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强:我经历了大炼钢铁

工业化一直是中国的梦想,而大炼钢铁也在半个多世纪以来成为工业化之路的象征。建国初期,钢产量只有15.8万吨,从上世纪50年代起,中国的钢铁业就在“赶美超英”的口号下“跨越式”地前进着,大炼钢铁成为中国奋力实现工业化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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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强从小日子就过得很苦。父亲双目失明,基本上不管家里的事,全靠妈妈把他和哥哥一手带大。自然灾害期间,哥哥由于生病加上营养不良,饭都吃不饱,12岁时就病死了,从此,李强就成了“独子”。

1958年,李强还在上小学。那时,大街小巷到处都贴满了宣传画,钢铁被描绘成元帅,头插令旗,手拿令箭,喝令着煤炭、电力等几个将军,要打一场20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硬仗。

李强说:“当时这个运动搞到了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学校里、单位上都在宣传,连小学生都知道有这回事。墙上到处贴着标语,还有彩色的画:炼钢工人头上戴着工作帽和蓝眼镜,一出门就知道必须在一年里炼出一千多万吨钢来。不要说小高炉,我们连风炉都用上了。”

就是在这样的宣传攻势下,全党全民的积极性都充分调动起来了,只要是有一点劳动力的,都得上阵,大搞“小(小高炉)、土(土法炼钢铁)、 群(群众运动)”。所有的事情,都责无旁贷地为“钢元帅”让路:工作不做工了,农民不种田了,全部都炼钢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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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钢需要原材料,要炼一千多万吨哪,那是一个多大的数字!光靠挖矿怕是不行了,于是,老百姓家里金属的东西都遭了秧。千家万户撬铜砸铁,箱橱上的铜铰链化作了铜水,饭锅子当烂铁砸扁送去当原料,从门把手到柜子的锁,从窗子的框架到饭锅,统统无偿上缴,连做饭的锅也不能幸免。

村干部进来,看到铁的东西不由分说,一锤下去先把饭锅砸碎,女人被吓哭了:“把锅砸了,怎么做饭啊?”村干部说:“马上就搞共产主义了,都去吃食堂,还用你做饭哪?”

那时李强家里有一个洗脸用的黄铜盆,每天妈妈都把它洗得亮亮的,几乎可以当镜子了,但看到干部来了,只好乖乖地交出去,母子俩心疼了好多天。李强明白了,吃饭都比不上炼钢铁重要。

全民大炼钢如火如荼,机关干部、学校师生、家庭妇女全都卷了进去。当时,李强每天放学后就都满世界去拣废铜烂铁交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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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时人人眼睛里就只有铁,哪里有那么多可拣的?实在捡不着,他就拿家里的东西充数。一天,他把家里仅有的一把小锅铲偷偷藏在衣服下面想带出门,被妈妈看见了。妈妈喊了他一声,吓得他赶忙把锅铲放下,心想完了,一定挨顿臭骂。

没想到妈妈只是看了看他,说:“你把这个交了,我拿什么炒菜哪?”他“哦”了一声,什么也没敢说,只是暗暗可惜又失去一个表现的机会。

在外面找不到废铜烂铁可交,家里也没什么金属的东西了。李强打起了街道上派出所那道大铁门的主意。他约了十几个同学,把派出所的大门螺丝拧下来,抬着门到集中收铁的地方交了,送到钢铁厂去炼钢。

派出所的人阻拦,一伙10多岁的小孩理直气壮地说:“我们要拿去炼钢!”派出所的人叹口气,让他们把门抬走了。

不过,那时的治安好得很,还真用不上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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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里,老师们在学校操场上垒起几个铁匠用的炉灶,烧起焦碳火,拉起风箱,把学生捡来的废铁烧红,放在砧子上用铁锤一阵锻打,据说锻打后铁就成了钢。

李强的班主任是个女的,看上去很文弱,经常咳嗽,那年她大约40来岁,也和其他老师一起抡锤打铁,没抡几下就气喘吁吁,汗珠刷刷地淌下来,不时停下来大咳一通,然后又拼命咬牙拧起锤来使劲砸下去,那喘息声和那一幕热火朝天的情景深深地印在李强的脑海里。

虽然是小学生,也不能示弱。李强和同学们在教室前的空地上也搭起了“小高炉”炼钢。不知是哪个拿来一块黑色的大石块,说是铁矿石,用火烧过后就成铁了。一伙小孩子兴奋地不得了。也记不清是谁的主意,用四块土坯围在一起,下面抠几个洞通风,上面按上半截旧烟囱,把木柴、焦碳、铁矿石依次填进“高炉”,从下面把火点着,炼钢就开始了。

等了好长时间,觉得应该差不多了,扒开土一看,石头还是石头,没有变成铁,只是更黑了,表面多了层黑烟。再来!就不信炼不出来,他们又加进很多碳和柴,接着炼那块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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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强一生很是折腾:以前一家子都在农村,父亲眼睛看不见,母亲一次在赶车拉东西时脚又被夹伤了,也归在残疾人之列,被照顾把户口转到了昆明,父亲被安排进一个药厂碾药。

即使如此,家里仍旧非常困难。13岁的时候,李茂强不得不辍学找工作,挣一点微薄的工资一起支撑这个摇摇欲坠的家庭。他进了省供销社成为一名名符其实的“童工”。

李茂强做的是很重的体力活:搬运工。由于年纪小,单位上的人都叫他“小强”,时不时还有人用手拍他的头,笑着说:“这么小,个子都还还没长成,就出来挣钱啦?”他用力把人家的手打开,瞪着眼睛说:“咋个了?不行啊?我就是能挣钱了!”那副正儿八经的样子让其他人看了笑作一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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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李强生病,到医务室去看,医生给他开了药,叫他按严格按量吃。他看了一下,就半颗药,还要分两次吃?他一次全吃下去了。没想到的是,不一会儿他就觉得两腿发软,浑身冒虚汗,不知不觉就瘫软下去,“咚”地一声倒在地上,旁边的工友吓得不轻,赶紧把他送去找医生。

医生问清之后,说:“叫你分两次吃,偏要一次吃下去,是不是不想活啦?”

1970年,李茂强一家又被下放到农村,除了他一个人,其他人都成了农民。家里吃不饱饭,他就每天下班后用个瓦罐装着从食堂打来的饭带回去给家里人吃。没钱坐车,他走着回去。10多公里的路,每天就这么走一个来回,坚持了四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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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李茂强花49块多的钱,买了去北京的火车票,包里还装着60块钱,他就只身上路了:他要去告状。

3天4夜的火车,李强的裤子都坐得磨烂掉了,脚也肿了,期间只在武昌下过车,走到汉阳歇一晚上,走过长江去又接着坐火车。

到了北京找到接待站,李茂强被安排住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每天吃的都是免费的,一顿饭两个粑粑,还有咸菜,就是把茄子划成条条用盐水泡,人人吃的都一样。

在北京呆了21天,李茂强最大的感受是“太热”,在一楼才用冷水冲了个头,人才到三楼就又冒汗了——头发一样是湿的,不同的是在一楼时是用水打湿的,到三楼时则是被汗弄湿的。实在呆不住,他一等状告赢后马上就回云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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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岁时,有人给李强介绍了个“媳妇”,他去看了看,那女的个子高高,相貌也还端正,但他说,不要!说人家身上有股味,就是俗称的“狐臭”。

后来,他自己在单位上找了个女同事,追的时候还真费了一番心思。当两人感情越来越好、吃饭都合在一起吃时,他却又得罪了她。

那时,他们一起学习,他在上面很用心地讲,她在下面不听,低着头打毛线。他批评了几句,没想到她生气了。下班后他去找她,她不理,还把他的饭菜票从窗子里扔了出来,叫他以后再也不用去找她。

李强低着头,一声不吭。等她发泄完了,才说:“我就是个没人疼的!你要是还生气,就接着骂吧,反正我也习惯了。”看着他那幅难受的样子,想想他的确是个“没人疼的”,她心软了,两个人又和好如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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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李强结了婚,婚后他成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的父亲。有了两个儿子后,李茂强特别想要个女儿。当媳妇第三次怀孕时,单位上的医生劝他们不要再生了,但李茂强坚持不听。

当产房里传来小孩的哭声时,李茂强说:“我当时真的脚都软掉了。听那哭声,分明又是个儿子!我都在想着把他送给哪家算了。哪晓得医生出来说,是个女儿,我还不相信。看到娃娃后才相信真的是个女儿。她那个哭声和样子,太像个儿子了!”

他对这个女儿喜爱得不得了,从小经常让她骑在自己脖子上,扛着到处走来走去,同事见了都咂嘴摇头,说他太宠姑娘了。一次,他用一辆板车拉柴回家,女儿也坐在车上,他边拉着车边和女儿说话,走着走着觉得不对劲儿,回头一看,天啦,女儿不见了!他急忙把车停下来回头过去找,还好转了一个弯就看见女儿坐在地上动也不动地等他。三四岁的小女孩,居然没哭,就静静地坐在那里等爸爸来。

如今,三个儿女早已长大成人,并分别有了自己的家庭。

李强最满意的事,是三个儿女都还不错,没有成为社会的累赘,全都自立自强了——他一生的心血,就全灌注在三个孩子身上了;他现在就只想和老伴过好晚年生活;最期盼的事,就是全家能热热闹闹聚在一起;最怕的事,是做好一桌子饭菜没人来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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