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教导团的命运
（1）
却说陈毅同肖劲离开了九江前往南昌后，他们所在的教导团马上就面临被“清洗”的命运。首先是被张发奎派兵监控了起来，接着让参谋长谢膺白兼任团长，每天排队集中训话，没完没了。这还不打紧，打紧的是要追查谁是“共产党”。
自从张发奎让教导团上岸后，第二天再重新集合时，队伍里已经走了不少的人。显然，这是张发奎“敲山震虎”的结果。但是，他还不放心，要谢膺白再严格审查。谢膺白已经把此事交给一个叫朱勉芳的人，让他去具体处理。自从季方辞职后，教导团还没有参谋长，朱勉芳就填补了季芳的空缺，被任命为教导团的参谋长。
朱勉芳一上任，就对各营进行排查，先是各级营连排的长官，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必须做好登记，是国民党员的，也要登记。结果发现，是共产党员的，没有一个，是国民党员的却不少。再进行对士兵的排查，其结果几乎也是一样。
朱勉芳是朱晖日的亲信，朱晖日是第十一军军长。共产党搞南昌暴动，拉走了他两个师，也就是叶挺的第二十四师和蔡廷锴的第十师，如今只剩下了许志锐的第二十六师。这对朱晖日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所以他希望自己的亲信朱勉芳，到教导团里后尽量多抓共产党分子，以达到“杀一儆百”的效果。
平时谢膺白的事很多，就把教导团的具体事务交给了副团长杨澍松和参谋长朱勉芳。杨澍松不是共产党员，对教导团里的共产党组织并不清楚，但他本人却对共产党没有反感，所以在“清共”问题上，并不显得有多积极。尽管朱勉芳用足了劲，但到了他那里，许多劲都是白费了。他们对几个营的营长进行了重点审查，没发现有共产党“嫌疑”。
每天谢膺白都到被监控的教导团驻地训话一次，向官生们讲第二方面军“东征”的意义以及共产党举行暴动的危害。并威胁说，如果教导团里的共产党分子不主动站出来，查到了将人头落地。但是，他的话却没有人理会，而听到的却是一连串反问：“你们凭什么收我们的枪？”“把枪还给我们！”“没枪我们怎么打仗？”
接着是谢膺白讲话的时候，下面就有人“捣蛋”。谢膺白一讲话，下面不是唧唧哇哇闹闹嚷嚷，就是集体鼓掌。有节奏地鼓掌，听起来是那么整齐，而且步调一致，明显这是在“唱反调”，这是对他讲话的内容进行揶揄。更其可恶的是，还集体用脚来打拍子，有时还手脚一起行动，完全没把他这个团长放在眼里。
所以，这个由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学员组建的教导团，让谢膺白感到自己很没有尊严，很棘手。查看杨澍松、朱勉芳的调查记录，里面已经没有一个共产党分子，但凭感觉，这是一个假象。实际是，里面肯定还有共产党，不然怎么管起来这么费劲。
顿时，谢膺白想起了唐生智曾经说过的话。记得在武汉时，第一方面军总指挥唐生智就曾说过，这些学员中共产党分子太多，最好的办法是“解散”了事。可是，一向对共产党并无防范的张发奎总指挥，却认为这是一个扩充自己实力的好机会，偏偏要把这些人收归己有。结果，他谢膺白就落到了今天这种地步！
谢膺白是个老谋深算的人，他在第二方面军任参谋长本来是想在张发奎军中步步高升，可没想到会让他来兼这个教导团的团长。当时他一听这个决定，心里就很不乐意，但张发奎一言既出，也不好扫他的面子，只好应承下来。哪知这个团里的“刺头”却很多，平时管起来都这么麻烦，打起仗来就更不听他指挥了。所以他认为，最好还是“解散”了省事。
（2）
此时，九江依然是火辣辣的太阳，火辣辣的热，根据汪精卫在庐山透露的信息，“东征讨蒋”已经搞不下去。这倒不是因为共产党在南昌发动“兵变”，而是宁、汉之间正在庐山秘密谈判，看趋势大有“合并”的可能，就像两股水流分岔后又合在一起那样，所以摆在国民党面前的是“合流“，而摆在张发奎面前的是什么呢？国民党一“合流“，他就只有回广东。
张发奎的回广东，和共产党在南昌暴动后南下广东，其意义和动机是完全不同的。张发奎作为一介武夫，是没有那么高的理想要回广东去重建革命根据地的，他只知道“打打杀杀“，然后有块地盘能供养自己的军队，就足够了。如果说他真有什么理想的话，那也是拥护汪精卫为精神领袖的国民党“一统天下”。
可现在武汉中央政府的现状是，北方的陕西、河南已划归冯玉祥占领，东边又想与蒋介石、李宗仁“媾和”，唐生智控制着“两湖”，就连朱培德也拥有了江西，而他张发奎却什么也没有，唯一的出路就只有回广东老家了。他的军队是粤军第一师的底子，粤军是他的老上司李济深带着他们这帮哥佬，在广东多年的军阀混战中，慢慢崛起的。现在李济深在广州坐镇，他张发奎也就只好以“北伐凯旋“的名义，回到他那里去。
他要让曾经的第四军军长李济深看看，他张发奎带着前方的第四军回来了，不是大败而回，而是凯旋来归。当然，说到“凯旋”二字，张发奎心里有一种隐痛。他知道，如果不是叶贺“作乱”把他的军队给带走了一多半，哪倒真的是“凯旋而归”。可是现在怎么去想，那“凯旋”二字，都好像与他毫不沾边。
对叶贺的“背叛”，张发奎还记忆犹新。最先是听到一些风声，就决定在庐山以开会的名义请他们上山，然后再解除他们的兵权，但不知是谁走漏了消息，让这两个人没有上他的“套”，却去了南昌突然发动“兵变”。看来在他的左右，有一种看不见的势力，在给叶贺通风报信。这些是谁？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是几个人，还是一大帮人？他张发奎是不清楚的。
但是有一点他最清楚，就是当他们听说南昌发动“兵变”后，第一反应就是派兵去“讨伐”，特别是第十一军军长朱晖日，他手下三个师就失去了两个，还有第四军二十五师师长李汉魂，他的一个师只剩下了两个营又两个连。他们就坚决要求派兵去“讨伐”。李汉魂的二十五师，本来在马回岭驻扎，却被聂荣臻带走了。张发奎听说后，马上带着李汉魂、张云逸等去追，却没有追回，还差点被“挟持“了去。二十五师师长李汉魂，几乎成了光杆司令。
所以，在“讨伐”叶贺的问题上，尤以朱晖日、李汉魂的表现最为坚决。第四军军长黄琪翔却有些反常，二十五师就是他属下的，但他对“讨伐”表现得不那么积极。当大家都在说要“讨伐”，他也想附和几句，可就在此时，有一个人发话了，他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他是谁？为什么这么大胆？原来他是黄琪翔第四军的参谋长，名叫叶剑英。
叶剑英说，叶贺“兵变”，确实出人意料，也确实不可思议，但大家考虑过没有？如果我们去追“叶贺”，肯定会打起来，这样就造成了“鹤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局面。我们和“叶贺”打起来其结果是两败俱伤，到时候只有坏处没有好处，而旁边的朱培德第三军说不定还会跟着来“起哄”，这样得利的是他们，而我们则损了元气，还怎么回广东？
当然，真打起来，他们未必能赢。就“对局”的数量来说，已经是没法比了。“叶贺”拉走了五个师，他们这儿细算起来，三个师都不够了。还能打吗？所以叶剑英又说，我们不妨和“叶贺”约定，井水不犯河水，让他们从赣东入梅县，我们从赣西回广州。待他们到了东江地区后，李济深和黄绍竑一定要派军队去“剿灭”，那时广州空虚，我们就可以无后顾之忧，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广州，让我们来当这个“渔翁”，岂不更好！
叶剑英的这番话，让张发奎一听，真是醍醐灌顶，一语点醒梦中人。这就像在下一盘象棋，有人看得近，有人看得远，而他们几个只想到“复仇解恨”这一步，却没有想到既可以“复仇解恨”，还可以坐收“渔翁之利”，这真是一步“两全其美”的高招！所以，张发奎对叶剑英真是佩服极了。在解散政治部后，当知道主任郭沫若要去南昌，张发奎并不阻拦，而是表现出相当的慷慨，他其实是要郭沫若送信给“叶贺”，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但是，现在张发奎面临的却是“凯旋回粤”的尴尬，该怎么样才能掩盖这“失败”的真像而又能体面回粤呢？这倒成了一道难题。其实，目前只剩下缪培南的第十二师和许志锐的第二十六师，就是组成一个军都还差一个师，于是他想到，干脆就以第四军军长黄琪翔的名义，重新组建第四军，然后就以第四军“凯旋回粤”这个名义，是完全说得过去的。至于朱晖日、李汉魂等人，包括他的第二方面军番号，都可以暂时不要，待以后扩军后再说。
（3）
张发奎这次输得很惨，共产党南昌发动“兵变”，不光拉走了他五个师，另一个师在芜湖可能也回不来了。因为直到现在，他要回广东了，这个师都还杳无音讯。这是哪个师呢？这是第二次北伐时，在河南上蔡地区收编的第二十一师，师长富双英。这个师原是张作霖奉系军阀的部队，全是东北人，到广东去肯定水土不服，所以他们迟迟不“归队”，可能是不愿意来了。
张发奎要回广东，那是急不可待的。但是共产党人在南昌举行暴动，把他的军队带走了一多半，使三个军在目前连一个军都凑不够了。为了在老上司李济深面前不失面子，不能表现得太“怂”。所以，他决定，把剩下的部队进行“整编”，以第四军的名义统一编制。至于部队何时动身，怎样开拔，那得伺机而动，现在先整编了再说。如今，又接收了一个不稳定的教导团，所以更要谨慎对待，搞不好，还会出乱子。
张发奎想好了下一步该怎么办了，于是马上行动起来，着手整编军队。在第二方面军高级军官会议上，张发奎提出了他的“整编”方案。开始，大家都不说话。沉默几分钟后，有人提出了异议，接着就争论起来。但争论来争论去，就一个问题难以解决：没有兵。如果没有足够的兵源，剩下个空壳子能有什么用？争，也是白争。
所以，保留第二方面军番号是可以的，但为了指挥方便，也为了能在老上司李济深面前有一个军容整齐的感觉，让第四军“凯旋”，那是顺理成章的事。这样一说，大家都纷纷表示应该如此，于是都支持张总指挥的“整编”。
在“整编”会议上，参谋长谢膺白却节外生枝，他提出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他说：“教导团里的捣乱分子太多，根本就不好管，我看是不是就地解散算了！”张发奎一听，没有做声，他对此问题不是没考虑过，但一色的军校学员，对他来说是个极大的诱惑。现在谢膺白提出这个问题，不知他又遇到了什么麻烦事，非要釜底抽薪不可。
其实，谢膺白提出这个问题，完全是站在他个人的立场上。教导团不好管是事实，但不是主要的原因，主要的原因是他本来就不想当这个团长。如果不是应张发奎的急需，他才不会强撑这几天呢？现在部队都全归了黄琪翔的第四军，这教导团还留着它干什么呢？所以，谢膺白想趁此机会“撂挑子”不干了。
但此话一出，却惊动了另一个人。他是谁？他就是劝张发奎不要去追“叶贺”的那个叶剑英。叶剑英是第四军的参谋长，和军长黄琪翔都是广东梅县的同乡。他们都身材高大，五官端正。叶剑英两眼放光，有一股虎气，而黄琪翔则眉清目秀，显得文气十足。此时叶剑英想，教导团是革命的本钱，不能就这样轻易被“解散”，于是就说：“现在我们正在用人之际，正好借教导团把队伍重新建起来！”
此语一出，正中张发奎下怀。其实明眼人都看得懂，张发奎一直把教导团捏在手中，其目的就是为了扩充自己的实力。只要招兵买马，这些军校的学员，就是各级军官的候选人，最低也是个见习排长。一千七百多学员的教导团，可以培养多少个连长、排长，这是搬起指头都能算清的。所以，叶剑英的话，在张发奎看来，完全是说到了他的心里去了。
（4）
谢膺白为从教导团抽身宁愿解散它之时，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却主动站了出来，提醒张发奎不能解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得从叶剑英的经历说起。广东省的建国粤军是北伐战争中第四军的前身，是孙中山在建立黄埔军校前就已经存在的军事力量，里边有很多广东籍的重要将领，都出自这个军队，叶剑英也不例外。
追溯叶剑英的历史，他和朱德一样，都曾在云南讲武堂学习过，所不同的是，叶剑英比朱德小了整整十岁，所以他们在讲武堂读书的年代，也就几乎错开了十年。但是，他们追求进步探索真理的路径，却有些相似。在“国共合作”之前，叶剑英在建国粤军中，几乎都在营级以下带兵，当他升任第二师师参谋长时，孙中山建立黄埔军校，就把他调到军校任教授部副主任。在黄埔军校，他读了很多进步书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结识了政治部主任周恩来，还要求过加入共产党。但是，由于他是国民党中的高级军官，接收为共产党员，那是要冒很大风险的，所以迟迟得不到回复。
后来，叶剑英得到校长蒋介石的赏识，在第二次东征陈炯明中，亲自带兵上了战场，成为建国粤军第二师新编团团长。开始北伐后，任第一军总预备队指挥部参谋长，打下南昌后，当上了第一军新编第二师师长。但是，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叶剑英并没有因为蒋介石的青睐而顾虑重重，而是“吕端大事不糊涂“，马上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发表通电“反蒋”。后来的过程和郭沫若差不多，反蒋后就不会继续在蒋介石的军中，而是回到了革命的中心武汉。
在武汉，叶剑英在一次宴会上遇到了第四军军长张发奎，他们以前都是熟人，尤其是张发奎手下的师长黄琪翔，还是叶剑英梅县的同乡，也是少年时代的同学和朋友。这一下可好了，张发奎邀叶剑英到他军部去做副官，接着就一起参加了武汉政府组织的第二次北伐。北伐回来后第四军升为第二方面军，黄琪翔由师长升任第四军军长，叶剑英就被任命为第四军的参谋长。
回到武汉后，叶剑英遇到了梅县的一个同乡，他叫李世安。在前两年广州时他们就认识，那时李世安就是一名共产党员。此时，叶剑英回武汉后，心情很沉重。从各种迹象表明，汪精卫又要步蒋介石的后尘，这样就不得不再让他面临选择。于是，他想起来在黄埔军校时曾经要求加入过共产党的事。现在看见了李世安，心里突然一亮，这李世安可不是共产党员吗？可以先找他聊聊，看他现在还与共产党在联系不？
结果这一聊，却让李世安为难了。一个军里的参谋长，他想干什么？原来李世安还在干共产党，而且还是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秘密党员。李世安在叶剑英面前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只是答应帮着打听。之后，就把叶剑英向他打听共产党的事，直接报告了周恩来。
周恩来是了解叶剑英的，于是他给李世安一个任务，要他搞清叶剑英的真实意图。原来，叶剑英打听共产党的目的，是想要入党。这让李世安惊讶了，大革命已趋于失败，共产党正处于艰难的境地，许多人都不干了，要退出共产党，而作为高级军官的叶剑英，还想加入，这是不是有些不正常？
当周恩来知道了真实情况后，对叶剑英进行了考察，发现从黄埔军校起，叶剑英所做的事情没有一件与共产党为难，完全是一个左派军人的印象，特别是他毅然“反蒋”一事，这放在第一军其他军官面前，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
更是重要的是，目前汪精卫已经决然“反共”，共产党正处于极其困难的时期，叶剑英还要往“火坑”里跳，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此人信仰高于一切，为了真理，什么都不怕！这样的人才是民族的精英，革命的精华，我们凭什么要加以拒绝？
于是，就在周恩来、李世安做介绍人的情况下，叶剑英加入了共产党。当然，在那种复杂的环境下，叶剑英的“入党”是秘密的，为了工作的需要，只局限于周恩来、李世安知道。
谢膺白一说教导团的事，叶剑英心里一惊。这可是有许多革命同志在里面呀，把它保留下来将来可大有用处，怎么能轻易说解散就解散呢？不能解散，坚决不能。怎么办？叶剑英跟了张发奎这么久，已经知道了他的真脾性。他就想扩充实力回广东去做个“王”，于是就迎合张发奎的这个心思，从侧面去刺激他，来保住这个教导团。
（5）
哪知谢膺白听了叶剑英的话，很不高兴。他说：“共产党在南昌发动兵变，从我们二方面军中一下就拉走了两个军呀，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共产党太厉害了。如果不解散教导团，那里面的共产党才多呢，留下来可是个麻烦！”
接着，朱晖日、李汉魂这些感同身受的人也表示附和。只有两个人没有做声，他们是第四军军长黄琪翔和第二十五师参谋长张云逸。黄琪翔不是共产党员，但对共产党没有什么反感，所以对汪精卫的“分共”根本不理解，同时对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的“失踪”，也感到很伤感。邓演达不光是他在保定军官学校读书的同学，而且还是他的精神领袖，所以他对“解散教导团”的话题，不想表什么态。再说，叶挺、周士第这些人，以前都是一起共事的哥佬，他们的出走，他心里也很难过，他简直为难极了，还能说什么呢？
张云逸可是共产党员，秘密的，除了他本人，在坐的所有人，包括叶剑英，都不知道。当然，张云逸也不知道叶剑英是共产党员。在那种环境下，今天的人可能不会体验到，即使近在咫尺，也不会知道那就是自己人，因为他们加入共产党都没公开，还是单线联系。
在说一句话就可能被捕，或者被枪杀的情况下，他们每说一句话，都得考虑后果。这就是秘密共产党员的处境，所以他们得格外谨慎，这是由自己的使命决定的。
张云逸个子不高，柳叶眉下长着一双精明的丹凤眼。当时他给大家的印象是，一个年龄比较大的国民党员，他出生于海南岛的文昌县，与孙中山夫人宋庆龄是同乡。在辛亥革命前孙中山组织的黄花岗起义中，他是参加者之一，但侥幸地逃脱了被枪杀，不然就成为黄花岗第七十三名烈士了。因此，在坐的各位丝毫都不怀疑他的“可靠”。
但是，由于张发奎这次输得很惨，实在是有些像打断骨头抽了筋的感觉，所以就一直在想，是谁给“叶贺”通风报信没让他们上庐山，又是谁给周士第做联络让聂荣臻轻易得手。静下心来后，他就开始寻找线索秘密追查起来。特别是那个二十五师，他及时去追都没能追回。
二十五师驻守马回岭，是谁走漏了消息，又是谁传递消息给周士第？是谁早就在打二十五师的主意，又是谁架空了师长李汉魂，让二十五师明目张胆地从眼皮下跑掉？更其可恶的是，他张发奎身为总指挥亲自去追，还终于追上了，可居然被人家打了回来。
这一系列问题，让张发奎越想越觉得这其中肯定有人早就疏通好了，把整个局面都捏在了鼓掌之中。他要对很多人进行审查，特别是在“国共合作”时期其工作热情很高，而最近却沉默寡言了，这些人就值得怀疑。这样，张云逸就被列入了被审查的范围。
结果一调查，发现张云逸在九江码头接触过一个陌生人，那是军委书记聂荣臻，向他了解二十五师的情况。当时，张云逸把所有知道二十五师的情况全都告诉了聂荣臻。这才让聂荣臻很快很顺利地到了马回岭，然后带走了张发奎两个团又两个连。于是，张云逸就被师长李汉魂进行了审问式的谈话，他找张云逸“核实”有关陌生人的问题。
李汉魂拿出了一张照片，先让张云逸看认不认识这个人。张云逸一看，心里一惊。原来那是聂荣臻的照片，张云逸马上就知道了李汉魂什么意思。他说，这个人有些面熟，好像在哪儿见过。李汉魂一听，马上来劲了，说有人举报他见过一个陌生人。张云逸的回答让李汉魂出乎意料，因为张云逸承认确实见过一个陌生人，而且就在马回岭出事的前一天，在九江码头，但那是他家乡的一个表哥。
这时李汉魂才告诉张云逸，这个照片上的人叫聂荣臻，就是他带走了二十五师两个团又一个连。张云逸于是就顺口说，这聂荣臻就是在德安车站指挥周士第向他们开枪的那个人。那天张云逸也在，这倒把李汉魂搞忘了。现在一听，这才想起了张云逸那天就在现场，如果是和聂荣臻一伙的，早就趁乱和他们一起去了。于是，就对张云逸放心了。在“审问”中，张云逸的表情很镇定，而且说的话也完全符合逻辑，这不得不让李汉魂必须打消对自己参谋长怀疑的念头。
在“教导团是否解散”这个问题上，现在这几个人都说了话，只有张云逸和黄琪翔没做声。张云逸也想说两句应付一下，正在这时，叶剑英说话了。他说：“教导团有什么大不了的，一点麻烦都没有，那还叫教导团吗？教导团里文化人极多，有思想，活跃一点很正常。如果真有捣乱分子，那也是极少数。这并不怕，怕得是我们不去管。”
谢膺白说：“教导团是个隐患，就像一枚定时炸弹，不知在什么时候，就出现大乱子，把我们大家都得炸翻！”
叶剑英说：“就算是炸弹也不可怕。炸弹是只要引火一拉，投出去可以炸别人，捏在手中只能炸自己。”
这时，张发奎说话了：“我赞成宜伟兄说的话，不要一遇到点麻烦，就撒手不干了嘛，这还叫革命同志吗？至于教导团要不要解散的问题，这里就别再提了，以前已经说过了，他们是宝贝疙瘩，我还要他们有大用呢！”他说的宜伟兄，是指叶剑英，因为叶剑英的表字叫“宜伟”。
（6）
对于这个教导团，张发奎也是大伤脑筋的。共产党把他的部队拉走了一多半，这本来就使他心中窝火，可这个教导团里还有那么多共产党，就更让他担心，所以他要缴他们的械。但话又说回来，他张发奎能在北伐中成为常胜将军，还多亏了这些“共产党”。
说句公道话，如果不是军中有那么多的共产党员拼死杀敌，他这个“铁军”名将的称号，可就子虚乌有了。所以，从本质上来说，张发奎并不忌讳自己的部队有共产党。他把“叶贺”这些共产党与教导团里的共产党区别开来，认为他们并不是一回事。
但在而今眼目下，共产党与国民党已经反目为仇，在关键的时刻，必须站好队，所以他张发奎是三民主义信徒，与共产主义无缘，也就必须要与共产党“决裂”。他不反感共产党，只是想借他们的勇气为自己办事。他是有信仰的人，除了信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就是信仰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中央政府。
张发奎是一个典型的军人，早年投军时就以“勇猛”著称，所以在不到几年的时间里，他就从营长、团长、旅长一直干到师长，由于他和共产党人叶挺是老乡且私交甚厚，所以他的军队里就容纳了很多共产党人。这样，在他指挥的第四军中，共产党员最多，战斗力也最强。所以，在攻克武昌，威逼河南时，可以说是所向披靡。
关于教导团的问题，张发奎知道，这是由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学员组建的，这些学员都是训练有素的，一旦编入部队，就都是各级军官。所以如果把他们“遣散”，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损失。
但是不遣散，这里面的共产党分子也太多，这就成了部队极不稳定的隐患。该怎么办？还真叫他有些为难了。教导团就像一个烫手的山芋，捏着不行，丢了又可惜！现在叶剑英把话说的很明白了，这让张发奎感到一阵轻松。原来，教导团还有如此功用，以前真还没有看出来。
谢膺白算是明白了，张发奎的“高参”并不是他谢膺白，而是叶剑英。所以，心里好像受了一点刺激，有股酸酸的味，就像一个醋坛子被打翻后，溅得他满身是醋。但马上又一想，叶剑英说的话也不是没道理，如今唯一能解决的，就是看张发奎能不能放手这个教导团，让他不再成为第二方面军总部直接管辖。打定主意后，谢膺白找到了叶剑英。
于是，两个不同年龄不同级别的参谋长开始了下面的对话。谢膺白说：“共产党也真厉害，就拿这个教导团来说吧，明明这里面就有他们的组织在活动，可就是抓不到把柄。这样下去，还不知在什么时候又出一个大乱子！”
“有参座把舵，会有什么大乱子可出？”叶剑英在奉承中故意问道。
“哎呀，你就别抬举我了!”谢膺白说，“为了这个教导团，我可操够了心，可是这里面的共产党分子也太多了，如果不是我早得到情报，这些人会在九江闹事的。”
叶剑英想，这只老狐狸也太厉害了，原来是他安排了眼线在教导团里，才使大家被缴了枪后依然不自由。目前这个队伍已经手无寸铁，不及时想办法，就是被屠宰的羔羊。所以，得想办法把他们解放出来，然后再重新拿上武器，于是就敷衍着说：“参座真是高见，看来对这个教导团的训导还真非你莫属了，不然早走光了。”
谢膺白却牢骚满腹地说：“你不知道呀，这个教导团不好管。只要里面的共产党分子没有肃清，不知在什么时候就会闹得天翻地覆，让你下不了台！”
“听参座的意思，是不想管这些人咯？”叶剑英试探问。
“不是不想管，而是管不了。将来出了事，我这个参谋长可就当到头了。”谢膺白终于道出了他的苦衷，“所以我已拿定主意，准备向张总指挥进言，辞职不干了。”
叶剑英终于明白了谢膺白的意思，那就是他不想当这个团长，于是心里一喜，想到，只要争取到这个团的领导权，就可以为革命保留下一支有用的武装。
他装着很同情地对谢膺白说：“我知道参座的苦衷呀，这教导团也真是个烫山芋！但是，在眼下二方面军正缺兵员的情况下解散它，实在是太可惜了！这教导团的每一位学员将来都可带兵，解散了划算吗？所以，我倒有个主意，就是参座如果觉得累，我可以来接替你的工作，保证管好这个顽皮的教导团，你看怎么样？”
谢膺白一听，马上爽快地说：“对，就这么办！这个团长就由你来兼，我去给张总指挥说。”
（7）
谢膺白把叶剑英自愿要当教导团团长的事一说，张发奎的心里马上一亮，因为这个教导团就是叶剑英给他出主意才收为己有的，说不定叶剑英还真有办法管好它。
就在上个月，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学员在武汉洪山险遭三十五军军长何键的“围歼”。师生们正在洪山演习，何键就以“谋反”为由派出李品仙率领他的武汉卫戍部队马上包围了演习现场。
刚刚入党的叶剑英得到消息后，马上找到张发奎说，这些师生完全可以编成一个军官团，将来可是二方面军扩军的骨干。张发奎觉得有理，于是就派兵去营救。这样，何键的阴谋就没有得逞。
而如今教导团又出现了“棘手”的问题，一听见说叶剑英愿意来当团长，张发奎真是求之不得的，但教导团里有那么多共产党分子，这叶剑英能把他们都制服？共产党去南昌拉走了他一半多人马，如今这叶剑英所在的第四军可是他张发奎的主力了，如果再出问题，那就把老本都赔进去了。
所以关于教导团的问题，张发奎可是慎之又慎。目前，他只能对谢膺白说：“看看再说吧，这教导团可是一匹难以驯服的骡子，如果再出问题可就惨了。这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学员，我们既不能轻易地解散他们，又不能轻易地相信他们，真是难办呀！”
谢膺白说：“教导团的问题如果不尽快解决，朱培德的第五方面军可能要找我们的麻烦，听说他们在南昌吃了共产党的亏，就把气撒在了教导团的身上。说是当我们到达南昌时，一定要把教导团里的共产党分子交出来让他们处理，不然就别想从这里通过！”
“这也小看我张向华了，区区几个共产党分子，需要你朱培德来过问？我岂不成了任人摆布的傀儡！真是岂有此理！”张发奎愤愤地说。
“那怎么办呢？我们兵临南昌时总的有个交代吧！”谢膺白向张发奎问道，其实他是想再试探一下张发奎对教导团的用意，然后好甩掉这个“包袱”。
是呀，该怎么办呢？朱培德在南昌吃了共产党的亏，对教导团肯定不会善罢甘休，但在张发奎认为，教导团里的共产党应该和南昌“兵变”那些不一样，所以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这教导团说什么也不能解散，而且还得保护好，所以他对谢膺白说：“这样吧，为了协调好两军的关系，表面的文章还是要做的。这教导团就划归第四军，让那个叶剑英来任团长，对外就说，教导团已经被解散，不存在了。”
“好的，我马上去找叶剑英！”谢膺白高兴地说。
（8）
当起义军全部撤离南昌后，张发奎带着他残缺不全的第二方面军开始从九江开向南昌。这时，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也把部队开进了南昌。
朱培德率领他的第三军开进南昌后，马上对城内的共产党分子进行了大搜捕，凡是与共产党有关的工会、农会和妇女联合会的，都遭到了洗劫。到处都在抓人，到处都在杀人，南昌城里立时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朱培德带着他的马弁站在军官教育团所在地的那个操场上，他一会儿看看曾经在这里驻守的军官教育团的营房，一会儿又看看立在操场一角的那根高耸的旗杆。心里不知在想什么，嘴里却在嘀咕着。
原来，朱培德是在睹物思人，骂他的老同学朱德，说他不识抬举，忘恩负义。旗杆上的青天白日旗虽然还挂着，却一直下垂，显得有气无力的样子，与此时朱培德的心境很默契。
此时，朱培德的心里是很复杂的。他曾为昔日的好友朱德，在军官教育团为他培育了大批军事人才，感激过、赞赏过……但是，现在却为这个狡猾的共产党朱德，居然拉走了他的整个军官教育团而愤恨不已！
朱培德系云南盐兴人，早年毕业于云南讲武堂，与朱德是同窗好友，两人私交甚厚，皆性情温和，礼贤谦让，有“模范二朱”之称。可是现在两人却信仰不同，已经分属两个敌对的阶级或党派，以后只能是“刀兵相见”了。
想到这里，朱培德多少有些伤感。他永远也不理解朱德的心胸有多宽，志向有多远，人格有多善，而只是一味在抱怨他走火入魔，想入非非。因为对朱培德来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在“强大”面前只有依附不能反抗，才是明智之举。而这个朱德，留着好日子不过，偏要去受穷。
还有那个姜济寰，也是个“怪人”，好好的省政府代主席不当，也要去转山沟。他就不明白共产党的主张，其吸引力就这么大。他们靠几条破枪能闯天下吗？很难说。此时，他想起来四川人云南人都知道的一句骂人的话，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从本质上说，朱培德还不是那种彻头彻尾的“反共”分子。在大革命时期，他是以国民党左派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的。早年他参加过讨伐袁世凯的护国战争，那时在护国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手下当一名旅长，后来在李烈钧的影响下追随孙中山进行国民革命。
在军阀间长期的明争暗斗中，朱培德学会了观望、迎合与见机而动，是一个具有“双重”性格的人。他虽然注重政治，但也看重私人感情，在关键时刻虽不愿为朋友两肋插刀、舍生取义，但也不至于卖友求荣，把朋友逼向绝境。
正是因为这一点，在蒋介石叛变革命、汪精卫继而分共的背景下，他只遣散了在第五方面军中的共产党员，给他们发放路费另谋生路。这种学冯玉祥“礼送”的方式“分共”，比起蒋介石在上海宝山路大屠杀来，的确有了一些人情味，但他的骨子里却与蒋介石、汪精卫一样，都是“反共”派。
所以，朱培德在讲情谊之下是不会放弃原则的。当共产党在他的辖地南昌发动“叛乱”时，当他倚重的好友朱德“背叛”他，又带走了他苦心经营的军官教育团时，他也不能沉默了。他必须抛开私情拿起屠刀宰杀共产党人，因为他真正意识到了共产主义的可怕了。
所以，当他“杀回”南昌时，就下达了通缉、抓捕、枪决共产党残余分子的命令。一听说哪里还有共产党分子，他的神经就会马上绷紧，然后采取四面出击，哪怕是拉网式、地毯式的搜索，也在所不惜，然后坚决予以消灭。
共产党在南昌举行暴动时，朱培德却和张发奎等正在庐山与汪精卫商议如何“清共”，那时，朱培德还不知道共产党首先拿他开刀。所以，他驻扎在南昌的兵力也不多。
他的第五方面军共两个军，第三军和第九军。他们分别驻守距南昌几十里甚至上百里的进贤、吉安一带，城里只有第五方面军总指挥部和第三军的两个团以及一些地方武装，合起来也就三千多人，而共产党所控制的“叶贺”部队却是十六个团共两万两千余人。
这样，他就免不了要被共产党首先进攻。当他得到报告说共产党占领了南昌时，开始还不大相信，后来终于回过神来，马上下了庐山，带着他的第三军两个师向南昌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