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笔者在朋友圈出的问题，成功难倒了所有试图回答的人。
好吧，在公布答案之前，让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在朋友圈问了一个什么问题：
帕拉塞尔苏斯（文艺复兴时期的医学家）说：“万物皆有毒，没有什么是没有毒性的，但是只要掌控好剂量大小，就不会产生实际的毒性作用。”
请问你认为，这句话对，还是不对？为什么？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错误”，很遗憾，帕拉塞尔苏斯老前辈的理论已经不再正确。
在解释答案之前，我要先强调几点：
1.这道题是毒理学题目，不是任何哲学或者语言逻辑范畴的形而上讨论。因此，这道题本身不存在任何逻辑问题或语病。
2.在毒理学理论的广义探讨中，能对任何一个生命体的生理活动产生有害影响的，都可以理解为“有毒”或“毒性”。
3.如果你将这道题理解为脑筋急转弯，或者对题目本身定义条件的反驳，那就彻底思路跑偏了。
好，现在说回答案，为什么这位毒理学老前辈的话是错的？
那么，笔者就得给各位读者，讲一个在科学史上并不为太多人所知晓的有趣故事了。而这，也是这篇文章真正要讲的东西。
我们都知道，“抛开剂量谈毒性没有意义”。在科普内容逐渐广泛的今天，民众普遍都清楚这一点——只要接触的量处于一定程度内，所谓的有毒物质就不会对身体产生负面影响。
而这一从毒理学到社会大众，从科学家到普通人所共同坚信的最基本原则，成为了今日毒理学一系列深入研究的最重要的基础——一切有毒物质必然遵循一条剂量曲线，也即，随着剂量增加，毒性就会从无到有，毒性效果就会从弱到强。
可以说，“剂量决定毒性”，自从瑞士医学家帕拉塞尔苏斯提出伊始，就成为了毒理学这门学科的最基本的法则，而帕拉塞尔苏斯本人也因此成为了“毒理学之父”。
这一法则从16世纪诞生开始，伴随着毒理学的不断发展，经过了五百年的漫长岁月。
然而，这一孕育出毒理学这门学科的最基本法则，却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得到了一些毒理学专家的质疑。
终于，时间来到2012年，国际毒理学界的一系列权威机构与研究人员，终于普遍意识到，这个对人类如此重要的学科的最基本法则，竟然大错特错。
为什么？
这就要从内分泌干扰物（EDCs）说起了，EDCs包括所有能够对人体的内分泌系统产生危害的有毒物质，它们能够导致胎儿畸形、孕妇神经损伤、男性生育能力丧失、甲状腺紊乱、脑神经损伤等等，一系列非死即残的后果。
考虑到EDCs的许多物质，可以将自己伪装成DNA，通过父母的生殖系统进入新生命，这些内分泌干扰物可以将自己的危害遗传至下一代，乃至许多代后。
问题是，这些物质中的许多常见类型，在过去的毒性检测中，却并没有发现任何显著的毒性作用。
为什么？
为什么整个毒理学界，竟然没有一个人发现这么巨大的错误？
很简单，毒理学界一直沿用五百年前的“剂量决定毒性”的基本法则，来推定并设计相关毒性实验，就像五百年来毒理学家们屡试不爽的那些毒性检测与总结发现那样。
可问题是，EDCs却并不愿意乖乖遵守帕拉塞尔苏斯等毒理学家们的“规矩”，内分泌干扰物是非常“叛逆”的有毒物质。
比如，邻苯二甲酸酯。
这个名字听起来非常拗口且陌生，那不妨给它换一个称呼——增塑剂。
邻苯二甲酸酯（增塑剂），几乎在现代社会无处不在，从厨房平底锅到超市的食品包装袋，再到各类塑料和建筑材料生产加工，增塑剂的大规模使用，使这些东西都能具有更强的韧性与柔软度。塑料玩具的表面，不再那么容易割伤孩子的手，秘诀之一就是增塑剂。
啊！增塑剂！那可是低蒸气压的疏水化合物！
毒理学家们都这样想着，就像人类总是以为自己已经能够掌控这个地球。
是的，邻苯二甲酸酯几乎不会在任何生物体内出现累积，在人体内最多只会停留几天，然后就随着尿液、汗水、粪便等新陈代谢，被很快排出体外。
在人体内都累积不了，很快就被排出体外的东西，能有多大的剂量？这肯定不会有毒！
毒理学家们和化工制造商们，都这样想，按照“剂量决定毒性”而设计的实验，也表明在预定的所有可能引起“毒性”的“质变点（LD50，即半致死量）”，要么显示出整个剂量曲线上极低的毒性，要么几乎没有任何毒性。即使人们把实验的剂量提升到非常高的数值，也没有出现太过明显的毒性作用。
多么安全而优秀的化工品！从增塑剂出现那天开始，许多人都这样想着。
然而，事情开始变得奇怪。
毒理学家们发现，许多家庭装修中大量使用增塑剂的人们，或者工作生活在有增塑剂存在的环境里的人们，总是出现肥胖、2型糖尿病、女性怀孕艰难或极易流产、男性生育能力降低、早产儿、出生发育不良（比如体重较低）、新生儿哮喘、伴随一生的过敏、幼儿行为异常等稀奇古怪的病症。
至此，毒理学家们才终于意识到，邻苯二甲酸酯为代表的一大批内分泌干扰物，根本不在乎那被科学家们视为“黄金法则”的“剂量决定毒性”，而是偏偏反其道而行之。
邻苯二甲酸酯（增塑剂）不仅有毒，而且是极具危害，但它最有毒的时候，偏偏是它剂量最低的时候。
换句话说，当你短暂身处一个满屋子都是增塑剂，连空气里都是增塑剂的房子，你将会比另一个隔三差五且只接触指甲盖大小的增塑剂，并身处健康安全空间的人，要更加健康。你将一切正常，而他将面临肥胖、糖尿病、生不出孩子等一系列我在前文描述的病症。
好笑的是，使用增塑剂的许多化工品的商业广告中，总是会强调“含有较低的邻苯二甲酸酯（增塑剂）的剂量”，以此来让使用它的人放心。却不知，剂量越低的增塑剂，对人的危害越大。
至此，毒理学最坚实的那根“支柱”——“剂量决定毒性”，彻底垮塌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类新的毒性作用机制——“非单调剂量反应曲线”（图一），所有存在这一毒性机制的有毒物质，总是有着千奇百怪的毒性特点。
图一：
壬基酚（美缝剂），家庭装修填充缝隙的常见材料，它可以导致人体的雌激素紊乱。
莠去津（除草剂），常见于各类园林、住宅区和农田，它可以导致青蛙的肌肉萎缩。
而对于在此之前，所有遵循传统毒理学“剂量决定毒性”的有毒物质，毒理学家们将它们所归属的毒性机制称为“单调剂量反应曲线”（图二）。
图二：
染料木素，一种天然提取的植物染料，且在一些食物中存在。染料木素的过度摄入，可以导致老鼠的子宫增生。
对于遵循“非单调剂量反应曲线”的有毒物质来说，它们有的在中间剂量才有毒，有的在最低剂量才有毒，有的只在某个特定剂量区间存在剧毒。
总而言之，这些内分泌干扰物以及其他遵循这一机制的有毒物质，彻底颠覆了整个毒理学的大厦。
“非单调性剂量曲线”之于毒理学，就好似量子物理之于物理学，它们不仅都具有明显的“反常识”色彩，而且都使得各自所属的学科，进入了一片之前完全未知的广阔领域。
而这，就是内分泌干扰物，凭借一己之力，打垮毒理学五百年努力的故事。
如今，为了彻底明确一个物质是否有毒，毒理学家或权威机构，普遍开始使用“全剂量毒性检测”。这是一种过去从未有过的，成本极为高昂的检测方式。这种检测方式将从“极微量”到“极大量”的每一个数量级，作为毒性检测的实验剂量，以确保像邻苯二甲酸酯那样，让整个毒理学界与化工业界丢尽颜面的事情不再发生。
只是，这样的检测方式，真的能够让人类生活在安全无忧的环境中吗？
以美国为例，美国普通家庭的居住环境中，存在84000种化学物质，而如今写入美国法律的化学物质仅有200种，得到有效监管的则更是只有5种。
至于美国法律对有害化学物质的上一次修订时间，是在1976年，而那时，才刚刚有一小部分毒理学家意识到内分泌干扰物的蹊跷。
84000种物质，美国检测得过来吗？人类检测得过来吗？
恐怕，这个问题的答案，只有毒理学又一次取得突破性进展，才能回答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