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信仰(第20期)|保障不足急躁症

老人跌倒，赖上扶救他（她）的人；车辆之间小剐蹭，争吵不休；家庭成员为了抚养老人和遗产，勾心斗角，费尽心机，甚至大打出手。凡此种种，人们常常倾向于对这些社会现象做道德批判，指责其中的道德缺陷者和行为，但事情远非如此简单。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说中国千年以来的最大问题就是以道德代替法律。其实，在中国这样道德至上的国家，最大的问题就是所有的事情都会做道德的归因，而不去研究其中的具体原委和科学道理。重道德而轻道理，重情义而轻法律，常常忽视了事情背后的本质。

面对利益和财富时产生邪恶冲动，以功利、浮躁、暴力、无耻、阴险，陷害等姿态处理人际关系，在利益面前一反常态的道德底线下降等行为都源于生活的不安全感。一旦这种不安全感抵触到人类生存与繁衍的生物底线，就会彻底击溃现有的一切道德底线，产生各种不可思议的反道德行为。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表现，就是建立起各种维持和有利于人类生存发展，甚至繁衍生息的安全保障秩序，这是人类生物属性和社会属性均衡协调的本质，社会属性最终要服从生物属性，以确保人类在各种自然环境下的生存发展与繁衍。因此，道德要基于人性，群体要基于个体，规范要面向未来，社会的稳定发展要源于个人的安全生存，而社会保障制度就是基于上述道理的文明体系。

一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与否，既是社会文明程度的标识，也是社会财富积累的水平体现。社会保障能力属于公共财富，是一个正常社会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公共财政能力的体现。社会保障制度包括了社会保险（资金来源于个人、企业和政府）、社会救助（一般由政府财政支付）、社会福利（也由政府公共财政安排）、抚优安置（对军人家属或烈士家属的抚恤费用，也由财政资金支付），还有社会互助和个人储蓄存款保障（资金来源于社会团体和个人）。

同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北欧国家相比，中国社会保障水平层次都还偏低。这同中国人口多、财富相对不足有关，也同财政体制上缺乏公共财政框架有关，公共财政薄弱的原因复杂，主要是由于政府长期扮演组织经济发展运行的主导者，财政功能便长期沦为发展经济的财务管理者，形成经济财政，而用于民生的公共财政则长期被忽略。这种情况使得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能力积累不足，而缺乏大病、小孩教育、养老等生存保障的人们不得不偏重于挣钱与储蓄。中国经济的巨大结构性问题之一就是储蓄率偏高而导致消费动力不足，这使得经济发展的速度和稳定性都受到拖累。其实从根源上看，储蓄率高只是社会保障不足的伴生物而已，由此而受到嘲笑的中国人其实也乐于消费，但是对于未来生活不确定性的担忧又促使他们更乐于储蓄。因为，在政府还不能给他们提供安全感的情况下，他们只好自己积累安全感。但是，这两者对人们的心理作用区别很大。

依靠政府公共财政能力获得安全感的人们是心理上稳定的安全感，他们对财富得失的敏感程度要低很多，所以更乐于消费，更乐于助人，心情倾向于平和。而依靠储蓄获得的安全感同收入状况相关，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心理上的安全感并不稳定，他们对财富的得失十分敏感，因而更乐于储蓄，更乐于敛财，更乐于获得好处而不是承担责任，心理自卑，心情紧张沉重，脾气不好，喜欢争吵，一有机会获得利益拼死也不肯放弃。这些特征都不讨人喜欢，但这不是这些人们的固有问题，就事论事的道德批评对他们来说是很不公平的，他们是因为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而产生心理压力并显得对利益得失有些急躁，具有这些特征的人们，就是所谓“保障不足急躁症”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