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想从康定斯基的画中看出点什么，那么很可能是精疲力竭又徒劳无功。
看蒙德里安的画，你至少会看到线条和三原色描画出的格子；看德库宁的画，你至少可以辨认出一个个面目狰狞的女人；看毕加索的画，你可以识别出被切分出无数碎片和面向的物体，可是当你的目光和康定斯基的画相遇的时候，你只能无助地大叫：“上帝啊，这到底是什么？”
是的，康定斯基的笔下之物已经逃离了语言之网对它们的捕捉，观众无法用确切的语言去形容画布上面的形状。在对具象的摆脱中，康定斯基成功实现了他的艺术目标：以抽象的形式抵达精神，表现个人和宇宙如音乐般的谐鸣。
当视力失效，不妨调动耳朵，去听听这出颜色和形状谱就的奔放乐曲。
2m*3m的《作曲7》是他最大的画作之一，各种颜色、形状在画布上碰撞交织。颜色犹如音高高低变换，康定斯基对色彩有一套自成体系的论述：白色是“音乐中骤然打断旋律的停顿”，黑色是“深沉的结束性的停顿”，黄色则色调尖锐、惹人心烦，绿色最为平静却又易单调乏味。形状好似各色乐器，锯齿状是小号发出的尖锐声响，圆形是大提琴的浑厚低吟，更多不规则的形状碰撞重叠在一起，让整幅画像音乐厅里交响乐的最强音一般震荡回响，这是一首高昂的欢呼，一首激情的颂歌，最终演绎出色彩和形状交织的狂想曲。
这幅画看似一团乱麻，但康定斯基对色彩和形状的安排绝非任意而为，而是建立在人们经验感知的基础上。他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受试者被要求给圆形、方形和三角形分配一个颜色——蓝色、红色、黄色。结果，大多数受试者都认为圆形是蓝色的，方形是红色的，而把黄色分给了三角形。这个结果恰恰符合康定斯基的康定斯基的绘画理论，“圆形是广阔的、吸收性的、阴性的、柔软的；方形是积极的、阳性的，而三角形，有锐角，因而本质上是黄色的。”他也要求他在包豪斯的学生们学习用三角表达冲突，用方形暗示冷静，而用圆形去表达宇宙的的和谐。
《作曲7》是一幅蔚为大观的作品，这让研究者们兴奋至极，认为找到了一方可供开掘的丰富宝藏。但由于康定斯基拒绝提供任何指向可知事物的提示，人们想要读图的努力不出意外地失败了。但他另外一些需要“侧耳细听”的作品则或多或少提供了一些线索，使观众能够猜测到艺术家的意图。
康定斯基和青骑士成员之一的音乐家勋伯格过从甚密，1911年，他去听勋伯格的无调性音乐，被后者的音乐深深打动，回去当晚，他就大笔如椽，挥笔泼墨创作了这幅《印象3（音乐会）》，画面以对角线为界分成了两个部分。对角线上方是代表钢琴的黑色，简单色块涂抹出的观众将钢琴团团围绕，从左上到右下，观众离钢琴越来越近。画面的其余部分就是大片的金黄色，让人感受到乐曲的热烈、洋溢和温暖。
但很快，艺术家就无法全身心地沉浸在绘画和音乐构筑的象牙塔中了，一战的阴霾已经笼罩了欧洲上空。在《即兴30号》中，画面右下角的两尊大炮清晰可辨，根据这条线索，观者可以推知那些用黑色线条勾勒的是摇摇欲坠的建筑物，激烈碰撞的色彩表现出大炮轰击时爆炸破坏的感觉，弯曲的线条和大小不一的色块让画面充满动势和冲突。
康定斯基试图探求精神世界的幽微神秘，他认为在通往的心灵的征途上，具象切断了人们通往真理的桥梁，唯有 艺术家“必须观察自己的精神活动并聆听内在需要的呼声……。内在需要所要求的一切技法都是神圣的，而来自内在需要以外的一切技法都是可鄙的。”(康定斯基著《论艺术的精神》，查立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45页)。
从自然界中提取抽象的能力似乎是康定斯基的本性使然，当他3岁的时候，家庭马车夫会从细树枝上剥下螺旋形的树皮，“第一个螺旋形切下两层树皮，第二个只切下上面的一层”：小小的瓦西里把这个形式看作抽象的马，外层的树皮是“棕黄色……我并不喜欢这个颜色，并且看到它被取代将会很开心”，而第二层是“嫩绿色……我最喜欢这个颜色，即使在枯萎的状态仍然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裸露着树枝的树木是“象牙白的……闻起来是潮湿的，让人想去舔舔它，但是很快就悲惨地衰败并干枯了，因此从一开始就破坏了我对这种白色的喜爱”。
小小年纪的康定斯基已经可以从树皮上抽象出马，这种喜好和能力影响深远，多年以后，抽象成为了他极具代表性的艺术手段，而“骑士与马”的意象也反复出现，如在《构图二号》的画面正中，就是一青一白两匹马匹 ，甚至“青骑士”的命名，也和他对这一意象的热爱密切相关。
在确定自己的绘画理想后，康定斯基沿着纯粹形式的道路溯游而上，最终找到了符合自己理想的艺术形式——音乐，因为音乐同样是一种非形象的艺术媒介，它由此可以使思想冲破视觉幻象而获得自由的灵韵。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像音乐家那样作画，“每一件作品的诞生都是一个创世纪，就像音乐是由不同的乐器产生出的声音，所创造出的和谐悦耳的旋律一样。”
他找到音乐作为自己的同伴绝非偶然。在没有投身于艺术之前，康定斯基只是一个中规中矩的法律系教授，但良好的文化修养使他很早就感受到音乐和绘画的奇异共感，听着瓦格纳的音乐，康定斯基想象着莫斯科的黄昏，“小提琴，贝斯低沉的音调，特别是管乐器……向我呈现了入夜前一刻的所有力量。我在脑海中看见了所有的色彩，它们站在我眼前。狂野的，甚至是疯狂的线条在我眼前被勾勒出来。
瓦格纳是音乐史上具有开创意义的作曲家，他早在19世纪就提出了“总体艺术”的理想，即将各种艺术形式结合起来创造出一个宏伟的艺术整体，康定斯基显然继承了这种雄心壮志，他试图打通感觉之间的壁垒，让各种感官共同谱写出一曲恢弘壮阔的艺术之歌。
康定斯基让音乐和绘画相结合的努力也可以纳入当时先锋艺术家的实验潮流中。受颜色对比原理的影响，立体主义画家罗伯特•德洛内创立了俄耳甫斯主义，通过对古希腊神话中著名音乐家“俄耳甫斯”名字的借用，德洛内希望用缤纷的色彩创作出一曲激荡着“和声”和“音色”的作品。他创作过一幅《共时的圆盘》，专门探讨色彩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
而康定斯基和德洛内一直保持着密切的书信交往，甚至参观过德洛内的画室，德洛内的先锋实验一定与康定斯基长久以来的想法不谋而合，给了他或多或少的灵感和启发。
1911年，康定斯基建立起一个名为“青骑士”的俱乐部，聚集了一批赞成抽象主义实践的艺术家。他们的宗旨简单明了：“我们要确认一种固定的形式；目的是在再现的形式的多变中表明艺术家如何以各种各样的方法表现其内在的灵感。”这个空间让他的天赋得到淋漓尽致的挥洒，他一系列重要的作品都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
《作曲4》正作于此时，这幅画在整体的抽象杂乱中依旧可以依稀辨认出形象。画面前端是三座突兀的山峰——分别是紫色、蓝色和黄色，黄山和紫山之间跨着一弯彩虹，三个战士站立于蓝色山峰前，两支尖锐的长矛直刺天穹，高山背后，是黑色线条勾勒的建筑。
康定斯基尽情在画纸上泼墨着自己内心澎湃激昂的情绪，但现实中他却是一个文质彬彬的人，经常西装革履，打扮得体，他还曾经开玩笑说自己可以穿着晚礼服画画。他有些神秘，对自己的私事避而不谈，经常吸着一柄烟斗，缭绕的烟雾很好地遮盖了他脸上的表情。
外观可以掩盖一个人的真实模样，但伟大的艺术却必定是真情实感的倾泻与展露，在聆听这一曲曲或宁静或狂暴、或高昂或低沉的视觉之歌时，我们也听到了这位伟大艺术家的内心独语，它们有对动荡时代的关切，有对难以名状的感情的表述，丰富且热烈，深邃又广博，康定斯基解放了色彩，粉碎了形象，让现代艺术向更加私人化、抽象化的方向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