被杜立特轰炸日本本土吓破了胆。为了杜绝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他们也只能违背军事常识，冒险发动了此次战役。
1942年5月5日，日军第十三军15、22、32、70和116师团共计54个大队从浙江杭州、宁波之间向西进攻。
1942年4月下旬，日军调集兵力准备发动进攻的情报就已经传到了蒋氏和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耳朵里。
蒋氏判断，日军来攻的目的就是要摧毁浙江机场群，将来决战的地点很有可能就是金华、兰溪、衢州一带。
为此，蒋氏从九战区把74军、26军和预备5师调到三战区，以增强三战区的实力。
顾祝同得到两个主力军和一个师的加强后，信心十足，他对蒋氏表示，三战区部队已经准备就绪，准备在金华与日军展开决战。
可顾祝同的部署却被蒋氏否决。
蒋氏认为，日军来犯的目的是为了摧毁衢州的机场群，三战区就应以衢州为“诱饵”吸引日军来攻。
临时配属三战区的74军和26军以及三战区主力49军不应该配置在金华、兰溪一带和日军打消耗战，而应配置在衢州。
日军经过连续作战，攻到衢州的时候定会人困马乏，战力大损。这时候，三个主力军再出击，既可保衢州机场群不失，又能大量歼敌。可谓两全其美。
蒋氏的打法部分吸取了九战区在几次长沙会战中的成功战例，即节节抗击、节节后退，同时派出大量的游击队深入敌后破坏日军的后勤补给线。
待到日军战力不支的时候，三个军的精锐部队再予以攻击，定会获得巨大的战果。
三战区按照蒋氏的命令开始调整部署：
其一、以一小部部队部署在浙赣铁路西段，防止日军第十一军趁机来犯。
其二、三战区主力部队部署在浙赣铁路东段的衢州一带，相机与敌决战。
其三、以一部分兵力在浙赣线东段节节阻敌后，撤到浙赣线两厢，之后深入到日军第十三军背后，大搞游击战和破袭战。
就在三战区紧急调整部署的时候，日军地攻击已经开始了。
浙赣会战
1942年5月14日，日军在奉化、上虞、绍兴、萧山、富阳的部队先后发起进攻，主攻方向为浙赣线东段。
中国守军暂9军冯圣法、第88军何绍周和预5师等部队节节抵抗。
5月17日，日军侦知在安华街、长乐、义乌间集结有三战区主力，判断三战区的企图为守卫金华和兰溪，遂决定将主攻方向仍放在以上地区，准备捕捉并歼灭安华、长乐、义乌附近的中国部队。
5月18日，第十三军司令官泽田茂下达了攻击命令后，随即就乘坐大型汽艇溯浦阳河向临浦前进。
不料，汽艇行进到义桥附近时，突然触发了水雷，泽田茂乘坐的汽艇被炸沉，第十三军指挥部人员死伤数十人，指挥部只得停留于义桥。
更让日军丧气的是，第十三军司令官泽田茂受此惊吓，那只本来就勉强视物的眼睛竟然看不见了。
大战刚刚开始，主将不仅挨了炸，还瞎了眼睛，似乎在预示着日军此次出战注定不顺利。
泽田茂本来就是一只眼，那只好眼睛本来就是勉强视物。现在挨了炸，这只好眼也看不清了。
畑俊六得知消息后也很无奈。毕竟，临阵换将乃兵家大忌。何况，畑俊六身边也没有合适替代泽田茂的人选。
再说，泽田茂和畑俊六之间的关系并不好。1939年7月，就是这个泽田茂拿着载仁亲王的大印把坐在陆军大臣位置上畑俊六赶下了台。
虽然在此次浙赣会战前期，二人在用兵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畑俊六不想趁机报复泽田茂一下。
既然泽田茂还能继续指挥，那就不派人替代他了。
不过，泽田茂确实也有两下子，他虽然眼睛瞎了，但是此次作战的部署已经全部印在他的脑子里了。只要战局不发生太大变化，泽田茂自信有控制战场的把握。
5月24日，日军各部均已进至金华、兰溪地区，形成了三面合围的态势。
5月25日，日军15、22、70三个师团和第40师团的河野旅团向金华、兰溪守军发起进攻。
经过四天四夜的血战，日军除留下累累尸首外，毫无进展。
5月28日上午10时许，日军第十五师团师团长酒井直次带着一大批随行人员准备到兰溪前线督战，可却遭到了中国部队63师的袭击。
63师师长赵锡田是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外甥，一贯擅长埋地雷。这次，63师埋的地雷就叫酒井直次给赶上了。
由于三战区擅长埋地雷已经名声在外，酒井直次还是比较小心的。每次行军，总是工兵在前，骑兵、步兵随之，酒井直次夹在队伍中间，要炸也是先炸死走在前面的人。
5月28日上午10时45分，酒井一行人走到距兰溪以北大约3里地的时候，遇到了一个三岔路口。
三岔路一条路通往兰溪、一条路是日军运送补给的线路，另一条路通往蒋宅（在今兰溪新北站对面，石骨山脚）。另外，在三岔路口旁边还有一座小高地。
当时，三战区已经命令金华、兰溪守军可以放弃阵地，转入敌后打击日军的后勤补给线。埋设地雷就是一个打击敌人的好方法。
可是地雷究竟该埋在哪里好呢？
三条路虽然都是埋设地雷的好地点，可是，日军对道路的排查也是很严密的，把地雷埋在三条道路上未必会取得预期的效果。
在思考之后，负责埋设地雷的战士认为，还是把地雷埋在由三岔路口登上高地的路线上。
因为按照习惯，指挥官往往都会站在高地上观察战场。
果然，酒井直次来到三岔路口后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了，就要登上小高地观察一下。可没料想，他刚踏上这条路，就踩上了地雷。
事后，据埋设地雷的中国战士回忆，在这条路上，一共埋了60颗地雷。
当天下午，酒井直次就死了。
按照日本人的说法：
“现任师团长阵亡，自陆军创建以来还是首 次。”
5月29日，日军经过5天5夜的血战后，终于攻取了金华和兰溪。可让日军没有想到的是，前几天还在阵地上和他们激烈搏杀的中国部队竟然不见了。
原来，得到顾祝同不在金华、兰溪敌决战的命令后，暂编第9军、第88军在预设阵地上与敌以一定打击后，主动撤出阵地，分别向东永公路两侧和金华以北地区转进，对进攻日军实施侧击、伏击，进行牵制；预5师在兰溪、芝厦南北之线以坚强的阻击战迟滞日军后，也已向建德东南转移。
5月30日，日军摸清了三战区的部署，得出以下结论：
“三战区主力集结于衢州附近，显然企图进行顽强抵抗。”
5月31日，日军第十一军以3、6、34、68四个师团共计25个大队的兵力从西线开始进攻。
6月1日，日军第十三军主力沿衢江两岸向衢州进发。北岸，以第32、116师团为主力；南岸，以15、22师团和河野旅团为主力。
为了加强前线战力，畑俊六又给前线增派了三个大队的步兵。日军兵力此时已经达到了82个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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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发生在自己家乡的这场大战，蒋氏是非常关心的。
之前，蒋氏之所以命令顾祝同集中兵力在衢州与日军决战，是因为并没有发现日军此次动用兵力之多。
现如今，已经有非常明确的情报证实，日军此次出战竟然动用了82个大队，这不是三战区能够抵挡得了的。
即使有九战区协助，浙赣会战要想打赢也是很困难的。
日军希望的就是在衢州抓住中国部队主力，可蒋氏又岂会让他们得逞？
为此，蒋氏给顾祝同下令，原定在衢州与日军的决战不打了。
三战区的主力部队立即撤离衢州，向外线转移；内线留部分部队迟滞日军，待到主力成功转进至外线之后，再突围出去。
6月3日，日军向衢州发起总攻。可突然天降暴雨，把刚发起进攻的日军浇成了“落汤鸡”。
衢江以及周边大大小小、纵横交错的河流水位纷纷上涨，几路日军夹江而望，无可奈何。衢江上的桥梁早就被中国部队炸毁，船只早就被民众坚壁的坚壁，烧毁的烧毁，偌大的衢江上竟然见不到一条船只。
既然已经来到了衢州城下，总不能不打吧？
自6月3日开始，日军在大雨和洪水中与坚守在阵地上的中国部队展开激战。
6月7日早晨，经过了四天半的苦战，日军终于冲进了衢州城。可中国部队再一次失去了踪影。
金华、兰溪扑空，衢州再次扑空，畑俊六心里开始发慌了。
此时的战场形势非常类似第三次长沙会战时，日军第十一军面临的局面。
畑俊六提醒泽田茂，中国部队并非战败，而是有意识地放弃正面阵地，转到外线。日军出战已经快到一个月，士兵疲劳不堪，携带的物资补给已经不足。
有情报显示，撤到外线的中国部队已经给日军的后勤补给线带来很大袭扰。一旦日军补给线被切断，前线的大军就将陷入中国部队的合围之中，重蹈第十一军在第三次长沙会战时的失败。
可畑俊六的担忧却是泽田茂希望看到的局面。
浙赣会战前，泽田茂就认真研究了第三次长沙会战日军失利的原因。他认为，薛岳布下的“正面堵、两面夹击、后面断粮道”的战法确实厉害。
但薛岳的战法并非无解。只要在日军进攻时把部队分为两个批次就可以了。如果中国部队夹击日军，日军下一批次的部队正好赶过来，来个“反夹击”。
因而，泽田茂在出战前就埋下了一颗“伏子”-小薗江旅团。
正是这个小薗江旅团，让日军尝到了此次出战的另一次“憋屈”。
6月15日，泽田茂命令小薗江旅团从二线出发地诸暨出发，攻克丽水后参与进攻温州。
小薗江旅团接到命令后也很谨慎，经过一系列地侦察，日军发现，在他面前有5个师的中国部队正在枕戈待旦。要想强行进攻，难有胜算。
因而，小薗江旅团决定绕过中国部队防守的由缙云到丽水的公路，改由武义附近进入南方山地，沿小路进攻丽水。
1942年6月22日，小薗江旅团在武义兵分两路，以左右两个纵队分由苦竹、桐琴市循山区小路南进。
6月24日傍晚，日军右纵队占领了丽水。
日军左纵队由桐琴市南下，进至马源以南的一个山村。
这个村子位于大山内，根本没有料到日军会来，也没来得及坚壁清野，只得留下大批物资躲到山里去了。
这下子，日军可有“口福”了。满村的鸡、鸭、猪、油都被抢走了。
可日军大吃了一顿之后，却突然上吐下泻。
原来，日军误把桐油当作食用油来炸鸡了，造成一个大队的士兵全体中毒，丧失了行动能力。直到36小时之后，方才与旅团恢复联系。
可惜的是，此时周边并没有中国部队。如果周边能有一个连的中国部队，这股日军定会被全歼。
浙赣会战打到此时，双方都属正常发挥，没有什么“出彩”的地方。
日军占据了金华、兰溪和衢州，破坏了机场群，但这并不意味着日军取胜了。
中国部队虽然撤离了上述地区，也不意味着失败，机场群被破坏，日后再修就是了。
可是，日军占据衢州，并向江西的玉山和上饶挺进的时候，顾祝同和薛岳都犯了一个错误。
他们认为，日军攻占衢州，破坏了机场群之后，就应该完成了作战任务，下一步日军就该撤退了。因而，顾祝同和薛岳命令部队展开对日军的反击。
按照之前历次会战的经验，只要中国部队实施了“退后决战”的战法，日军不管是否实现了作战意图，都要主动撤退。
可这次却反常，日军的作战意图是要打通浙赣线，且占领上述地区，这也是此次日军为什么要动用82个步兵大队的原因。
因而，三战区和九战区对敌反击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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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会战，日军不仅占领了浙江衢州、丽水和江西玉山机场群，还进行了大肆破坏。
在浙东地区两百平方公里的区域内，日军犯下了累累罪行，罄南山之竹而难书。
日军在破坏的同时，还在上述地区进行了疯狂地掠夺。
共计有1万多条铁轨、6500桶桐油、4003桶石油、4000桶重油、4000立方米木材、800艘民船、2000多辆辎重车以及大量的铅、萤石、铜、稻谷被抢走。
浙赣会战失败的原因
浙赣会战对于日军和蒋军而言，都是一场打得不怎么样的仗。
先来说说日军。
浙赣会战是日军在仓促之下发起的战事，事先根本就没有作战计划。以至于日军大本营在战后向畑俊六索要作战计划的时候，畑俊六都拿不出来。
浙赣会战爆发之前，日军正在筹划所谓“川陕攻略”，意欲击破驻守在宜昌的第六战区，然后进入陕西和四川，从东、北两个方面进攻抗战大本营重庆，以期解决中国战事。
日军的原定计划是：1942年6月提交所谓“川陕攻略”的作战计划，9月开始实施。并为此从关东军、南方军和本土抽调了30余万兵力加强中国派遣军。
可就在日军准备实施“川陕攻略”的时候，本土却挨炸了。因而，日军只得“放下一切”，把本来用于“川陕攻略”的兵力用在了浙赣会战上。不然，他们哪里来的这82个大队？
可如此一来，日军失去了再次组织实施“川陕攻略”的能力和机会。
仓促上阵、报复性作战、雨季出战，这是此次浙赣会战日军的三大失误。虽然日军基本上实现了战役目的，摧毁了浙江机场群，掠夺了大量物资，但却永远丧失了进攻重庆的机会。
因此，浙赣会战，日军无论在战略上还是战术上都没有可取之处。
再来说说三战区和九战区
开战之初，三战区打得还是不错的。利用预设阵地和地理、气候优势与敌以重创。虽然失去了金华、兰溪和衢州，机场群被摧毁，但部队主力仍在，并不能视为失败。
可当日军占领衢州之后，向江西推进的时候，顾祝同却误判了局势，认为这是日军要退兵的假象，认为日军进攻江西玉山和上饶是虚张声势，是要退兵的先兆，因而派兵合击日军。可却遭到了日军的有力反击，损失巨大。
顾祝同误判局势有两个原因：
其一、过于迷信薛岳“后退决战”战法的经验。没有实事求是的针对战场的实际情况做出正确的应对，犯了“经验主义”错误。
其二、敌情不明。
对日军出动82个大队的敌情掌握不明。以三战区和九战区支援的几个军的兵力，对付40~50个日军大队应该不成问题。可日军一次就投放了82个大队，战力已经超过了三战区和九战区的援兵。
在这种情况下，顾祝同依然要合击日军，势必会落入日军后续部队的夹击之中，以至于遭到了巨大损失。
薛岳在浙赣会战中的指挥也很有问题。
其一、薛岳对支援三战区就不是很热心。派去支援三战区的74军、26军和预5师并没有一次性投放到战场，而是逐次使用。这势必会影响前线部队的攻击力。以至于在局部战场虽然获得优势却未能及时转化为胜势。
其二、与三战区部队全无协同
日军第十一军出战后，战场已经非常明确的指向了赣江以东，可薛岳仍然坚持九战区的主力部队部署在赣江以西地区，这就使得九战区的援军根本无法与三战区部队协同作战。
见薛岳如此不配合，顾祝同只得向蒋氏告状。
当时，九战区派出了二次援兵，以第4军、第58军、第79军为主力。
蒋氏命令薛岳把第58军、第79军部署在赣江东岸，交由三战区指挥的时候，薛岳拒不执行命令。蒋氏也没办法，只得改令两个战区以抚河为界，各自作战。
如此一来，三战区看似是于九战区协同作战，其实毫无协同。
其三、薛岳同样误判了日军的企图
日军发动“浙江作战”的时候，作战计划确实是准备在摧毁浙江机场群之后撤兵，并规定撤退时间为7月15日。
畑俊六把“浙江作战”改为“浙赣作战”的时候，日军的兵力配置上就能发现苗头。因为仅是破坏一个机场群，日军是不需要出动这么多兵力的。
可这个情报，却被薛岳严重忽视。
浙赣会战分为两期，以日军占领衢州为分界点。
在前期，无论是三战区还是九战区，各部队打得还都不错。而在后期，薛岳犯了和顾祝同同样的错误，都认为日军占领衢州后，接下来就应该撤退了。因而，薛岳才冒失的下令反击，不料被仍然具有很强战力的日军夹在了中间，部队损失巨大。
可惜的是，薛岳并没有因在浙赣会战中受挫而吸取教训。
1944年的第四次长沙会战中，日军使用的战法和浙赣会战后期的战法几乎同出一辙，都是分两批攻击。如果薛岳吸取了教训，及时改变战术，即使长沙守不住，九战区也不会遭到惨败。
从1942年5月15日到9月30日，为期四个半月的浙赣会战结束了。
三战区和九战区虽然在会战中失败，但日军也因此停止了入侵川陕的计划。
日军自己也承认，虽然在浙赣会战中抢了很多东西，但由于突然发动作战，无法选择时机，部队伤亡巨大，是一次得不偿失的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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