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之所以形成如此观念，恐怕与战国时期的思想风潮有很大的关系。在孟子生活的时代，原先的霸主晋国早已赵、魏、韩三家瓜分，吕氏齐国也变成了田氏的齐国，原先的四家臣属摇身一变竟然成了受天子册封的正牌诸侯。“礼崩乐坏”之后原本的等级秩序遭到了破坏，但地球照样转，人们的生活有可能还变得更好了，这个时候就会有人去反思，是不是孔子的那套理论压根就没用呢？特别是在面对赵、韩、魏、齐这些得位不正的主子时，即便是宣扬孔子学说的儒生，也总得考虑在位者的感受，也不得不为现行秩序的合理性寻找依据，这恐怕也是孟子民贵君轻思想产生的源泉。
也正是因为这个思潮在战国时期很有市场，无需孟子的说教，《三传》的作者便都很自觉地向这方面靠拢了，他们不约而同地背离了孔子的思想，为这些篡位者的先祖们摇旗呐喊。对此童书业曾评价说，《左传》扬臣抑君的倾向尤为明显，特别是孔子在世时对季氏等弄权者深恶痛绝，《左传》中却对其处处透露出褒奖的意味。在赵盾弑君一事上，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这种思想的苗头。《公羊传》为赵盾的行为进行了一番辩解说：“曰晋赵盾弑其君夷皋者，过在下也。曰于盾也，见忠臣之至。”嗯，赵盾可是大大的重臣哪！《左传》更是引用了孔子的一句话说：“董孤，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也就是说，孔子对这件事的评论是，董狐和赵盾都是好人，董狐直言不讳不避权贵，精神可嘉；赵盾维持法度，甘愿担当弑君的罪名，也是好样的。
要想为赵盾正名，以撑起他“良大夫”的美好形象，仅仅宣扬其道德情操显然是不够的，还需要为这个事实寻找证据支持，以“弑君有理”的理论彻底洗脱赵盾身上的污名，于是一个令人惊叹的熊孩子形象便跃然于竹简上了。
为了深入刻画一个桀骜不驯的熊孩子形象，细致叙述这个熊孩子祸害人间的种种劣迹，《左传》花费了大量的竹简。起初，作为一名日进斗金的土财主，家里又没有人管束，这个熊孩子从小就养成了乱花钱的习惯。大概对艺术有着很高的追求，他每天不务正业就是约了一帮子人在家里的墙上涂彩绘，钱花完了不够用了就到穷人家去收保护费，闹得是民怨沸腾怨声载道。闲暇时间，他还有个特殊的爱好，喜欢玩弹弓，而且还不是用来打鸟或者什么的，是喜欢打人。为此他还专门在院墙边上修了一个高台，一旦有人路过就偷偷地冒出头来瞄准射击，然后看着无辜的路人捂着龇牙咧嘴的样子哈哈大笑。
遇见这样的熊孩子，一般人的第一反应是把他揪出来好好收拾一顿，也好让他长点记性。可这个熊孩子可不是一般人，他可是晋灵公，是一国之君，就算他再顽劣，你还都得听他的。时间长了，各种毛病也就越惯越多，最后总会搞一些寻常人家想都不敢想的名堂。据说有一次，家里的大厨把没有煮熟的熊掌给端了上来，或许是让熊孩子拉肚子了，于是一怒之下就把他给杀了，随后还把尸体放在一种用草绳编成的畚箕中，让宫女用头顶着从朝堂上走过。
当时恰好赵盾和士会入朝觐见，猛然就看见畚箕外耷拉着一只手，就问那宫女究竟是怎么回事。宫女如实说了之后，赵盾很生气，怒气冲冲地吼道：“看我不教训丫的！”一旁的士会好说歹说才算把他拦住了，等他消了气，士会这才说道：“您是执政，如果您的话他都不听，其他人就都不敢再进言了，还是我先去吧！”
士会进宫之后，恭恭敬敬地伏地行礼，晋灵公假装没看见他。士会也不生气，站起身来向前走了几步，再次伏地行礼，如此往复一直到了屋檐之下，晋灵公这才无可奈何地转过头来。晋灵公虽然纨绔，脑子却一点都不笨，还没等士会说话，他马上就说：“我知道错了，我会改正的。”
士会听他突然这么一说，整个思路都被打乱了，也算是“欲辨已忘言”。停顿了片刻，也只得恭敬地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又说“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君上能够善始善终是我晋国的服气啊。”
晋灵公当场答应的很诚恳，可事情过后忘的也很彻底，没过多久就又恢复了熊孩子的本色。眼看士会的话也不顶用了，赵盾就亲自上阵，苦口婆心地讲了不少的大道理，结果对方一句都没听进去。不仅如此，在经历了几次劝谏之后，灵公就开始对赵盾婆婆妈妈的姿态感到很是厌烦，厌烦到要派刺客去杀赵盾。
据说被派去的刺客名叫鉏麑，鉏麑到了赵氏宫中大概是蹲了一夜也没找到机会。一直等到凌晨，看见赵盾的卧室门打开了，正准备要行刺时，鉏麑忍不住多看了一眼。也就是这片刻的迟疑，让他看到赵盾恭恭敬敬地穿戴整齐准备入朝的过程——那个恭敬的态度虔诚得简直不像样——后来因为发现时间还早，赵盾就坐着小睡了一会儿，在小睡的时候，依旧是恭敬的样子，生怕把衣服给弄褶了。
鉏麑看了之后突然良心大发，心说：“如此恭敬的君子，心念家国百姓，是真正的万民之主，我怎么能杀这样的人呢？不行我受不了我良心的谴责，我要自杀！”然后Duang一声，果真就撞在了一棵大槐树下死掉了。
派刺客暗杀没能成功，灵公只好自己动手，他提前豢养了一只烈犬——按照冯梦龙的的想象，还特意增加了不少的桥段——等到烈犬驯养成熟，他事先埋伏了甲兵，假意宴请赵盾，于是就有了开头赵盾在宫中遇刺的故事。
在书写还很昂贵的战国时期，耗费精力去讲一个熊孩子的顽劣故事是需要消耗大量资源的，而这一切的目的不过是为了证明“晋灵公不君”，赵盾之贤，为之后赵盾的弑君行为做铺垫，认为灵公之死纯粹是咎由自取，他的那些举动就和褒姒爱听撕布条的声音一样，都是荒淫无道的表现，因此即便是认定了赵盾弑君，也是“弑君有理”。
在今天看来，这些故事的漏洞显然太多了，且不说广受诟病的鉏麑触槐而死的事情是子虚乌有，即便是以上所列举的事项都是实情，也很难证明晋灵公就一定是一个独夫民贼。毕竟晋灵公被杀的时候还不到二十岁，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喜欢搞恶作剧，喜欢雕栏玉砌铺张浪费，可能是每个处于青春叛逆期熊孩子都会有的举动，并不能用来作为其暴虐的呈堂证供。即便是杀掉厨子的事情，在我们今天可能不能接受，但是在当时，贵族对自己奴仆随意的杀戮恐怕不是什么稀罕事，赵盾连文公的公子都敢于随意杀害，其作为又能比灵公好到哪里去？
正如我一再强调的，一味的道德说教只能将真实的矛盾与冲突爆发的内在逻辑掩盖起来，这也是三传“德性论”叙事的一大缺陷。人们在对历史事件进行评述的时候，不可避免地就会带有主观偏见，对真实发生的事件进行取舍，以管中窥豹的局限性视野来印证自己的结论。春秋推崇德行仁义，自然就会把其固有的意识形态带入历史事件中，一旦爆发了生死冲突，就必然要分出一个德行的优劣，以证明当事人的行为是否符合礼制的规范。
晋国自献公以后一直都严格执行“国无公族”的政策，晋灵公的叔伯兄弟全被流放在外，留在国内与之相伴的也只有自己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赵盾身为一国执政，垄断国内一切军政要务，该给国君选什么样的老师，提供什么样的成长环境，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然而事实上，赵盾罔顾自身的重担，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中，让一个本来应该接受良好教育的国君，在自由散漫的环境中成长成一个野孩子，更是难辞其咎。国君成年之后表现出亲政意愿，赵盾太过恋权不愿归政，造成了君臣之间的嫌隙。君臣之间的矛盾爆发后，又把一切责任都推到一个毫无自主权的孩子身上，以规避道义上的责任。从这种种的表现来看，赵盾身为一个执政显然是不合格的。
以上的分析还都是基于晋灵公暴虐的基础上的，如果我们抛开这个前提来看的话就会发现，整件事情表现的实际上正是春秋时期常见的君卿冲突。在晋灵公之前的几代国君，都在追求一个君主权力最大化的理想政治模型，而他们努力所取得的成效是有限的。特别是在晋襄公早夭之后，幼子登位导致国家军政大权完全被赵盾把持，也使得年幼的晋灵公一直生活在其阴影之下，君主集权更是难以实现。
另外从赵盾的行事风格来看，他也不是一个性情温和的人。曾与他竞争执政之位最后落败的狐射姑在逃亡到狄国时，曾对他有过一个评价说：“赵衰，冬日之日也。赵盾，夏日之日也。”冬日之日，犹如雪中送炭，能让人在严寒中感受到一丝的温暖，令人感到亲近，正是赵衰性情的真实写照。而赵盾则恰恰相反，他擅于争名夺利，独断专行，对待敌人手段残酷，对待朋友也毫无顾忌，就好比是酷暑时的阳光，让本已汗流浃背的旅人更添焦灼感，令人望而生畏、避之唯恐不及。
赵盾在晋国独断专行，名为国君的晋灵公几乎没有任何实际的权力，在他强硬风格的压制管控下，难免会有些不满情绪。随着年岁的渐长，亲政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对赵盾的不满情绪也就愈发严重，最终产生了要除掉赵盾夺回君权的念头。此时的晋灵公就好像是亲政前的康熙，总要想着用各种办法来放大自己的缺点用以迷惑对手，然后伺机将其除掉以拿回本该属于自己的权力。
我们似乎可以假设，如果康熙抓捕鳌拜的行动失败了，他在历史上留下的名声，或许比晋灵公好不在哪儿去。而反过来讲，若是假以时日，晋灵公真的能够一局定乾坤除掉赵盾，未来无可限量，谁又知道他会不会成为一个有作为的君主呢？晋国未来的历史，乃至于整个中国历史的走向都有可能因此而改写。
然而历史毕竟不容假设，赵盾不是鳌拜，其在晋国的专权程度要远甚于鳌拜，其心思缜密程度更是对方无可比拟的。赵盾党羽故旧遍布朝野，使得晋灵公根本无从下手，唯一能做的就是在自己所能管控的一亩三分地中，通过武力手段夺取政权。可他毕竟太年轻了，他始终都没有弄明白，赵盾烜赫的地位可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即便是国君的一亩三分地，也未见得就能清净，那个受一饭之恩而以死报恩的灵辄便是一例。除此之外，当赵盾在宫中饮酒，他的戎右提弥明能够提前获知消息，恐怕也少不了有人暗中配合。
也就是说，发生在晋国宫廷内的这一场事变，赵盾能够死里逃生靠的不是他的仁义德行，而是深谋远虑的布局。而晋灵公从一开始恐怕就没有多少胜算，更无法逃脱千年的骂名，也注定将会成为这个以胜利者书写的历史上一个可笑的失败者。在这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上，晋灵公的失败已经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悲剧了，更是整个晋国公室走向悲剧命运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