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德行：据《周官-师氏》记载，德行有内外之称，在心为德，施之为行。荀子说：“正利而为谓之事，正义而为谓之行。”
东晋著名儒学家、经学家，《后汉书》作者范晔祖父范宁说：“德行，百行之美也。”
近代佛学家李炳南说：“德行列为第一，足见道德教育最为重要。”
言语：即精于言语，善于辞命。《毛诗·定之方中》曰：“故建邦能命龟，田能施命，作器能铭，使能造命，升高能赋，师旅能誓，山川能说，丧纪能诔，祭祀能语。”此九者，皆是辞命，亦皆是言语。
言语包括“九能”：1，会占卜，2，会管理农事，3，能在器物上铭文纪事，4，出使它国能完成君命，5，懂得田地赋税，6，带领军队能动员激励将士，7，能游说别人服从自己，8，治丧时会写诔文，9，主持祭祀时能按照礼仪说话。
由此可见，掌握“言语”科的难度有多大！？清·龚自珍《商周彝器文录叙》：“制器能铭，居九能之一，其人皆中大夫之材者也。”
政事：从政治国之能。
文学：诗书礼乐之文章。
全文理解为：
德行方面：有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方面：有宰我、子贡。政事方面：有冉有、季路。文学方面：有子游、子夏。
颜子好学，于圣道未达一间；闵子骞孝格其亲，不仕大夫，不食污君之禄；仲弓可使南面，荀子以与孔子并称；冉伯牛事无考，观其有疾，夫子深叹惜之。此四子为德行之选也。
清代学者沈德潜（今苏州人）曰：“子游之文学，以习礼自见。今读《檀弓》上下二篇，当时公卿大夫士庶，凡议礼弗决者，必得子游之言，以为重轻。”
清代诗人朱彝尊（今浙江嘉兴市人）曰：“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盖自六经删述之后，《诗》、《易》俱传之子夏。夫子又称其可与言诗，《仪礼》则有《丧服传》一篇。
又尝与魏文侯言乐，郑康成（即郑玄）谓《论语》为仲弓、子夏所传。特《春秋》之作，不赞一辞，夫子则曰：‘春秋属商。’其后公羊、穀梁二子，皆子夏之门。盖文章可得而闻者，子夏无不传之；文章传，性与天道亦传，是则子夏之功大矣。”
《论语义疏》曰：“此章初无‘子曰’者，是记者所书，并从孔子印可而录在《论》中也。
唐代的韩愈和李翱（文学家、哲学家、诗人，今甘肃省临洮县人）合著的《论语笔解》曰：“门，谓圣人之门。四科，字而不名，弟子记焉。”意为该章内容只记字不记名，应该是孔子弟子记录的，韩愈把他们誉为“四科十哲”。
《四书解义》曰：“此一章书见圣门之多才也。观门人四科之言，而孔子造就人才之法可见矣。”
《史记》曰：“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异能之士也。”
清代学者宋衡曰：“夫古无所谓经学、史学也。学者，学经世而已矣。理者，经世之的；数与文者，经世之器；而经史诸子者，经世之师承也。”
南宋教育家张栻（张浚之子，今四川绵竹市人）曰：“所谓‘言语、政事、文学’，皆由一道入而有所自得者。至于德行，则默而成而以造其全，盖不可以一事名也。彼三者，未免利仁之事；进乎德行者，则安仁之事也。”
明代学者刘宗周（今浙江绍兴人）曰：“唐虞之际，五臣佐命；文武之兴，十乱同心；尼山倡道，十哲济美。达而在上，其道行；穷而在下，其道明。自陈蔡至终篇，皆记及门之彦，其学术经济之蕴有如此者，中间瑕瑜并存，优劣互见，皆得与闻斯道，圣人陶铸之功于是乎大哉！
《东塾读书记》曰：“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皆圣人之学也，惟圣人能兼备之。诸贤则各为一科，所谓‘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也。惟诸贤各为一科，故合之而圣人之学乃全。后世或讲道学，或擅辞章，或优干济，或通经史，即四科之学也。
曾子为何不在“十哲”之列？
《论语》中提到了孔门的“四科十贤”，可以说是史上最早的“光荣榜”。
细心的人一定会疑问：《论语》中出现频率较高的曾子、子张、有子竟然不在榜上，尤其是曾子，他在中国文化史上地位非常崇高。他为何没上榜呢？
近代教育家蒋伯潜在他的《十三经概论》中说：“《史记》所载，凡七十七人，见于《论语》者二十七人。”曾子在《论语》中出现了15次，蒋伯潜说：“孔子得曾子传其道于后世。”
曾子和其父亲曾点都是孔门弟子，曾子的成就高于父亲曾点，是《孝经》、《大学》的作者，又是孔子的托孤弟子。
后人为了表示对曾子、子张、有子的崇敬，弥补他们未上“光荣榜”的遗憾，自作主张地提出了“孔门十二哲”，甚至“孔门十三哲”。
早在东汉时期，就有人试图为曾子没上榜给出解释，建安七子之一的徐干认为：“曾子惟孝，才不如游夏。”所以，曾子不上榜。
朱熹在他的《四书章句集注》中载：“程子曰‘四科，乃从夫子于陈蔡者尔，门人之贤者固不止此，曾子传道而不与焉。’”
程子认为，孔子在陈蔡被困时，曾子不在其中，所以他没有被孔子列入“四科十哲”榜，这不影响他的贤者地位。
朱子曰：“弟子因孔子之言，记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长，分为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于此可见。”朱熹认为，“十哲”为孔子所定。
钱穆在他的《论语新解》中指出，该“十哲”非孔子所定，如果是孔子所言，当称名，不称字，应该是孔子弟子所定。
钱穆认为，“十哲”中的前八位是“先进者”，后面的游夏是“后进者”，而且游夏不从陈蔡。
近代法律史学家程树德（今福建福州市人）在他的《论语集释》中说：“从陈蔡者绝不止此十人，而且子张也是从陈蔡者，他又为何不在榜上呢？”
综上可见，“从陈蔡者”论是不能成立的。
钱穆认为，曾子和有子都是“德行”突出者，而“德行科”已列入四人，这四人都是“先进先学者”，而曾子有子都是后起晚学者，故不复多矣！
其实，曾子虽然小孔子46岁，但是，游夏也差不多小孔子45岁左右，而且，曾子的“文学”造诣并不输于游夏，所以依然很多人对“十哲无曾”表示愤慨。
甚至有人迁怒于子夏，认为子夏在挤兑报复曾子。
很多人认为子夏是《论语》的主要编撰人，而曾子和子夏的治学态度和路径都不一样，曾子重理论、重大道，而子夏重小道而轻致远，学术上的分歧导致他们素来不和。
孔子死后，子夏提议让有子来当孔门的第二掌门，曾子提出反对，《孟子》有记载：“曾子曰： ‘不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
曾子说：“不可以． 就像曾经用江汉的水清洗过，又在夏天的太阳下曝晒过，洁白无暇。我们的老师是没有谁还能够相比的。”
子夏到底是不是《论语》的主编？还不确定，子夏是不是和曾子有过节？不一定，从史料中能看到的是他们之间的关系还不错。
《韩非子》曾记载孔子去世后，子夏看望曾子的故事，《礼记-檀弓》中有记载子夏儿子去世后，曾子去吊唁的故事，期间曾子看到子夏失明了，批评他不爱惜身体。
这两件记载，看不出来他们有什么不和，所以“子夏报复”说也是不成立的。
南宋理学家陈祥道（今福建省闽清县人）曰：“子张之才与于四友，曾子之孝几于德行，而四科不称之者，盖论四科之时，二子之才未成故也。夫以二子之才，未成犹不列于四科，彼许商以四科论士，王莽以四科取士，不亦伪哉？”
西汉时，孔子的八世孙孔鲋的《孔丛子》把子张和子路、子贡、颜回列为“孔子四友”。
陈祥道认为，子张、曾子的品德、学识都可以排在前列，由于他们是后起之秀，孔子评论“十哲”之时，他们都还未成才，所以他们不在榜上。
西汉时期的教育家许商也模仿孔子用“四科”为学生分科，王莽以“四科”来录用人才，陈祥道认为这样十分可笑。
孔子曾评价“参也鲁”，意思就是曾子比较迟钝，反应比较慢，所以他一开始并不出众，没有别的弟子那么“才气逼人”，直到后期，甚至孔子去世后，他的才华才慢慢显现出来。
比如《孝经》、《大学》都是曾子在孔子去世后的作品，这就是“十哲无曾”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