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听完，惊问道：“劫了弘王府的，原是您孙儿？”
忽颜佑尴尬难堪，那宦官又说：“京城都传遍了，说是什么江湖大盗干的事儿，原来竟是……”
忽颜佑自觉颜面扫地，说：“惭愧，惭愧，大人，劳您将我的话带给太后……”
那宦官应了声，说：“王爷放心，我一定带到。太后自然关心您的事儿。”
忽颜佑又说：“我愿出银两赎回孙儿，再向弘亲王赔礼致歉，但是这需要太后恩准通融。”
那宦官说：“好，还有什么，说出来，我一并禀告太后。”
忽颜佑又把雅尔檀被人掳走一事说了，并且表明怀疑是弘王府的人干的，或许便是九阿哥，但又不能确定，到时候需要弄清此事。
那宦官听完说：“这事儿不大不小，我回去禀报太后。您在北京安住几日，静待消息。”
忽颜佑又等了几日。这一天，他带着侍从离开察哈尔会馆，赶到紫禁城神武门外，试试能不能见到皇上，却碰见一众大内侍卫围着几十个长袍马褂男子，侍卫首领当众拆开一封信，目光上下扫着看完，说：“好了，知道了。你们也是，皇上哪有工夫看这个？不过你们放心，洋人要插手，朝廷绝不会准许！都回去吧！”
哄哄嚷嚷的一群男子中便有沈昭堂和袁掌柜两人。一众人又咨问了些疑问，那首领一一作答，众人才相继散去。
沈昭堂和袁掌柜当天回到房山县，商量对策直至深夜。
之后，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备奔波，“光大煤窑”在北京西山正式开业，沈家出资最多，成为第一大股东。
开业那天，煤窑的主管袁掌柜在房山县城东街德顺斋包下酒席，十几个出资合伙者以及几个重要的主事人出席筵会。
沈丰岩这一日收拾得十分精神，袁掌柜邀他出来代表股东讲话，沈丰岩站在众人面前，神情凝重地说：
“光大煤窑，得来实在不易，大伙儿几经周折打败洋人，才得到经营权利，我们应该妥善经营，不让先前的努力白费。袁掌柜跟我有二十多年的交情，他的能力和品性都没有毛病，但是呢，丑话说在前头，我们定下的条款，袁掌柜必须严格遵守，要对得起那些承诺。希望今后光大煤窑不出事，少出事，多出煤炭，多出红利！”
众人叫好鼓掌，沈丰岩又唤出儿子沈昭堂，抬手介绍道：“这是我二儿子，如今我只剩下一个独子，大儿子，在大东沟让日本人打死了，这个仇，我报不了儿子报，儿子报不了孙子报！这也是我容不得洋人在西山开煤窑的缘由和心病！”
酒桌上的众人安静下来，沈丰岩接着说：“我往煤窑投的资金，往后的收益，有一部分会用到捐办书院上去，我要让孩子们明白，大清国为何如此衰败，国人究竟应该如何，才能不再受洋人欺压、侮辱！”
袁掌柜一众人静心听着，沈丰岩又说：“洋人固然可恨，国人固然可悲，但究其根本，洋人的强大和国人的衰弱，皆有缘由。往后，大伙儿的余钱能用到启发民智上去，那是最好的！我们能出的力量或许微不足道，但是一个僧人在闹市上走一遭，也是一种榜样——咱们带头捐办书院，别人也会照样去干。是不是？既然光大煤窑是我们民族的煤窑，那么它产出的红利，为什么不用到民族振兴上去？”
袁掌柜带头叫好，沈丰岩等待众人的喧闹声平息下来，又道：“长子罹难以后，好多事儿我都没了心劲儿，煤窑上的事，可能以后我这个儿子出面的时候多。他初出茅庐，还很幼稚，不懂事，大家多担待，多指教。这不是客套话，是我的真心话。”又盯住儿子说：“在座的叔伯，都是你的前辈，也都是风雨里过来的，你要多学着点儿！”
当日后晌，沈丰岩乘马车回到太平庄。范宗岳左手提鸟笼，右手提一串礼物，走进沈家宅门。
沈丰岩躺在摇椅上，闭着眼睛，脑子里回顾着德顺斋里的场面，正自浮想间，耳畔传来丫鬟的声音：“老爷，范伯来看您了。”
沈丰岩起身迎接，两人热情地客套几句，回到北房里在桌边坐下。
丫鬟给老爷和范宗岳倒上茶水，范宗岳吩咐说：“拿瓶酒来。”
沈丰岩瞅他一眼，微微一笑，又吩咐丫鬟去让厨房做菜。
“给你拿了几张黑胶片，三春班唱的戏。”范宗岳说，“还有几块电池。”
沈丰岩笑了笑，说：“好久都没听戏了。”
两人敞开心怀，从京城的大事聊到邻家人的琐事，沈丰岩听着范宗岳说话，心里潮起一阵感激的暖流，他这是专意来陪自己缓解悲痛，不像有的人在背地里喝酒庆祝。
不多时，丫鬟上了酒，端来一盘牛肉、一盘炸花生、一盘炒笋丝，两人喝酒吃菜，聊着心底话。
外面天色渐黑，沈丰岩拼打火石，点燃油灯，范宗岳瞅着火苗说：“继宁没能搭救昭公，实在是没那个能耐，你啊，也应该放下昭公的事了。”
沈丰岩默然听了，说：“甭提了，那事儿赖我，不该给继宁出那个难题。昭公命中有难，谁也救不了……”
范宗岳叹一口气，回道：“世事无常，你甭看继宁在北京，整天也是提着脑袋，有几回都是命悬一线。给外人我从不说这些……外人只看到他在京里进出紫禁城，来回坐轿，谁知道我经常夜不能寐？……”
沈丰岩静心听着，范宗岳又说：“到了这年纪，你我都没多少年头可活了，如今凡事要想开，毕竟还有老的小的，你再一垮，整个家都要围着你转……”
沈丰岩抽着旱烟，心里涌起一股继续过日子的气力，想起光大煤窑，自觉劲气更足。
两人沉默了一阵儿，范宗岳举起酒杯与他对碰一下，说：“有空了来找我，想说什么甭憋着……”
沈丰岩突然悲情难抑，泣不成声：“宗岳，我……难得你……这些天还算好，那阵子，我真的活不下去了……”
忽忽又是一月过去，清明节后的一天清晨，旧刑部街上行人稀疏，太阳从都察院东边一间大殿的屋脊上冉冉升起。
范继宁在房间里解下披肩，走到书案后坐下来，挪开一沓文书，搬来一摞奏折审阅，决定哪些必须呈报，哪些无需上呈。
忙了一阵儿，左手边的奏折越取越少，右手边的越堆越高。
又过了一时，门口传来脚步声，亮光也被遮住，范继宁眼睛不抬，仍然细瞅着都察院户科写的一份折子，来人说：“什么事儿啊，忧心忡忡的？”
听声便知是御史左慎之，范继宁回道：“哎呀，如今这些折子，真是让人头痛。户科要禀奏皇上，说是《马关条约》的赔款不能只从外国借贷，应该划一部分从各地征收。可是那些洋人正是要半借半赚，变相的再收高利息。唉，皇上有他的难处，是不得不向列强借贷……此议尽管不妥，却也不能压着……”
左慎之听罢，说：“户科也是为皇上分忧呐。”
范继宁起身走出书案，说：“倒也是，我正寻思着如何办呢。坐，坐下喝茶。”
左慎之端过一只茶碗，问道：“前几天有些大臣闹着要跟日本再打，不知现在风向如何？”
范继宁回道：“那是胡闹。北洋水师都打光了，东洋、南洋水师又分不出多少兵力来，拿什么打？当然，这种气概令人敬佩，但是再战实不可取。”
左慎之又问：“我听说李中堂在日本谈判时遇袭了，属实吗？”
范继宁愤恨地说：“他娘的真是欺人太甚！想起来就气愤！我们对日本人还是太过缺乏了解。中堂大人一把年纪，国家吃了败仗，到日本去还要再遭一次罪，听说子弹打到脸上了，还好，没有致命……但是，恐怕也折了寿了……”
左慎之听了，说：“唉……中堂大人也是命大，我真是弄不明白，日本人怎么能那么仇视我们？如此下去，大清将来或许要被外国瓜分了。”
范继宁呆了一下，说：“也不是没有可能。一个日本就能搞成这样，假如几个国家联合起来，我们如何应对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