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记

3月8日到5月7日（准确地说是3月7日晚上开始），我们已经整整居家隔离了2个月。

还清晰记得首次被通知居家隔离时，我鼓动爸爸在隔离前冲出家门，去商场换了刚买的杯子。本以为只是我们熟知的两周短暂隔离，除了人不出门外，外卖、快递、吃穿用度均不受影响，所以一开始没怎么在意。毕竟去年7月底我们自北京游玩回来后也经历了一次。

没想到等到我们两周隔离结束，小区也开始封闭了，然后是上海的九宫格封闭管理，鸳鸯锅隔江管控，到全上海静默，区域装隔离网，随着政策的反复无常，就这样隔离进入了五月。

这两月来，送走寒春迎来初夏。刚开始隔离时还穿着薄羽绒，棉衣，然后洗晒了冬装，换上加绒厚外套。接着重新整理了衣柜，将冬装塞入收纳箱，换上风衣、外套、卫衣、牛仔衬衫。想着居家以舒适为主，风衣外套等隔离结束再穿也不迟。结果进入5月天气越来越热，这两天一件单衣上身就以足够，于是又收拾起了风衣，找出短袖，薄衫，期待6月能穿上。

居家隔离，变动的不仅仅是政策和季节，还有观点和想法。

观点是否受所处位置和自身利益的影响？

那是当然！

刚开始隔离那会儿，外卖、快递都还正常，而且因隔离的门户占小区总住户比例很小，居委还有人力和精力来进行细致管理。为我们每一户加装了门磁，建立独立的微信群，日常垃圾有人上门收，快递外卖有人送到门口，每隔几日还有大白上门给“捅鼻子”。日常生活有保障，家人身体健康的情况下，我们也就安心居家，按下想要追求自由出行的欲望，全力配合居委防疫工作。

居家隔离一周后，上海市内多个区域开始出现疫情，于是单位也在准备全员居家办公，我们小区进入封闭管理，大门封闭，只进不出。但我们已经率先隔离了，所以小区封闭没有再影响我们。

居家隔离两周后，我们解封，但小区依然封闭着。同时小区内开始出现阳性感染者。有疫情的楼栋封闭，拉隔离带，楼栋门口有大白驻守，没有疫情的楼栋居民仍然可以在小区里溜达。一开始快递、外卖还算正常，我们也趁着这个机会，每日中午在小区内遛弯半小时，晒晒太阳，遛遛娃。隔离政策没有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甚至还是有一定的保护作用，所以我们仍然安心居家，权当给自己放了个小长假。（忽略居家办公的鸡飞狗跳）

后来，到3月底，疫情越趋严重，社区、街道、市政府的防疫政策也就在这一时期开始严格起来，也越来越考验社区基层一线管理者的执行能力和管控能力了。先是划区域“九宫格”管理，然后是“鸳鸯锅”封控，直至进入4月初，全域静默。在防疫政策的层层加码下，各种执行漏洞，次生灾害，人为灾害开始逐步显现出来。与心态一同起伏摇摆的还有对于防疫政策的观点。

想来，我们是极其幸运的，虽然家中有老人，但身体仍算健康，没有基础病。小区里有超市和小菜店，实在手机抢不到菜，起码还能从小区广场开张的零星店铺中购买。吃食较疫情前有节制，但仍然保持每日充足营养摄入。单位有发菜，同学有送菜，温饱不愁。居家办公，工资未降，无失业风险。所以总体来看隔离政策对我们的影响除了生活质量略微有下降外，并无多大风险和切身损失。所以在隔离刚开始的两周里从自身利益出发，我仍然是支持全域封闭，应收尽收，足不出户的。后来随着社区在政策落实上掉链子（不具备居家管理的条件，物资供应的缺乏，物资质量差，消息滞后等等），在阳性病例复诊、转运、环境消杀上掉链子，方舱条件差，吃住等基本保障上掉链子。我逐渐开始担心一旦确诊，等待我的可能是吃住没保障，生存受威胁的情况。于是开始质疑动态清零政策是否符合当下的实际情况。等到4月中旬，我们小区也住户也开始出现抵制全员集中核酸的声音，人人都担心由于同封控楼栋住户一同接受核酸检测引发的交叉感染风险。虽然也怀疑团购物资消杀不到位导致病毒传播，但因为团购一断无遗等于断送了自己的口粮，所以团购这条线是万万动不得的。

至昨日，花木街道的防疫政策出现了朝令夕改的荒唐一幕。一早接到居委通知，5月7日起花木街道全域执行5天的静默，期间要求物流停止，团购取消，人人足不出户。虽然说我们已经在近两个月的隔离间习惯了居家的日子，习惯了小区门口马路上横着的路障，但突然被通知物流暂停，仍然让我无名生出一股怨气。我们深知“足不出户”根本做不到，所以也没把这句当回事，但没有来的及储备菜，小区广场上店铺售卖也暂停，团购不让进，这就比较麻烦了。难道又要勒紧腰带过上几天日子嘛？于是花木街道各小区居民都开始报不平，于是到了晚上，街道又通知这条静默的政策暂缓执行。

真的，我们在支持某个政策，某条措施时大多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评估自己的利益情况来表达观点的。支持对我有利的政策，抵制对我影响最大的政策。其实这并不是我们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表现。疫情这件事儿让我切实感受到我的观点不可避免地被我自身的利益所裹挟。

这时回头看罗尔斯的“无知之幕”思想实验，会觉得这真是一个伟大的想法。站在无知之幕后面，抛开身份、阶层、贫富，再来思考即将制定的政策该是如何，才能平衡好各方的利益，确保总体损失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