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富豪还是在高喊“向我加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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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郎普大减税,虽然许多人叫好,但反对的声音依然很大,特别是美国那些超级富豪,他们还是在强烈要求国家向他们多征税。
“我们呼吁国会提高税收,以增加急需的收入,并恢复对关键服务的投资,”亿万富翁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Ben &;Jerry的创始人本•科恩(Ben Cohen)、杰里•格林菲尔德(Jerry Greenfield)和慈善家史蒂文•洛克菲勒(Steven Rockefeller)签署的一封公开信表示。“这样做将有助于创造就业,壮大中产阶级,并确保美国经济的成功。”
特郎普大减税有利有弊。好处不用多说,多数人自然不愿意多交税。政府税收低了,能够刺激消费和投资的增加。但不好的地方,有必要的公开福利支出减少,国家对贫困人群支援减少,国家对文化、科研等资助削减等。在美国,还产生一种特殊现象。有些企业原本惨淡经营,早想裁员或关门算了。可在美国,遣散劳工没有那么容易。有些企业得到政府减税款,正好用这笔钱来支付劳工遣散费了。
一个国家,税赋过重,居民消费内需不足,通过大减税是可以很快刺激经济增长。但美国已经相对较低的税赋之国,居民消费内需已经比较充分,依靠大减税刺激经济的边际效应就没有那么强了。特朗普时代与过去的里根时代已经很不一样,特朗普要复制里根大减税带来的预期政绩,恐怕没那么容易。历史很难简单地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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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于1961~1981年形成二战一个人口出生高峰期,年轻人成长、成家立业,就要有置业经济和育儿经济。育儿经济好理解些,就是养育子女。置业经济就是你需要拥有住所,住所需要装修、添置家具、电器等各种家庭用品。置业经济主要由两种方式产生。一是年轻人组建自己的新家庭,一是城市化。一个国家城市化率达到70~75%,就认为城市化已经基本实现。美国城市化率1960年达到70%,1990年达到75.3%,里根时代刚好是这个国家的城市化经济驱动的末端了,置业经济还有一定的需求。置业经济和育儿经济都对收入情况比较敏感,里根大减税效果显著的秘密就在这里。
中国自1990年代后期开始兴起的房地产经济,本质上也是置业经济。这期间,由于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相比较而言,中国育儿经济对经济的贡献有限,但城市化率提升引发的置业经济,非常强盛。21世纪以来,各地买房送户口的政策,对提升城市化率也起了很大作用。因此,一段时间,房地产兴,城市经济就兴。表面是房地产拉动经济,实际是城市化率提升产生的置业经济在为经济发力。好些人不懂这个原理,盲目推高房价,最后却又走到经济的反面。房价高了,城市化率的增长就受到抑制,城市居住成本的提升,也对个人消费与企业生产经营带来不利影响。当然,在中国城市经济中,还有攀比经济与丈母娘经济等在其中发挥独特作用,但这是另外的话题了。另方面,中国人平均收入低。那也有一种潜在的内需释放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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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早已是高收入社会,与中国的情况不能类比,只能自己跟自己比。到了特朗普时代,缺少了置业经济和育儿经济对经济的特殊驱动力,居民内需又早已相当充分,那大减税让民众增加的收入,平均每个家庭多了1182美元,多的家庭可增收2400美元。2016年,美国正常家庭的年收入中位数为8.4万美元。一两千元到两三千元,这些家庭会将额外的这点外快干什么用呢?一般的家具、电器等根本不需要,吃食、服饰等开销已是基本恒定的,那最大可能性就是文化娱乐、互联网、旅游等方面随手花掉了。这类消费很明显,对刺激传统工商业没有直接的意义。而美国这方面的产业,已经相当繁荣了。那也就是对这类行业锦上添花罢了。基于这样的分析不难发现,特郎普大减税对美国经济的贡献,很可能不如预期的那么大。在美国,多数家庭已经是中产阶层。他们没有低收入释放内需的内在需求。
这种现象,美国那些超级富豪会看得更真切一些。像索罗斯、巴菲特那样的人,每个人身边都有一支以经济学家等为主组成的智囊团队,他们会通过具体的数据模型来推演,得出更明确的结论。美国超级富豪又特别有种社会奉献情结,他们宁愿多付出一些,就希望美国经济能够保持旺盛的活力。他们的聪明不仅是他们自己,而是与他们相伴的超强智囊团队。他们对经济的看法,比普通人会更准确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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