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元朝末年战乱后，明朝得以建立。明朝建立之初，明太祖朱元璋等统治者依然需要面对历朝历代所要面对的几个问题。首先是异族问题，明太祖朱元璋打败元朝，并把元朝逐出中原，但元朝并未被完全消灭，依然以北元身份活跃在草原之上。纵观中国古代史，即使消灭蒙古但草原上依旧会有新的民族崛起，而中原帝国也直无法有效掌控草原，所以现在如何面对以及后世可能出现的异族问题，是朱元璋所要面临的第一个问题。第二是如何处理军队问题，虽然明朝承接元朝，但因元朝存在时间过短，实际上明朝距离宋朝时间并不十分遥远，因此朱元璋明确知道宋朝受重文抑武思想的影响，军队战斗力有多么低下与崩坏。而军队战斗力低下又会造成何种后果，宋朝无疑给出了很好的示范效果。第三即如何处理文官势力过强与土地兼并问题，作为以一介布衣身份最后登顶皇位的朱元璋，无疑最清楚土地兼并、基层文官或是地主弄权所带来的政令不通与横霸一方会造成何等严峻后果，同时看到宋朝因为文官势力过分膨胀使其在地方的势力不断壮大，最终导致文官在地方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同时阻碍政令的传输，甚至限制皇权，在中央有人阻挠政令通过，即使强行通过到地方也无法执行，这使得皇权不断衰弱，这些无疑都是朱元璋无法接受的，因此如何处理平衡文官集团也是朱元璋所必须面对的问题。
针对上述问题，朱元璋给出了自己的解答，针对异族问题与军队战斗力问题，朱元璋决定重启分封制度实行开启卫所制，启动九大塞王制度，即把自己几个儿子分封到边疆去。为何在有了汉朝中期的七国之乱，晋朝的八王之乱这等血淋淋的教训后，朱元璋依然要重启分封制度？首先是借鉴了元朝的汗国分封制度，把自己的儿子分封出去使其拱卫中央，同时这些分封都位于北部边境，可以防备异族入侵，起到边塞作用。其次可以保持军队战斗力。纵观中国历史任何朝代，开国时期因为有着充足的精兵强将，因此都能以压倒性态势面对异族。但异族面对如此情况，会直接逃跑或是分散而居。由于中原王朝对草原的统治与利用能力有限，因此很难在开国初期对异族赶尽杀绝，即使对其进行极大削弱，但不同异族仍会自行发育起来，而此时往往来到了王朝中期或末期，中央财政无法在和平年代依旧维持一支庞大而富有战斗力的军队，俗话说只有千日做贼,没有千日防贼。这些异族无法根除，同时在经历了开国年间对异族的扫荡后，这些骚扰的异族只是极少数，对于大局而言根本无关痛痒，但为此所需维持军队的花费往往是个天文数字，从完全理性角度而言无疑是不值当。同时如果一直有一支庞大又有战斗力的军队，无疑会使皇帝与文官都感到不安，武将往往会因为这支军队的存在，得以与文官分庭抗礼，这无疑是文官无法接受的，同时也不利于文官势力在地方上的自行状大。对皇帝而言，虽然军队的存可使其政令更好的在地方通行，同时也有效抑制文官势力，但这样一支军队的存在一但统领不当，或是军队统领起了野心，那分分钟就是黄袍加身改朝换代，这无疑是皇帝做梦都怕看见的，同时维持这支军队也会极大的拖累中央财政，因此往往度过开国时期后，皇帝与大臣会默契的打压军队，而这直接导致了军队战斗力的崩坏与底下，这也是异族重新崛起的时期，此时中原王朝失去了开国初期所拥有的精兵悍将，只剩下战斗力底下的老弱病残，王朝根本无法控制异族的肆虐。
但这种模式却是无解的，就像经济学中所提到的理性人假设，所有理性人都会做出决定，毕竟异族是否崛起是以后的事，但如果现在仍要维持军队，则财政破产与黄袍加身改朝换代，是迫在眉睫的事，因此这是个无法改变的局面，宋朝就是沿着这条道路前进最终走向灭亡。但朱元璋却跳跃性的提出了九边重镇与九大塞王，同时还提出卫所制，这些制度的互相配合成功打破了这样的逻辑循环，也成功在各地方压制了文官的势力与影响力，从而第一次打破了皇权不下县的传统，使得皇权得以从从上贯彻至最底层，这是朱元璋的伟大创建。
针对异族问题最核心的就是只有千日做贼没有千日防贼的问题，并且由于中原王朝无法对草原形成真正有效的统治，最多只能采取分化或是以夷制夷，这些措施在王朝鼎盛时期还有作用，一旦王朝开始衰落，这些异族必然野心膨胀，这些措施也无用处。因此最好应对异族的方法就是中原王朝定期派出军队，对草原进行扫荡，实行减丁从而避免异族崛起，而这就需要一支庞大的军队，但依照前文所说长期维持庞大军队是中央财政、大臣、甚至皇帝都无法允许的，因此历朝历代只能在这种循环中不断挣扎。而朱元璋采取了九边重镇的方法，把自己的儿子都分封至边境，充当帝国屏障的作用，并赋予其极高的权利与自主性，这些藩王是既有意愿也有被迫的现状，必须维持军队对外扫荡减丁。毕竟这些藩王地处边境，若草原异族崛起或是时常前来骚扰，倒霉的第一个就是他们，因此这些藩王必须维持庞大富有战斗力的军队，对草原进行扫荡同时维护自身安全，这是其身为一个理性人所必须采取的策略。同时一旦藩王定期扫荡草原，在维护自身稳定的同时，中央也不必担心来自草原异族的威胁，并且这些藩王所维持军队而产生的花销，由其自行解决，这也减轻了中央财政负担。
中央是不必担心草原异族的威胁了，但若藩王造反，来自藩王的威胁又要如何处理？朱元璋把这项威胁与文官地方势力做大的威胁一并处理，采取了卫所制。所谓卫所制即建立由上至下的卫所，这些卫所直接深入村镇，并且这些卫所采取有事从征调发，无事则还归卫所，有点类似于唐朝的府兵制，因此这些卫所里面都是各类老兵与军护，并听命于皇帝，这使得皇权可以下县，并有着极大影响力，这足以抑制地主的土地兼并与地方文官势力的做大。明朝卫所制的设计有些类似于唐朝的府兵制，都是皇权希望对乡县地方有直接掌控措施，但制度设计归设计，如何执行仍是中央与大臣说了算，而这种对大臣利益有极大损害的制度无法长久执行，即使开国一两代君主以自己极高的威望强行推行下去，当后世皇帝无此威望后，制度一样会崩坏，唐朝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但朱元璋通过九边重镇制度进行维持，如何对藩王造反进行防备，这强迫中央必须有足以与藩王匹敌的军队来进行威慑，迫使其不得造反，这些中央军队的来源无疑就是卫所制。对文官来说，相较自身权利被限制一部分的卫所制，藩王造反打破京师所带来的清洗与抄家无疑更加可怕，因此即使无论多厌恶卫所制，中央的诸位大臣都必须使其运转下去，这就保障了皇帝手中握有兵权，并且这些士兵还有极高战力，从而避免历朝历代军队战力逐年下滑直至崩坏的情况。
针对文官势力的做大，朱元璋又采取取消宰相制度、建立锦衣卫、八股取士的三项制度，通过取消宰相制度，使自古以来皇权与相权相互制衡的模式被取消，最大程度加强了皇权。通过八股取士，首先避免文官的自行判断，一律采取统一答案，即现在的标准化流程。在这之前，唐朝或是宋朝以文章取士，但一篇文章的好坏相当难以判断，同一篇文章有的说好，有的说坏，这个时代说好，下个时代说坏，因此如何判断文章的好坏是一个相当困难的事情，最终往往凭借考官的个人喜好做出判断。因此明朝采取八股取士也就是把考试标准化，进行统一规范考试，考试结果由标准答案决定，不在凭借主考官的个人喜好。这样制度设计既可为国家更多招揽人才，也可消除皇帝与大臣之间的儒学知识差距，毕竟皇帝的儒学知识远远比不过大臣，若以文章取士，则能获得殿试资格的文章均是引经据典博古论今，通俗的讲这些文章充实着大量专业术语，而以诸多皇帝的文学素养，此类文章基本只能听从大臣讲解，而这给了大臣自由解读影响皇帝的机会。但若以八股取士，因为有标准答案，足以极大降低皇帝的抉择难度。至于八股取士对思想的禁锢，至少在明朝时期，笔者并不认同。因为虽然明朝采取八股取士，但也只是规定了考试范围，限制了考生的个人发挥而已。即使在所谓宽松的宋朝，考试也依旧需要严格限定考题的范围即经义，如同后来的应试教育，把考试规范化、标准化这是不断考试发展的必然措施，并且参考明朝时期发达的各类文学《西游记》、《三国演义》等、戏曲、甚至儒学的新发展阳明心学的诞生，与明末的资本主义萌芽，这足以说明，明朝时期各类思想的璀璨与发达。因此说八股取士在明朝时期对思想进行禁锢，笔者不认同。八股取士只是为避免宋朝因标准不统一，采取随意取士，出现压制皇权的现象。并且为避免出现类似于宋朝士大夫势力膨胀、无人监督情况，朱元璋设立了独立于官僚系统的锦衣卫制度，可监视大臣，皇权进一步加强。
朱元璋在参考了宋朝所面临的各项问题后，设计出各种制度来进行防范与反制。这些新制度的设计无疑相当惊艳，甚至有可能跳出导致诸多王朝灭亡的原因，即异族入侵与农民起义。朱元璋有足够威望，足以压服诸多藩王，但由于长子朱标早亡只能让威望不够的皇太孙建文帝朱允炆即位。朱允炆在自身威望不够的情况下冒然削藩，使明成祖朱棣造反，夺取了建文帝的皇位。朱棣为避免再出现这种情况，采取削藩，强化中央集权，并且规定了藩王不得干涉地方政治军事事务，不得擅自离开封地，结交地方官员，最终形成 “有明诸籓，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的局面。并且朱棣重设了内阁制度，内阁制度在不断发展后基本成为宰相的代替品，重新回到了相权与皇权的拉锯战。由于藩王制度瓦解，使得朱元璋设计的卫所制度也很快崩溃，逃兵肆意，军备逐渐废驰。朱元璋所设计的各项制度，在其死后不久，就因朱棣夺位，大部分都被废弃，明朝失去了跳出循环的机会，重新回到治乱循环之中。
土木堡之变后，因为勋贵大量死亡，导致文武失衡，使文臣更加猖獗，虽然后来有中兴，但依然无法抵挡时代大势，在大量土地兼并与异族崛起后，最终在农民起义与清兵入关的双重夹击下，走向灭亡。
清兵入关后，清朝得以建立。清朝作为一个封建王朝，其水平已达到登峰造极地步，以封建王朝而言，清朝统治技术足以称得上是艺术，其把中国古代历朝所要面对的问题基本全部解决。作为一个封建王朝，稳定一直都是第一位问题，其他都是为稳定服务。历朝历代如何统治，如何维持稳定，核心都是平衡艺术。但往往有超出平衡的存在，平衡被打破，王朝无法维持稳定，最终灭亡。下一任王朝重新平衡各方势力，以保持稳定，平衡再被打破…又重复上述过程。清朝无疑是平衡手段玩的最为出众的，作为一个少数族裔入关，必然面临如何统治多数族裔的问题。对此一是压制二是吸纳，其中作为压制代表的元朝以其九十几年的历史为清朝做出了错误表率。因此清朝采取吸纳汉人为我所用，但又不过多吸纳汉人，避免自身民族因素被削弱，被汉人鸠占鹊巢。因此虽然清朝采取吸纳汉人制度，但同时又规定满汉不得通婚，同时虽吸纳汉人却不允许汉人做到高官，这使清廷高层几乎无一汉人，而这正是保证清廷自身统治稳定的一大基石。因为吸纳汉人，汉人拥有了上升通道，从而对汉人进行分化，使其不聚众造反。同时又剥夺汉人身居高官的机会，从而保证自身统治。
对文官与财政问题，清朝也做出了应对。历朝历代皇帝与文官在财政问题相互冲突，文官一面大量敛财、侵占土地，一面迫使皇帝少收税，使中央往往收不上税收，这种情况越到王朝末期越加明显。由于王朝无法收税，各类军饷或是赈灾钱粮无法发放，从而导致王朝后期乱象丛生。因此历朝皇帝都在思考解决之道，其结果常常是引入第三方力量，例如汉朝采用外戚来制衡文官，明朝采用太监来制衡文官，这些人本质就是为皇帝捞钱以维持开支，充当白手套角色，例如明朝天启年间的魏忠贤，虽然其手段残暴，飞扬跋扈，但魏忠贤在时辽东军饷还可正常发放。崇祯即位杀掉魏忠贤后，没有任命自己的白手套，国家财政仅仅依靠税收，这使崇祯仅仅继位三至四年，辽饷就无法正常发出，最终明朝灭亡。但第三方势力的引入都不足够稳定，无论是外戚还是太监，都仅仅依靠皇帝个人，一旦皇帝驾崩就要重新洗牌，这无疑不利于制度的稳定性。而清朝采取了包衣制，清朝包衣由原先氏族中的家奴转换而来，其属于主人的奴隶，并且世代无法脱离，这使其有着极高的稳定性，同时因为包衣属于奴隶因此其完全独立于官僚体系之外，只对其主人负责，这使其在地方拥有极大的自主权，同时因为其背靠清廷与皇权，使得包衣往往有着极大权利，例如曹雪芹家就是清代内务府正白旗包衣世家，而因为包衣的奴隶身份使得其攫取财富可以被主人，也就是皇权任意取用。清朝通过包衣制，获得了独立于官僚体系之外，直属于皇权的财富来源渠道，皇帝有钱可用，从而避免了历朝历代皇帝因为收不上来税从而无钱可用导致天下大乱的情况。
在针对历朝历代所头疼的异族方面，满清本身就是异族入主中原的代表，当然要避免此类事情发生。避免异族做大的最主要手段就是定期扫荡草原造成减丁。但如何扫荡与如何维持军队一直也是历朝所头疼的问题，朱元璋提出了九边重镇的方法，但因其被早早放弃因此也无较好成效，而清朝采取了别样手段，成功解决了异族问题。清朝拉拢了蒙古并给予其高层在中原崇高的地位与财富，历代中原王朝无法解决异族问题的根源是异族在草原可以随意迁移跋涉，因为其高机动性，使中原王朝即使将其击败也无法进行追赶，更别说赶尽杀绝了，因此中原王朝仅能采取大兵压境，逐步蚕食的手段来控制异族。由于草原无法种粮食，粮食仅能从中原长途跋涉运输过去，这是对国力的极大考验。在王朝鼎盛时期还好，一旦王朝衰落，则根本无法承受。即使采取以夷制夷的方法，但因其终归是汉族王朝，因此或许可以给首领或是一部分贵族高待遇，但绝不可能给其整体高待遇，而这正是异族后期反叛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清朝不同，因其本身就为少数族裔，因此其为扩大自身，提出了满蒙联盟构想，给予蒙古族在中原极高地位，使其与满族融为一体，而实行满蒙联盟，使清朝在草原上有了其坚定的支持者，之前对于传统中原王朝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也迎刃而解，其余族裔有着高机动性，蒙古族也有，而且蒙古族同样熟知地形，并且由于有清朝支持，使蒙古族在装备战斗力方面远超其余族裔，清朝成功解决了异族问题。同时不同于元朝，由于清朝吸纳汉人政策，使得即使蒙古族获得更高地位，也并未激起汉族大规模反抗。
在军队方面，为避免出现之前朝代的战力下滑与军人壮大，清朝采取了八旗与绿营兵混合制。把满人也就是旗人编入八旗，而把汉人编入绿营，在战斗中采用八旗指挥绿营的策略，在后期八旗腐化后，清廷又采取了加派旗人担任绿营中中高级军官的策略。直到乾隆后期开始，绿营逐渐成为以汉兵为主旗人主导的军队，即以满人统领汉人，以此来避免汉人军人做大，同时由于满人统领汉人的残酷以及固有满汉矛盾，这也同样避免了满人以此做大。同时虽然这些军队战斗力低下，但不同于其余王朝需要解决异族问题，这支军队的主要战斗对象为镇压农民起义，即使战斗力底下，但毕竟属于政府军队，有着一定训练，并且由于满族统领进行残酷督战，其仅仅需要面临更加混乱的农民起义，虽战斗力低下，但对于清廷而言完全够用。
为维护自身统治稳定性，历朝历代都会进行一定程度的愚民与思想规范，清朝在此方面做得尤为彻底，为避免汉族文人的反抗心理，清朝进一步严苛八股取士制度。不同于明朝八股取士仅仅规定写作格式，清朝同时大兴文字狱，使清朝的八股文思维更为僵化，清朝也正是以此来杜绝所谓的异端思想，从而进一步导致思想禁锢。由于文人思想被文字狱等所禁锢，闭关锁国政策实行，大规模愚民政策实施，都使得民众思想被进一步禁锢，程度远超历朝历代，虽然以现在眼光来看这无疑是掩耳盗铃，但以封建王朝标准，这就是维持自身统治稳定性的最好措施，清朝成功完成了历朝历代所追求的思想统一。
在对老百姓与农民起义方面，由于番薯的引入使清廷实现了人口大规模增长与对农民起义的镇压。番薯在明朝万历年间即传入中国，但种子本身存在水土不服，且当时南方较为富庶仅靠水稻即可，无需此类物品等诸多原因，番薯并未大规模传播和种植，直到清朝时期才传播开来，由于清政府大力支持且番薯产量巨大，虽然番薯仅能饱腹无法养人，但这依然使得清朝时期人口暴涨。同时由于闭关锁国等思想禁锢，因此虽然老百姓贫穷落魄，但由于番薯玉米等推广，使其不必饿死，再加上思想禁锢，使其造反意愿不高，虽然乾隆晚年起就不断爆发农民起义但由于未形成全国性爆发，最终都被镇压了下去，并未动摇清廷统治根基。
清朝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是封建王朝统治艺术的巅峰。其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充满思想禁锢，百姓贫苦交加仅能活着，权贵作威作福，虽有各类起义，但仍能保持统治稳定的封建王朝。其成功吸取了中国历朝历代灭亡所带来的教训，如困扰诸多王朝的财政问题、异族问题、农民起义问题、军队问题、文人问题等，清朝做到了平衡，解决了上述问题，做到了封建王朝的巅峰。但正因如此，清朝错失了开眼看世界的机会，忽视了世界主流已不再封建王朝，而是逐步向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转变。当新时代浪潮来临，当终于发现有超出其平衡范围的事物来临时，清朝已经错过了跟随时代大潮的机会，因为其完善了古代的一切制度措施与漏洞，从而保证了自己统治的长久稳定，但也正因此埋下了错失新时代浪潮的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