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刚继位时，汉帝国是很有钱的。
“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集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但汉武帝继位十几年后，帝国的蓄积就消耗殆尽，短短十余年他就做了太多事情，据林剑鸣《秦汉史》的部分统计：
1、与匈奴多次大战，大炮一响，黄金万两；
2、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千里馈饷，率十余钟至一石……悉巴蜀租赋不足以更之”；
3、修汾渠、渭渠、朔方渠，费巨万十数；
4、筑沧海郡城，“人徒之费，拟于南夷”；
5、筑朔方城，“费数十百巨万，府库益虚”；
6、卫青击胡有功，赏赐将士黄金二十万金；
7、赐降匈奴浑邪王及部属“凡百余巨万”；
8、黄河决堤十余年，多次修复，多次旋即崩坏，费不可胜计……
以上这些是于国于民有利的事情。除此之外，汉武帝个人生活也颇为奢靡。
他好神仙，养许多方士，赏赐无数，以求神仙。
他听方士的，四处巡游求神仙，也四处建离宫别馆，耗资巨大。其中建章宫更是集奢靡无度之大成。
这些情况，更加剧了帝国财政的压力，大约在公元前120年后，帝国的财政部长就表示拿不出钱来了。
所以，要搞钱。
从哪儿搞呢？最直接的，从刘姓王室、诸侯封国、富商大贾、豪强勋贵那里搞。
汉初休养生息，政府不作为，在民间，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得以蓬勃发展。
尤其是，铸币权下放，山川池泽等生产要素开放，催生了大量长袖善舞的商人，许多人资产巨万，势力倾压郡县。
这充分证明，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对做大蛋糕是极其有帮助的。
但与此同时，至少有两个严重问题。
其一：
汉代初期，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田租和算赋。
田租容易理解，算赋则是人头税。
显然，这两样税收，根本覆盖不到工商业主。换言之，上述豪商大贾占据了帝国最容易挣钱的生产资料，却对国家税收毫无贡献。
其二：
有钱就能占据更多生产资料，就能攫取更多财富。
当帝国百废俱兴时，这有利于迅速恢复生产。但当帝国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增速缓慢时，还放任豪商大贾资本增殖，必然让垄断加速、兼并加剧、贫富差距加大。
《史记-平准书》就讲，豪商大贾们“冶铸煮盐，财或累巨万，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
面对这样的局面，汉武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下文分别简述。
第一，是改革币制。
汉景帝时，实际上帝国就收回了铸币权，但一时之间，虽严刑峻法命令禁止民间私铸，民间私自铸钱并未禁止。
但到底，铸币权收回来了。
铸币权+国家暴力机器，这对组合，只要够没底线，理论上可以无限夺取民间财富，直到民不聊生、秩序轰然崩塌。
但汉武帝也解决不了盗铸的问题，因为铸币权还分散在各级政府，造出来的钱并不统一，这就给盗铸留下了操作空间。
因此，三铢钱、四铢钱、五铢钱换来换去，杀了数十万盗铸钱的人，也没能彻底解决。
倒是创造性发行的“白金”和“皮币”起到了直接从诸侯、王室夺取财富的作用。
其中，“皮币”就是鹿皮。汉武帝规定，诸侯觐见他，必须用皮币荐璧。
而且，用来做皮币的鹿皮是白鹿皮，大概只有上林苑有，所以诸侯们必须向汉朝廷购买。
而一块皮币卖多少钱呢？四十万钱！
流氓不流氓！明摆着，跟抢差不多！
不服？不服，侯爷、王爷就别当了！
史书里有这样一条记载：元鼎五年，也就是公元前112年，有106个列侯因“酎金”成色不足而失侯。
酎金就是帮助皇室祭祀列祖列宗贡献的黄金！
顺便提另一则史料，跟加强中央集权有关的：公元前102年，睢阳侯张昌被夺侯除国，到这时，高祖时封的143个功臣，只剩下三个！
第二，彻底垄断铸币权
汉武帝到底垄断了铸币权。
公元前113年，他设置了水衡都尉，专门负责铸钱。
水衡都尉把全国的铜都收集起来，用统一模具，制造“币值与重量”统一的三官钱。
新的三官钱制造工艺复杂，盗铸成本高，根本上打击了盗铸者。
从此，私铸钱渐趋绝迹，由水衡都尉下属三部门制作的三官五铢钱通行于世。
汉帝国的货币政策也因此趋于稳定。
第三，盐铁官营
汉初，盐铁任由私人经营，后来渐渐由私人垄断，利润都归了私人。
汉武帝时，由大司农丞东郭咸阳和孔仅，侍中桑弘羊负责筹划将盐铁经营收归国有。
三人组都有具体的掌管盐铁的经验，他们在组织实施中，一方面依托国家暴力支持，一方面又从全国各地招收专业人员，在各地郡县设置盐铁专卖机构。
事情办得是很不错的。既为国家增加了收入，还提升了整个国家的冶铁水平，中央财政有所缓和时，卖给百姓的盐铁价格也便宜。
但同时也有其他问题。
首先是盐铁官营，本质是国家垄断。
国家垄断与市场垄断最大的差距是服务意识。
盐还好，这玩意儿，变不出花来。
铁就不一样。铁在民间最重要的用途就是生产工具，具体说就是农具。
而国家垄断之后，很难根据市场需求，生产个性化产品，于农具改良是有阻碍的。
其次是，一旦帝国财政压力大，他们就可能抬高盐铁价格，这无疑将加剧人民的生活成本。
第四，推行均输平准。
均属平准举个通俗的例子，是这样的：
1、汉帝国广大，关中盛产苹果，苹果便宜，橘子贵；江南盛产橘子，橘子便宜，苹果贵。
2、这种价差会促进商品流动，但这种流动，利润是商人的，且容易出现恶意抬高打压价格的情况。
3、官府想法把商人的活，自己干了。既能统筹分配，让全国人民都吃到价格合适的橘子和苹果，也能在丰收便宜时买进，欠产昂贵时卖出，平抑物价。
举例可能不太恰当，也未讲出均属平均的全部奥义，但大体上是政府主导市场分配。
不过，这不是计划经济，倒是可以理解为政府资本主义。
第五，算缗和告缗。
算缗本身倒也是合理的。但告缗就有点不择手段了。
包括对商人、高利贷者征取营业税；对手工业者征取营业税；车船税。
但当时的问题是，国家很难统计到营业税，所以，到最后，基本上成了征收财产税。
但即便是财产，帝国也是难以准确统计的。而指望所有的富商大贾、豪强大族像卜式一样自觉捐献资产给国家财政，是不可能的。
于是，汉武帝又下达了告缗令。
告缗令，讲的是，针对不如实申报财产的，鼓励人民相互揭发，揭发属实，则揭发者能得到被揭发者一半的财产作为奖赏。
这玩意儿，连著名酷吏义纵都反对，但在乾纲独断的汉武帝面前，这些反对都没有用。
他的逻辑也简单：帝国的长治久安，跟皇室有关，也跟每个人有关，国家的钱花光了，每一个帝国子民都有义务出钱出力。
最终，在汉武帝的强力推行下，告缗之风遍天下，最终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万数。于是，商贾中产以上大抵皆残破。
通过以上这些措施，汉武帝完成了对帝国财富下至中产上至王侯将相的搜刮，也使汉帝国财政得以渡过危机。
这些财富，一少部分不可避免会用在汉武帝个人享乐上，但大部分仍然用在了对匈战争和开疆拓土上，积极意义还是巨大的。
另外，本质上，这种强取豪夺，是帝国第一地主对大中小地主的掠夺，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皇帝不可能自己革自己的命，但革一下同是地主阶级的命，总好过大小地主勾结成铁板一块一致向下压榨穷苦农民的好。
没错，我说的就是与士大夫共天下的两宋。
行文至此，忽然有些其他的想法，再延伸一下。
汉武帝这样打击中层地主，本质上是打压精英阶层。
但有一个问题，政治到底是精英的政治，不是平民的政治，那么精英被过度摧残对政治稳定、国家治理也是有害的。
而精英阶层既是治理的中坚力量，再成为财富及生产要素的最重要占有者，又会极度损害平民阶层的利益，危害国家的上层建筑。
那么是否存在一种设计，充分利用精英阶层的治理能力，而约束他们占有巨量财富与生产资料呢？
这个问题，我有模糊的答案，但缺乏坚实的逻辑论证，就不说了，抛砖引玉，各位可以聊聊。
你好，我是不明山人，正在写简明中国政治史，这是一个有时好玩、有时严肃的公众号，每早六点，厕上一观，可通天地之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