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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到了二战后的 1960 年代，在韦伯的故乡德国，学者们更是从批判官僚化、资本主义和威权领袖的视角来关注韦伯，而资本主义的“伦理”意涵早已被人遗忘了。
德国，由多个不同的邦国组成，他们原本风俗各异、传统有别。有的是工商业发达的城市，市民文化深厚；有的则是森林地区，有着乡村自耕农和天主教的传统；有的地区城乡分界不分明，新教人文主义与地方市镇自治相得益彰；有的地区则以农村为支柱，施行带有封建色彩的庄园制，农民高度依附于庄园主。
原本由普鲁士容克地主阶层和官僚公务员承载的朴实无华、踏实苦干的“普鲁士精神”，逐渐溃败消失。在资本主义大潮冲击下，容克地主一面得精打细算地经营庄园产业，一面又要大把花钱，炫耀某种从未有过的“传统贵族”范儿。他们主导的德国政治精英阶层，既充斥着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狂热傲慢，又暗中左右国家经济政策，牺牲民族整体和长远发展来谋求自身的眼前利益。原本依附于地主的庄园农民，受波兰更为廉价的劳工排挤，带着对自由的渴望，来到大城市加入工人的队伍，成为无产阶级大军的一员。原有的社会组织结构日益瓦解，整个社会被阶级分化与斗争彻底撕裂。
社会日益碎片化、平面化，完全依赖于官僚行政的巨大机器来治理和维持稳定，用物质福利和廉价的幸福主义来喂养大众。这正是“无灵魂的专家”与“无心的享乐人”携手共居“铁笼”的虚无年代。
在一场洗礼派的入教仪式上，新成员必须忍受冰冷刺骨的湖水和山间的寒风，将自己全身浸没在水塘之中，用这样的“受洗”来表明自己已是“新人”。正当韦伯饶有兴致地观礼之时，旁边的亲戚却跟他“揭底”：水中一位新入会的年轻人，只不过是想在当地开家银行，为确保客户上门而入教。表面上看，这似乎又极类似富兰克林的“致富经”：信仰告白和道德教诲都是为了获取利益，不过是彻头彻尾的虚伪。
韦伯对社会和历史整体的基本理解，是一种多因素的视角，包含着不同因素的复杂关联以及各自的因果联系。
只有基于具体的经验和史料来构建概念，才能更接近具体现实，避免普遍规律和法则对其过分的抽象简化。
韦伯的长注其实就是一篇小论文，而且或许是因为注释的形式，韦伯行文有时不如本文那么拘谨，字里行间往往会有一些大胆而充满智能火花的论断（当然也少不了发火抱怨、怒声抨击的场面），很值得读者细细品味。
以货币进行资本计算，不管是以近代簿记方式或较原始及幼稚的计算方式。因此当企业开始运转时，即有最初损益平衡表：每一个别交易进行前，皆经估算；为了评估企业运转情况而进行检核时，即再经估算；企业结束时，则有最后的决算损益平衡簿记，以确定所获“利得”。
宗教改革的意义并不在于消除教会对于生活的支配，而毋宁在于以另一种形式来取代原来的支配形式。
天主教徒的雇工显示出一直留守在手工业里的强烈意愿，所以比较多成为工匠师傅，而基督新教徒则相对较多流入工厂，为的是在这儿占有熟练劳工层与工业经理层的高阶位置
生活态度之所以不同，主要必须从宗教信仰的恒久的内在特质当中来寻求，而不是单只求之于其一时所处的外在历史—政治情况
俗谚谑云：要不吃得好，要不就睡得稳。在眼前这个事例上，基督新教徒偏爱吃好，天主教徒宁愿睡稳。
光是在一个迥异于熟悉之地的不同环境下劳动的这个事实，便足以打破传统主义，并产生“教育的”效果。美国的经济发展是多么地仰赖于这样的作用，几乎是不用加以分说的。若溯及古代，巴比伦俘囚对于犹太人而言也具有完全相同意义，可以说，该加以大书特书的，其他例如琐罗亚斯德教徒的情形也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