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上关于抑郁的研究越来越多，大众也开始普遍关心和重视抑郁症。
抑郁的发生是综合各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从个人角度来说，有的因素使得有些人成为易感人群，比如携带特定的基因、特定的人格特质、幼年的家庭环境及经历等。
不过，一个人即便符合所有的易感因素，也不能说TA一定会得抑郁症。就像炸药若没有导火索是很难引爆，抑郁的发生还需要促成因素，它们让抑郁的易感人群，更容易发生抑郁。
而从群体角度而言，抑郁的发生则是生理因素、环境因素、心理因素三方面的综合结果。
一、生理要素
① 遗传因素
② 神经环路在情绪压力下，发生病态可塑变化
2013年，胡海岚（浙江大学神经科学中心教授，致力于研究情绪疾病的致病机理）团队在《科学》杂志发表论文，首次发现抑郁症的发生和大脑内的βCaMKII蛋白激酶分子密切相关。βCaMKII蛋白激酶分子是调节神经活动的重要蛋白，当它在大脑中负责传递奖赏信息的核心区域-缰核中表达水平过高时，会导致快感缺失与行为绝望，这也是抑郁症的核心症状。
以前流行的观点认为抑郁症与脑内神经递质（神经细胞分泌的化学物质）“愉悦因子”5-羟色胺和“驱动因子”多巴胺水平的降低有关，因为发现临床抗抑郁药物能够提高这两种物质的脑内浓度。但是现有的抗抑郁药物治疗虽然很快能将这些因子恢复到正常水平，但患者的情绪很可能要在几周以后才发生改善，因此生化水平的改变可能并非抑郁的直接致病因素。
现在比较获得认可的“神经环路可塑性学说”认为，大脑中和奖赏相关的神经环路在情绪压力下发生病态的可塑性变化，导致抑郁患者动机缺乏、快感缺失等表现。
③ 抑郁的首发年龄青年化
在第8次全国心理卫生学术大会上，北京安定医院副院长王刚透露，中国抑郁症的平均发病年龄已低至30岁左右。多项大数据调查研究表明青年人抑郁症发病率更高。
二、环境要素
① 人均GDP的增长
根据全世界范围的大样本研究，抑郁症和其他各类型的精神疾病的发病率随着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程度（以人均GDP计）的增加而增加，这二者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性(Kessler et al., 2007)。
从2000年到2020年，中国的人均GDP已经从3000美元左右增长到10000美元左右，中国人所感知的压力已今非昔比。
澳大利亚研究人员调查了1188名40岁出头的受试者的工作条件及其健康状况，研究发现，有近1/4的被调查者表示工作很紧张，近1/4的人表示缺乏对工作稳定性的预期，经理人和专业人员由于惧怕失业而产生抑郁症或引起健康问题的可能性是普通人的3倍。
但是，科学家对现存原始人的研究，比如巴拉圭原始居民阿契人(Ache)和非洲南部喀拉哈里沙漠的昆人(Kung)，即使这些人的生活环境被认为与我们的原始祖先十分相似，但是都发现了抑郁症状。因此，“经济社会发展导致抑郁”这一解释依据仍然不足。
② 离婚群体
一般认为，婚姻家庭变故是引发抑郁症的高风险因素。研究数据表明，离异人群的患抑郁症风险是单身人群的3倍左右。
③ 受教育年限低
受教育年限较高的人比受教育年限较低的人更远离抑郁症，这种差异在中老年人群中表现的更明显(Bjelland etal., 2008)。
④ 收入水平
最低收入人群和低收入者相比于其他群体患抑郁的风险更高，而中产或接近中产者（低于中产水平）跟更富有的人具有相同的低水平风险。(Akhtar-Danesh &Landeen, 2007)
⑤ 社会性微笑
曾有研究发现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文化心理差异，如一群人中只有1个人面带微笑，中国人倾向于认为面带微笑的人只是表面在笑，但骨子里不高兴；西方人则倾向于认为他就是快乐的。
西方人认为个人的情绪表达是独立于别人的，而中国人则会觉得，个人情绪反应要和环境相适应。中国人的“事事隐忍”、“极尽周全”、“表面和气”等等让西方人捉摸不透的功夫，既可能是传统中华文化的精华，也可能是中国人“死要面子活受罪”，成为中国人“抑郁”的温床。（彭凯平, 2003；王登峰, 2001）
⑥ 对抑郁的消极态度
2012年，世界精神病学协会在中国访谈了将近13000人(年龄介于26~45岁间)，调查结果显示，超过45%的人表示即便他们患了抑郁症，也会选择不接受治疗；愿意接受治疗的人中，只有18%的人会选择专业的精神科。人们耻于被精神科医生诊断为抑郁症。
但是，同期医药市场监测显示治疗抑郁症药物的销售额却逐年攀升，2012年，该类药物销售额达到30亿元人民币，较2011年增加了22.6%。
三、心理因素
① 自动负性思维
负性自动思维是情绪障碍的主要原因，通过认知治疗的理论和实践，能有效治疗抑郁症等情绪障碍。主要表现为他们抱有一种不现实的观念，就是他们必须成为什么或必须完成什么才行，否则就是失败，甚至不配做人。(Aaron Beck，1973，1987)
自动负性思维带来一个最为严重的后果就是他们不仅感受不到快乐，而且难以想象任何能让他们快乐的事件。曾有研究者指出，抑郁症患者主要症状并非极端的悲伤，而是快乐的缺乏。
有研究表明抑郁组和非抑郁组对悲伤和恐怖电影的反映差不多；但是抑郁组观看喜剧电影时报告的快乐相对较少，甚至在观看喜剧时报告轻微悲伤感。(Rottenberg, Kasch, Gross, ＆Gotlib, 2002)
有研究要求抑郁组和非抑郁组女性对12个愉快的词和12个不愉快的词与她们自身状态的符合程度进行评定，抑郁组评定愉快的词与自身符合程度更低，不愉快的词与自身符合程度更高；评定之后又要求她们回忆这24个词（事先没有说），抑郁组更少回忆起愉快的词，两组被试回忆不愉快的词没有显著差异(Sloan, Strauss, &Wisner, 2001)。
② 消极的归因方式
一般来说，人们会认为他们的成功是运气、能力、努力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每种因素的权重可能有很大不同；但是，人们对失败的解释一般具有跨情境和跨时间的一致性。
抑郁的人更多使用最消极的归因，常常将自己失败归因于能力（如“我很笨”），而非努力程度不够，这表明他们认为自己失败的原因是自身难以改变的（时间上的一致性）、全面的（跨情境的一致性）。
写在最后
抑郁是不是一条黑狗不知道，但是抑郁形成、发展确实与我们生长的先天与后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论是遗传还是环境因素，他们扭成一股绳，都共同作用大脑，重塑大脑，使大脑功能失调而引起抑郁表现。
就像长期用眼劳累引起近视一样，抑郁的发生可以是易感个体生活在长期环境压力状态下、从而心理免疫系统失去保卫能力处于节能模式，而导致大脑“生病”的结果。
抑郁确实是一个不太好，也不好受的状态。不是每个人都能如鸡汤文所言，有能量积极与之相处，并从中获得成长，且没有人能够获得抑郁的终身免疫。
日常的生活事件就像细菌与病毒，时不时挑战我们的心理免疫系统，待到我们burnout，就易入侵成功。从这个层面来说，增强自身心理韧性，保持应对方式的灵活性，即使觉察自身的情绪状态，是很有必要的。
了解抑郁，并不是为了增加我们的恐惧。只有内心愿意直视它，才能最后离开它。
以上。